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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如果当时这位作者，明达冷静一些，不财迷心窍，天下原可以平安无事的。
例如雍正初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当时皇帝看得很重，此书抄获以后，御笔在书的首页批注：
悖谬犯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汪景祺的结局是：
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之人为奴。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著革职，发遣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见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令伊本籍地方官约束，不许出境。
《西征随笔》这本书，故宫博物院先在《掌故丛编》连载，页码独自起讫，以备读者将来折出自订成书。还附有许宝蘅写的一篇前言，不过是告诫后人：“君子其亦知所鉴乎！”后来又出了单行本。我在旧书店得到一本，不知出自谁家，好像长期掷放在厨房里，烟薰火燎，灰尘藏于书内，我在修整时，为细尘所染，不适者数日，曾书于书皮志戒。
看过以后，是一本很无聊的小书。作者并非文人，只是一个破落子弟，性情狂放，行为卑劣，自己洋洋得意，形之文字，实际上有很多不通的地方。此人被皇帝定为大逆，是说他讥讪圣祖。实际上他只是道听途说，而且也谈不上是什么严重的讥讪。如果当时他只是写来自己看看，放在书包里，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糟糕的是他把这本书，送给了大将军年羹尧，是从年的家中查抄出来，其中有大拍年羹尧马屁的信、文章、诗词。
皇帝正要定年羹尧的罪，得到了这样一本书，就成为一个突破口，成了年羹尧“大逆五罪”的一条，叫做“见知不举”。
送给别人一本书，人家大概也没有看，促成了大案，死亡两家，对人对己，都可以说是大不方便吧！
年羹尧原是雍邸旧人，是清世宗的心腹、走狗。在雍正初年，皇帝忙于兄弟间的斗争，西南一带也不平稳，年羹尧的官职，急遽上升，一直到“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
在这一期间，红极一时的年羹尧，确如汪景祺所颂扬的：
“阁下以翼为明听之才，当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掌故丛编》后来改名为《文献丛编》，在第一辑，刊有《年羹尧奏折》一束，第一折为奏谢貂皮褂等物，折后附有雍正皇帝朱谕：
实尚未酬尔之心劳历忠四字也！我君臣分中，不必言此些小。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惟将互相……勉，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在这一束奏折里，主要是答谢皇帝的“宠颁”。其中有鹿尾、袍褂、茶叶、西洋规矩、东珠、珐琅双眼翎、鸟枪、平安丸、天王补心丹、自鸣表等贵重物品，可见君臣之间，不只推心置腹，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了。
及至几个兄弟先后被迫害致死，西南一带也稳定下来，他对年羹尧的态度，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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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九十二大罪，又分别归纳为：大逆之罪；欺罔之罪；僭越之罪；狂悖之罪；专擅之罪；贪黩之罪；侵蚀之罪；忌刻之罪。实际上有很多罪名，是强拉硬扯，随便上纲的。此案牵连的人很多，汪景祺并非知名人士，只是因为他这本书，才引起人们注意。
《文献丛编》还刊载了允禩、允禟案。此案为清世宗剪除政治对手，颇为严重。允禩、允禟，均系世宗兄弟。这一辑有牵连人犯穆景远（西洋人）、奏道然（礼科给事中）、何图（允禟亲信）、张瞎子等人的口供单。
第二辑刊有雍正四年四月上谕：“允禟交与都统楚仲侍卫胡什里，驰驿从西安一路来京。”五月又命侍卫纳苏图至保定，传谕直抚李绂，令将允禟留住保定。李绂接此任务后，先后秦折九件，皆关允禟在保之事。
李绂身为封疆重臣，他接受的是一种非常严重，并非常不好掌握，不好处理的任务。如果不明皇帝内心本意，措置失当，或轻或重，均可招来杀身灭门之祸。好在李绂老奸巨滑，又深知雍正用心，没有大错，但也可从奏折中看出，他已经战战兢兢，神经紧张到几乎要失常之态。第一折奏报：
臣随飞檄密饬由陕至京沿途直隶州县各官，如遇允禟入境，即差员役密送至保，仍先行报臣等因去后。现在于臣衙门前，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前门坚固。至允禟至日，立即送入居住，前门加封。另设转桶，传进饮食。四面另有小房，派同知二员、守备二员，各带兵役，轮班密守。再允禟系有大罪之人，一切饮食日用，俱照罪人之例，给与养瞻。
纳苏图回到雍正那里，说李绂有“便宜行事”的意思，李绂声称：
至于便宜行事，臣并无此语。原谓饮食日用，待以罪人之例，俱出臣等执法，非由上意耳。非敢谓别有揣摩，臣复折内，亦并无此意也。
读者注意：“便宜行事”四字，关系甚大。所以李绂赶紧声明。允禟至保定后，李绂对他的四名家人，采取了一些“想当然”的措施，稍为严了一些，雍正在他的第四件奏折后批道：
此必是楚宗（仲？）的疯主意，李绂你乃大儒封疆重臣，岂可听彼乱为，不自立主见，此事大错了。
第五折，李绂奏报允禟晕死后苏，这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雍正皇帝在折上作了很多批注：
今日仍是此旨，便宜行事，则朕假手于大臣，如何使得？
又恐李绂失于右倾，乃批：
正为此恐非过则不及也！
又批：
即此朕意尚未定，尔乃大臣，何必悬揣？
又批：
凡有形迹、有意之举，万万使不得。但严待听其自为，朕自有道理，至嘱至嘱！
奉到如此明确的谕旨后，李绂自然心领神会。谕旨的妙处在于：不留形迹，严待听其自为。不久，允禟就拉起痢来，不再进小屋，只是在门口躺卧。也不再到转桶那里去取饭食，很快就“病故”了。李绂上报，奉朱批：
好好殡殓，移于体统些房舍。
像李绂这样的大官，所用幕宾，都是高手。密议后所拟奏折，处处小心试探，自己留有余地，得到朱批根据后，再采取相应行动。所以如此敏感性的事件，他居然做得称旨，后来得到好处。据《永宪录》，那位都统楚仲，过了几年竟得罪咎。雍正说，叫他去“带领”允禟，他竟“用三条链锁拿允禟”，并错传李绂要“便宜行事”。其实，楚仲何尝不也是一番用心，想得到皇帝欢心，但他究竟是一个粗人，做事留有痕迹。终于下场不佳。
以上这些出版物，所载虽系零碎档案材料，但究系确凿有据的历史。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古人有此经验，所以劝人读史读经，两相结合。这是很有道理的。
1980年6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十一 耕堂读书记 耕堂读书记（六）
买《太平广记》记
我第一次买得的《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短缺两册，用两本《人海记》充衬着。
书是从天津劝业场二楼藻玉堂买的，当时的掌柜，是滦县一带口音，他诚实地告诉了我这个情况，并说：“闲看去吧，不好补。”——
A收入本书中的《耕堂读书记》（六）、（七）、（八）、（九），在《〈孙犁文集〉续编三》中原为（一）、（二）、（三）、（四）。其中《买〈太平广记〉记》为本书编者辑入。——编者注
回到家来，把书装订整理了一下，也没有仔细读，就放起来。“文革”以后，所抄书籍发还，我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同志。这部书，我买时价钱五元。
对于这部声名显赫的书，我有了这部残缺的石印本，还是不甘心，后来又在天津古籍书店和平路门市部，即过去的泰康商场楼下，买了一部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木夹，共八套，六十四册。书是山东开雕的，字体倒也清整，只是纸张不好，是一种很薄的黄色土纸，就像乡下用的烧纸。前两册，还有些圈点、批注，是原阅书人做的，弄得纸面很不干净。书籍发还以后，这部书送给了李克明同志。其实这些同志，并没有版本之好，对于这些古董玩意儿，一定不会喜好的。这部书，我买时，价钱十八元。
这种小木板的《太平广记》，我还见过广东的一种刻本，虽系白纸，但字体漫漶过甚，还不及此本清晰。
买书的欲望，和其他欲望一样，总是逐步升级，得陇望蜀。我又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旧书店觅购明刊影印本的《太平广记》。不久，书籍寄来，共十函，六十册，宣纸印刷，磁青书面，丝线装订，雍容华贵，不可言状。价一百元。
据书店人称，茅盾同志亦在寻找此书，因我登记较早，故归我所有。此书抄家后，被列为珍贵二等，发还书籍时，示意我“捐献国家”，我当时答称，业务所需，不愿捐献，请按政策办事。执事者遂把书还我，书尚完好，只是碰掉几个骨签。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的《太平广记》，我也买了一部，是一九六一年印本，纸张稍黑。近年我们排印的古籍，虽所据为善本，然因校对工作搞不上去，常常事与愿违，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在五十年代，天津僻静街道上，常有书摊，在北大关一胡同中，我曾见明刊本《太平广记》十余册，蓝色虎皮宣纸封皮。我有洁癖，见其上有许多苍蝇粪，犹豫未买，遂为会文堂主人买去，失之交臂，后颇悔之。会文堂在夫子庙街，主人为清朝一宦官，时常挟一青包袱，往来于早市冷摊，精于版本之学。
1980年12月
买《王国维遗书》记
一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四日，金梅同志代购《王国维遗书》一部，共十六册，价二十六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