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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无耐心耐力，没有养成记日记的良好习惯，甚以为憾事。自从读了鲁迅日记以后，对日记发生了兴趣，先后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小本的尚有《郭天锡手书日记》，都穆《使西日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潘祖荫《秦輶日记》，董康《东游日记》，赵君举《三愿堂日记》，汪悔翁《乙丙日记》，《寒云日记》等。最后一种，为袁世凯之二公子袁克文所作，阅后已赠送他人。
日记，如只是给自己看，只是作为家乘，当然就不能饱后人的眼福。如果为了发表，视若著作，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原来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这实在是这一形式本身的一大矛盾。
六十年代初期，我曾向各地古旧书店，函购书籍，索阅书目，购买日记的人很少，所以容易得到。当然，如果细心钩稽，还可以得到一些有用材料。但我只是浏览，所获仅仅如上。
1980年4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四）
清代文献（一）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陈垣钞出，前有民国二十三年王重民所写叙例，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线装二册。
办理四库全书，动议于乾隆三十七年，当时标榜的是“稽古右文，聿资治理”。要求各地“及时采集，汇送京师”，首先购觅书籍的条件是：“历代流传旧书”。
紧接着，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
但是，圣旨传下去以后，将近一年的工夫，“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申饬的口气还缓和，但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要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钞本，一一汇收备采”。
第一次传下圣旨，居然没有一人应声，你以为那些督抚州县，竟敢这样玩忽法令吗？自然也不是他们能沉得住气。他们已经手忙脚乱，动起脑子来了。这对各级地方官来说，是一次硬任务，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大的压力。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一沾文字、书籍上的事，他们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们明白，这是扰民的勾当，也休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只求无过好了。
先不要走在前头，那没有什么好处。看看别人怎么办，再说。
但是管理文化方面的官员，沉不住气，于是安徽学政朱筠，先报了一批书。
皇帝指出，也要“无关政要”的近代著作。对他老家奉天，却特别通融，说那里“风俗淳朴，本少著述”，不必再行访购，以致徒滋纷扰。
乾隆三十八年，根据朱筠的条奏，拟定了采访遗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并奉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
《永乐大典》藏在皇宫，即使缺失一些，可从一些名人家借补。民间的书，还是上来得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经解、论学、诗文私集数种。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必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此必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于干碍，预存宁略勿滥之见。
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一番话，不只有些提倡百家争鸣的气派，而且有点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点了。但紧接着就说，如果你们再不紧办，“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处，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再一次点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并“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命令两江总督，江苏、浙江巡抚，向各书贾客书船，探索各大藏书家书籍流落何方。并称淮扬系东南都会，商人中颇有购觅古书善本者，而马姓家蓄书最富，派盐政李质颖查办。
已经接近勒索了。在这种官府追逼威胁下，江南藏书家恐怖起来。四月，鲍士恭愿以家藏书一千九百余种，上充秘府。
奉上谕，进到之书，缮写后，发回原书。并命总裁，先编出一部荟要本，放在摛藻堂，供皇帝观览。
藏书家害怕，天一阁后人范懋柱等具呈，请“抒诚愿献”。奉上谕，“朕岂肯为之”。
七月，奉旨，调取各地学者邵晋涵、周永年、余集、戴震、杨昌霖来京，同司校勘。并封官许愿。
八月，嘉奖纪昀、陆锡熊，“二人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均恩授翰林院侍读。”此为纪昀在这一工作中，崭露头角之始。
九月，调任一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学者，如翁方纲、刘亨地、徐步云在四库全书处工作，免其处分。
十月，责成校对工作。四库全书，每日可得四十余万字，设有分校官三十二员。日后，拟添派复校官十六员。
插曲：各地“捐献”书籍，正在热闹。有个山西人，名叫戎英，到四库全书处具呈献纳自己的作品：万年配天策一本及天人平西策一本。遂即成为犯人，原审讯人判他“因事生风，妄希耸听”，拟把他遣发乌噜苏木齐种地。奉旨，“将该犯家内，逐一严查”。这简直是自投罗网了。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奉上谕：“各省进到书籍，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况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
以后办理四库全书的重点，就转移到审查和销毁违碍之书上去了。
清代办理四库全书，今日平心论之，有功有过，应该说是功大于过。这一措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认真整理，其中包括政治上的清理。它对中国文化，当然是一次严重的创伤，但并不是毁灭，并非存心搞愚民政策。它主要还是要保存、整理、传播文化。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全部横扫。它的整理工作，是经过周密计划，周密组织，投放的人力很大，持续的时间很长，督课甚严，赏罚甚明。它用的人员大都是有真才实学的，当时孚众望的，并由许多大员统领之。对于编辑、审查、校对、印刷、装订，都很考究，积累很多宝贵经验。武英殿袖珍版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外印刷史上，都大放光辉。
即就销毁而言，在书籍中究系少数，并有抽毁、全毁之别。此外，销毁的根据，是违碍，是诋毁本朝。这种定罪法，还是有局限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这方面的书籍，也是有限度的。并非提出海阔天空的口号，随意罗织任何书籍者可比。所用的是行政办法，审阅者为学者，当然他们承天子之意旨，但也是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才定去取。并非发动无知无识者，造成疯狂心理，群起堆书而拉杂烧毁之。
尝思书籍之危，还不在历史上的焚书禁书，以及水、火、兵、虫之灾。因为书是禁不住焚不完的，可收一时之效，过后被焚被禁的都会再出现。清朝禁书那么多，真正绝灭的很少。最危险的，是像林彪、“四人帮”所为，以“革命”为旗号，利用军事政治威力，迫使群众以无知为荣，与文化为敌。
当然这种做法，也只能是收效一时，人民总是需要文化的，能够觉悟的。
历史文化，为民族之精英、智慧的源泉。封建统治者，狃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学说，错以为人民越愚昧，越好驱使，越能战斗，进而迷信愚民政策，妄图毁灭历史文化，以延长其个人统治。把人民赶进黑暗的闸门，把学者挤到万丈的深渊，如此做法，其结果是毁灭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是毁灭民族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因为文化长期落后，锁国政策破灭，一旦接触外界进步文化，就不能抵御，就迷信崇拜，不能与之较量、战斗。雍、乾两朝大兴文字之狱，快一时之意，其实已使国家元气大伤，统治能力，也迅速走向下坡路，几代以后，即不能存其国家。然在当时，这两位皇帝还被誉为英明之主，这真是天知道了。
1980年5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五）
清代文献（二）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那篇文章中，称赞了过去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由于他的启发，我也买到了一部，共九册。六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参观了一次关于曹雪芹的展览，会上也陈列了这部书以表明当时文禁之严。但是，我仔细观察，它所陈列的，只是第九册，虽然也叠放了九本。因此想到，这部书已经不容易得到了，所以视为珍秘。
在十年动乱中，此书也被抄去，我当时想，这个书名，恐怕有些犯禁吧，是否要追问：你为什么买这种书？其实，这是我神经过敏，想得太多了，它终于没有丢失。
它这次回到家来，因为我也有了一番亲身经历，就不太重视它，过去大部都读过了。回想一下，其中虽也有几件大案，够得上“文字之狱”，但大多数却是小题大作。作文字的人，虽也充军杀头，妻子为奴，但那些文字，实在谈不上是什么著作。有的人，原来还是一番好意，想讨皇帝喜欢，得到一些名利的。他兴兴冲冲把文字呈上去以后，不知触犯了皇帝的哪条神经，龙心没有大悦，反而大怒。因此就把脑袋掉了，实在是“无意中得之的”。并且，也总是连累很多人，拖很长时间，案牍往返，天下不宁。如果当时这位作者，明达冷静一些，不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