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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前，我同方先到美丽的小镇胜芳，在一家临河小院，一条炕上，抵足而眠，将近一个月。进城时，因为我们的自由主义，离开了大队，几乎遭到国民党散兵的冷枪。
这些情景，都一去不返了，难得再遇。就是那些因为工作或因为生活而发生的争吵，恐怕也难得再有，值得怀念。即使还有机会争吵，我身旁也没有了兼顾情义的老伴，听不到她的劝诫了。
我和方，性格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我看到了他的优点，也看到了他的一些缺点。他对我也是这样。在我们共事期间，常常有争吵，甚至面红耳赤，口出不逊，拍案而起。但事过以后，还是朋友。我死去的爱人，当时曾对他和我说：“你们就像兄弟一样。”她是农民，她的见解是质朴可信的。
方的才气很大，也外露。他的文章，不拘一格，文无定法，有时甚至文无定见。他常常是党之所需，时之所尚，意之所适，情之所钟，就执笔为文，洋洋洒洒。
他的胆量也大，别人不敢说的，他有时冲口而出，别人不敢表现的，他有时抢先写成作品。这样，就有几次站在危险深渊的边缘，幸而没有跌下去。
他的兴趣，方面很广，他好做事，不甘寂寞。大量的行政交际工作，帮助他了解人生现实，在某些方面，也影响了他的艺术进展和锤炼。
文如其人，对方来说，尤其明显。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他的文字流畅而美丽，给人以淙淙流水的音响。
时至今日，对于我们这一代老同志，一切客套，我想都不必说了。我珍惜我们之间的友情，也珍惜方的文字。一九六六年以前，我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告诉了方。他反其意，吟成四句诗，第三句是“为了革命故”，第四句是什么也可以不管。原话我忘记了。他从南方旅行回来，送给我一个竹笔筒，就把他这四句诗，刻在上面，算是对我的激励。这个笔筒，后来被抄走，诗当然成为一条罪状。他寄怀我的其他诗文，也被家人送进了火炉，笔筒不知流落在何家的案头。
党和人民，都在认真总结我们时代的惨痛的经验教训。我们也在总结自己的成败得失。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方的文章，是可以传世的。
方很顽强，也很乐观，他一定能战胜疾病，很快恢复健康。
1979年2月9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阿凤散文集序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的部队正围攻天津，新闻战线的同志们，暂时集中在胜芳，筹备进城后的报纸工作。我们准备了第一期副刊稿，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工厂文艺》。
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经验很少，所以在那篇文章里，也只是提出了一般的要求。但是，进城以后，在我们的副刊版面上，很快就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连续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散文和短篇小说，在全国发生了影响。
这批工人作者中间，就有阿凤同志，他主要是写散文的。
他是铁路工人，他的散文，内容细腻而真实，文字准确而流畅，在工人作者中间，他并不是才华洋溢的，但在文章组织和文字修养方面，他好像经过正规的训练。他产量也多，一时成为全国闻名的工人作家。
一九五七年以后，与他同时崭露头角的几位工人作者，都因为政治上遭到的坎坷，一蹶不振，报刊上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名字，都到外省外地，去经受严重考验。
阿凤并没有遭遇大的不幸。他的作品逐渐减少了，在艺术上也有些停滞。阿凤的为人，是谨小慎微的，与世无争的。
文艺界的风浪起伏以及同伴们的跌坠伤残，使他的写作更加严谨小心起来，与他的为人极端相称。他的作品，主要是歌颂，但并不是声嘶力竭的，其中也不包含狂言和诳言。他的作品，几乎没有暴露，即使对现实有所批评，也是轻描淡写的一提而过。他的作品，不着先鞭，不触时忌。他也不去接触特别奇特或特别重大的题材，他所叙述的常常是一个普通工人或是普通的工人家庭，在某一种政治号召下的，合情合理的自然反映。
就是这样工人出身，兢兢业业的作者，在林彪、“四人帮”当权时，也遭到白眼和歧视。显然，以角、刺、年龄、性别等条件来衡量，作为他们的文艺打手，阿凤是不能入选的。
阿凤所唱的，可以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太平歌词。他的作品，并不是我们这一时代的尖端作品，也不是这一时代的天才作品。但它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方面的真实纪录，或者说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他本身的经历，对他周围的生活的左规右矩的画图。他在艺术上是孜孜不倦的，认真努力，持之以恒的。日积月累，才有了今天的收获，进入艺术的殿堂。
我和阿凤，文字之交已经有三十年了。对于他的为人，对于他的作品，我都是很喜欢的。我认为，在我们的队伍行进之时，方向目标一致，脚步的轻重，步伐的大小，是可以有些差异的。这样才能听出时代的真正合奏。而虚伪和矫饰，无论在生活方面或是在艺术方面，都是不足取的，可耻的。读着阿凤的作品，感到朴素自然，他的作文可以说是“思无邪”的。
很长时间，阿凤成为天津老一代工人作者仅存的硕果，鲁殿灵光。每当我看到他的名字或他的作品，就百感交集。他是我们那个副刊的小小版面上，一时群星灿烂后残存的一颗寂寥的星；他是我们当时苦心经营组织起来的，那一支并不很小的作者队伍，兵折将损后，荷戟彷徨的一员“福将”；他是五十年代，在这一苗圃里生根成长起来，未遭砍伐的一棵老树。
很长时间，我不自量力，想总结一下我们办刊物、培养和组织新的作者，成功或失败的，回忆起来愉快或沉重的经验教训。结果，都力不从心地放下了。只是在去年整理的一篇《编辑笔记》中，简单地谈到两个工人作者，其中第一个就是指的阿凤。读者不嫌麻烦，是可以找来参考的。
1979年3月20日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九 耕堂序跋 克明《荷灯记》序
克明同志很谦虚，最近给我来信，要我为他的短篇小说集写篇序。这是不好推托的。
因为也是老朋友了。我现在年老力衰，很愿意为故交们做些引导、打杂、清扫道路的工作，使热心的游览者，得以顺利地畅快地进入他们精心创造的园林之中。
我和克明认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我在河间一带工作的时候。真正熟起来，是在土地改革期间，我在饶阳大官亭工作的时候。
大官亭有个规模不小的完全小学。我每天晚上，都要在那间大课室里，召集贫农团开会。散会的时候，常常是满天星斗。有时是鸡叫头遍了。
学校的老师们，和我关系都很好。每逢集日，他们是要改善生活的，校长总是邀请我去参加，并请一位青年女老师端给我一碗非常丰盛的菜肴。我那些年的衣食。老实讲有些近于乞讨，所以每请必到。
吃饱了，就和老师们文化娱乐一番，我那时很好唱京戏。
在这种场合，常常遇到克明。他那时穿着军装，脸上总是充满笑容，很容易使人亲近。那时他已经常常在《冀中导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了。
进城以后，克明常来看望我。我病了，他从北京给我买了一大瓶中药丸。三年困难期间，他同小秀（就是上面提到的青年女老师）给我送来一包点心，这包点心也不过一斤重，不知为什么，竟触动我心底的情感，写了一首旧诗。这首旧诗，几年后，我把它投入了火炉，内容也完全忘记了。
克明的文章，很多是写儿童生活的，明快流利，主题鲜明乐观，和他那总是笑咪咪的模样相仿。他在政治和生活的道路上，是屡屡跌跤。土改期间，以莫须有的问题受到审查；
事情过后，又被错划为“右派”。背着这个黑锅，经过一九六六年以来的运动，其遭遇的艰辛，是可以想象的。他被下放到郊区，自己筑土、伐木，打坯盖房，携家带口，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
克明有股牛劲，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写作，计划还满不小。他和村中青年合写的小说初稿，我是看到过的。
现在，他也接近老年了，就是那位小秀，她的最小的女儿，也比她在大官亭教书时大多了。时光的流逝，确实是很快的。
受到克明的委托，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来写这篇所谓序。半夜醒来，反复措辞，难得要领。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的。而克明要求我，写一篇“教训的序言”。什么是我们的教训呢，我想到两点：
一、对于现实，对于生活，我们的态度，应该是看得真切一些，看得深入一些。没有看到的，我们不要去写，还没有看真看透的东西，暂时也不要去写，而先去深入生活。我们表现生活，反映现实，要衡之以天理，平之以天良。就是说要合乎客观的实际，而出之以艺术家的真诚。这样，我们写成作品以后，除去艺术加工，就不要去轻易作内容方面的改动了。遇到不正确的批评时，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不畏一人之言，甚至可以不畏由一人之言引起的“群言”。现在，有的作品印成出书，还不断随时改易，随势改易，甚至随事随人改易，像修订政策法令一样，这是不足为训的。
二、我们要对文学艺术的基础理论，进行必要的补课。缺多少补多少。在战争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些作者，我同克明都在内，得生活的教育多，受书本的教育少。遇到那些文痞们的棍棒主义文艺学说，不一定是慑于他们的权势，倒常常是为他们那些似是而非的、“左”得出奇的理论所迷惑，失去自己的主张，有时会迁就那些明明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