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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1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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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集》。

这些,都是小书,每本十万字以上。其内容,包括几个大题目:耕堂散文,芸斋小说,芸斋琐谈,乡里旧闻,耕堂读书记,芸斋短简。也都是单薄小文,零碎文章。

从文风和内容上看,与我过去写的东西,都有所区别。这是无足奇怪的,我现在写不出以前那样的小说,正如以前写不出现在的文章一样。此关天意,非涉人事。

我的一生,是最没有远见和计划的。浑浑噩噩,听天由命而生存。自幼胸无大志,读书写作,不过为了谋求衣食。后来竟怀笔从戎,奔走争战之地;本来乡土观念很重,却一别数十载,且年老不归;生长农家,与牛马羊犬、高粱麦豆为伴侣,现在却身处大都市,日接繁嚣,无处躲避;本厌官场应酬,目前却不得不天天与那些闲散官儿,文艺官儿,过路官儿,交接揖让,听其言词,观其举止。本来以文艺为人生进步而作,现在翻开一本小说,打开一本杂志,就是女人衣服脱了又脱,乳房揣了又揣,身子贴了又贴,浪话讲了又讲。

如果这个还能叫作文艺,那么倚门卖俏、站街拉客之流,岂非都成了作者?

人在青年,是不会想到晚年的,所见的是客观存在,谁也不能否认和掩饰。

有些感受,不能不反映到我近年的作品和议论之中。我极力协调这些感受,使它不致流于偏激。有人说,某人整天坐在家里骂人,太无聊了。无聊有之,骂人之心,确实没有。

既不坐在家里骂人,也不跑到街上捧人。取眼之所见、身之所经为题材;以类型或典型之法去编写;以助人反思,教育后代为目的;以反映真象,汰除恩怨为箴铭。如此行文,尚能招怨,则非文章之过,乃世无是非之过也。

在文字工作上,也不是没有过错的。在进城初期所写的小说中,有的人名、地名,用得轻率,致使后来,追悔莫及。

近期所写小说,虽对以上两点,有所警惕,在取材上,又犯有不能消化的毛病。使得有些情节,容易被人指责。这都是经验不足,考虑不周,有时是偷懒取便所致。文字一事,虚实之间,千变万化,有时甚至是阴错阳差,神遣鬼使。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我起书名,都是偶然想到,就字面着眼,别无他意。“无为”二字,与“无为而治”一词无关,与政治无关。无为就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的意思。这是想到自己老了,既没有多少话好说,也没有多少事好写的,一种哀叹之词。也可以解释为,对自己一生没有成就的自责。也可以解释为,对余年的一种鞭策。总之,不是那么悲观,有些乐观的意思在内。

任我怎样不行,为书起个花哨俏丽的名儿,多想想,还是可以做到的。那样征订数就可以多一些。但我不愿那样做,这也是因为我老了,要说心里话,不愿再在头上插一朵鲜花,惹人发笑了。

1988年1月1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孙犁文集〉续编》序

文集续编共三册。收入《远道集》、《尺泽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六集文章。此外尚有近年陆续发见之抗日时期及土改期间旧作,以及文集前编所未能收录者,各若干篇。约共一百万字。

经此次编辑,近作得各归部类,旧作能略存足迹。总体观之,少作不论,晚年文字,已如远山之爱,既非眼前琼林,更乏步下芳草。非时下之所好尚也。

负责审阅者,多数同志,文集前编即相助,可谓贯彻始终,帮忙到底。

文集前编于一九八二年出版以来,数年前即已售罄,是知海内,尚有读者。今衰老日甚,年月迫促。百花热情出版此书,我也乐观其成,并认为是老年赏心乐事之一端。

然十年之中,文集前编同人,已先后逝去林呐、曾秀苍、邹明三位同志。他们不只是文集出版的倡议者,而且也都是我的知己友人。音容已渺,情谊犹存。抚卷怆然,有感今昔。

念人事之无常,叹文章之何有?悼侪辈于生前,垂空文于身后。是亦可哀伤,而无可奈何者也。要之,积习难改,别无所能,一息尚存,仍当有作,不敢有负于读者。

1991年8月21日晨记——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韩映山《紫苇集》小引

最近,因为学习李贺的诗,也读了杜牧写的序言。我的古文底子很差,反复诵习这篇序,才好像有所领会:古人对于为别人写序,是看得很重的,是非常负责的。杜牧谦让再三,但还是写了。他的序文,对李贺来说,我以为是最确切不过的评价。他用了很长的排偶句子,歌颂了李诗的优长之处,但也指出了他的缺点不足,这篇序文写得极有情致,极有分寸。

我正俯在桌子上读着杜牧的序文,就收到了映山寄来的一包稿子。附着一封信说:他要把自己过去写的短篇,编选成一个集子出版,要我写一篇序。这真是我意想不到也愧不敢当的事。

但因为这是映山的作品,我终于答应试一试。

我和映山,是一九五二年冬季,在保定远千里同志处认识的。那时他是一个农村青年,在保定一中读书。后来,他经常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投稿。一直到现在,我们之间的文字交往并没有断绝。

这些年,在我交往的人们中间,有的是生死异途,有的是变幻百端的。在林彪和“四人帮”等政治骗子影响下,即使文艺界,也不断出现以文艺为趋附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实际上,这已经远劣于市道之交。映山很看不惯这种现象,他热爱农民的质朴,又回到他的家乡——白洋淀附近去了。我是非常赞赏他这种决断的做法的。

映山是很诚实和正直的。一次,我对他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暗于知人,临事寡断。”映山坦直地说:

“是这样,你有这种缺点。”如果我对别人也说这种话,所得的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后者的情况,就往往大不相同。

艺术与道德并存。任何时候,正直与诚实都是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谎言能代替艺术,人类就真的不需要艺术了。

映山无疑具备这种素质,应该发扬这种素质。他热爱农村和农民,这是可供文学才力驰骋的广阔天地。映山的作品,有他的特长,这是读过他的作品的人,都会感觉到的。广大的读者,是艺术质量最公平可靠的裁判者,他们不以势利衡文,也不以风向转舵。

凡是为广大群众承认的作家,都是因为他们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生活,与群众思想感情之间,建立了牢固、宽广而通畅的桥梁。作家的任务是经常地毫不懈怠地通向群众的心灵深处,长期地无条件地生活在群众中间。

作家不能满足于取得的成绩,不能满足于自己的长处。应该时时刻刻向远大的目标看,艰苦卓绝地沿着伟大的征途前进。不然,他们取得的长处,就会变为短处,而为从四面八方飞来的灰尘所蒙蔽,或为各种可能遇到的风浪所淹没。

映山是很勤奋的。他不断有新的成就,他的视野越来越广大,他的驾驭题材的手段,也越来越加强。近几年来,他除去在农村生活,还在大工厂生活,这对于他的创作前景,都会增加绚丽而有力的色彩。

1978年1月23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方纪散文集序

轻易不得见面的曾秀苍同志,今天早晨带了一包东西,到我这里来,说:

“方纪同志委托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样送给你,请你给他写篇序。”

我当即回答:

“请你回去告诉方纪同志,我很愿意做这件工作,并且很快就可以写出来,请他放心。”

我这种义不容辞的慷慨态度,对熟悉我的疏懒性格的人来说,简直有些突如其来,一反常态了。

我要说明其中原委,共有三点。

一、我和方纪同志,是“同时代的人”。他曾经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题目就是这几个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风貌,以区别于历史长河的其他时期。每一个时代的人,也有他们特殊的经历,知识分子的特色,尤其显著。我们所经历的时代,并非自诩,我以为是很不平凡的。我们经历了中国革命进展的重大阶段。我们把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我们的共同之点还有,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

二、我和方纪同志,可以说是老朋友了。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并不认识他。一九四六年冬天,他从热河到冀中,在河间的一个小村庄,我见到了他。他是从热河赶着一匹小毛驴来的,风尘仆仆,在一家农舍,他的多情的爱人黄人晓同志,正烧水为他洗脚。此后,我们在《冀中导报》,土改运动中,以及进城后在《天津日报》,都生活工作在一起。

三、现在我们都老了,他的健康情况,尤其不好。一九六六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见到他,最近在两次集会上,我见到了他,搀扶了他,看到他那样吃力地走路、签名,我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心里想,方是多么精明强干的人,多么热情奔放的人,他有很大的抱负,他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现在竟被摧残成了这个状态!当然,我的状态,也不会在他心灵中,引起完全是欣慰的感觉。

我和方在青年时期,即解放战争时期,经常一同骑着自行车,在冀中平原,即我们的故乡,红高粱夹峙的大道上,竞相驰骋。在他的老家,吃过他母亲为我们做的束鹿县特有的豆豉捞面。在驻地农村的黄昏,豆棚瓜架下,他操胡琴,我唱京戏。同到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开会,夜晚,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迷恋地去听一位唐姓女演员的地方戏曲。天津解放之前,我同方先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条炕上,抵足而眠,将近一个月。进城时,因为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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