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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
结婚以后，姑姑总是拿这件事和她开玩笑，她也总是说姑姑会出坏道儿。
她礼教观念很重。结婚已经好多年，有一次我路过她家，想叫她跟我一同回家去。她严肃地说：
“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我只好一个人走了。
三
她在娘家，因为是小闺女，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场下地劳动过。到了我们家，我母亲好下地劳动，尤其好打早起，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
又没个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曾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问：
“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痛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
“那你还哭什么呢？”
我母亲知道她没有力气，常对她说：
“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有一天，母亲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母亲问她：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
她弯下腰，挎好筐系猛一立，因为北瓜太重，把她弄了个后仰，沾了满身土，北瓜也滚了满地。她站起来哭了。母亲倒笑了，自己把北瓜一个个拣起来，背到家里去了。
我们那村庄，自古以来兴织布，她不会。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就下决心学。从纺线到织布，都学会了。我从外面回来，看到她两个大拇指，都因为推机杼，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短了。
后来，因为闹日本，家境越来越不好，我又不在家，她带着孩子们下场下地。到了集日，自己去卖线卖布。有时和大女儿轮换着背上二斗高粱，走三里路，到集上去粜卖。从来没有对我叫过苦。
几个孩子，也都是她在战争的年月里，一手拉扯成人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十二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死亡。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在炕上走。在她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
“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
四
一位老朋友、老邻居，近几年来，屡次建议我写写“大嫂”。因为他觉得她待我太好，帮助太大了。老朋友说：
“她在生活上，对你的照顾，自不待言。在文字工作上的帮助，我看也不小。可以看出，你曾多次借用她的形象，写进你的小说。至于语言，你自己承认，她是你的第二源泉。当然，她瞑目之时，冰连地结，人事皆非，言念必不及此，别人也不会作此要求。但目前情况不同，文章一事，除重大题材外，也允许记些私事。你年事已高，如果仓促有所不讳，你不觉得是个遗憾吗？”
我唯唯，但一直拖延着没有写。这是因为，虽然我们结婚很早，但正像古人常说的：相聚之日少，分离之日多；欢乐之时少，相对愁叹之时多耳。我们的青春，在战争年代中抛掷了。以后，家庭及我，又多遭变故，直到最后她的死亡。
我衰年多病，实在不愿再去回顾这些。但目前也出现一些异象：过去，青春两地，一别数年，求一梦而不可得。今老年孤处，四壁生寒，却几乎每晚梦见她，想摆脱也做不到。按照迷信的说法，这可能是地下相会之期，已经不远了。因此，选择一些不太使人感伤的片断，记述如上。已散见于其他文字中者，不再重复。就是这样的文字，我也写不下去了。
我们结婚四十年，我有许多事情，对不起她，可以说她没有一件事情是对不起我的。在夫妻的情分上，我做得很差。
正因为如此，她对我们之间的恩爱，记忆很深。我在北平当小职员时，曾经买过两丈花布，直接寄至她家。临终之前，她还向我提起这一件小事，问道：
“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
“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1982年2月12日晚——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三 芸斋梦余 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
××同志：
承问关于编辑的事，拖延已久，现溽暑稍退，敬答如下：
我编过的刊物有：一九三九年晋察冀通讯社编印的《文艺通讯》；一九四一年晋察冀边区文联编印的《山》。以上二种刊物，都系油印。一九四二年《晋察冀日报》的副刊，以及此前由晋察冀边区文协编的《鼓》，也附刊于该报。一九四六年在冀中区编《平原》杂志，共六期。一九四九年起，编《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时间较长。
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如我不说，恐怕你连名字也不知道，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随便乱丢乱放，桌上桌下，沙发暖气片上，都可以堆放。这样，丢的机会就很多了。
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
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
我一生，被人家给弄丢过两次稿件，我一直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自己狭窄。一九四六年在河间，我写了一篇剧评，当面交给《冀中导报》副刊的编辑，他要回家午睡，把稿子装在口袋里。也不知他在路上买东西，还是干什么，总之把稿子失落在街上了。我知道后，心里很着急，赶紧在报上登了一个寻物启事。好在河间是个县城，人也不杂，第二天就有人把稿子送到报社来了。一九八○年，上海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来信约稿，当时手下没有现成的，我抄了三封信稿寄给他，他可能对此不感兴味，把稿子给弄丢了。过了半年，去信询问，不理；又过了半年，托人去问，说“准备用”。又过了半年，见到了该杂志的一位编辑，才吐露了实情。
我得到的经验是：小稿件不要向大刊物投，他那里瞧不起这种货色；摸不清脾气的编辑，不要轻易给他寄稿；看见编辑把我交给他的稿件，随手装进衣服口袋时，要特别嘱咐他一句：装好，路上骑车不要掉了！特别是女编辑，她们的衣服口袋都很浅。她们一般都提着一个手提包，最好请她把稿子装在手提包里。但如果她的手提包里已装满点心、酱肉之类，稿件又有被油污的危险。权衡轻重，这就顾不得了。
有各式各样的刊物，有各式各样的编辑。有追求色情的编辑，有追求利润的编辑，有拉帮结伙的编辑。这些人，各有各的志趣，常常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来。投稿前，必须先摸清他们的脾胃。
我的习惯，凡是到我手下的稿件，拆封时，注意不要伤及稿件，特别不要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要保持稿件的清洁，不要给人家污染。我的稿子，有时退回来，稿子里夹杂着头发、烟丝、点心渣，我心里是很不愉快的。至于滴落茶水，火烧小洞，铅笔、墨水的乱涂乱抹，就更使人厌恶了。
推己及人，我阅读稿件，先是擦净几案，然后正襟危坐。不用的稿子，有什么意见，写在小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
我不愿稿件积压在手下，那样就像心里压着什么东西。我总是很快地处理。进城以后，我当了《天津日报》的“二副”——副刊科的副科长，职责是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我的对面，他看过一篇稿子，觉得可用，就推到我面前。我马上看过，觉得不好，又给他推了过去。这种简单的工作方式，很使那位同志不快。我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我看稿子，主要是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年老年幼，有名无名，或男或女。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不记旧恶，不避嫌疑。当然，如果是自己孩子写的作品，最好不要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
刊物的编辑，如果得人，人越少越好办事。过去，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办刊物，人手都很少。现在一个刊物的机构，层次太多。事情反倒难办，也难以办好了。我年青时投稿，得到的都是刊物主编的亲笔复信，他们是直接看初稿的，从中发见人才。
我不大删改来稿，也不大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替人家大段大段做文章。只是删改一些明显的错字和极不妥当的句子。然后衔接妥贴。我也不喜欢别人大砍大削我的文章，不能用，说明理由给我退回来，我会更加高兴些。有一次，我给北京一家大报的副刊，寄去一篇散文，他们为了适应版面，削足适履地删去很多，文义都不衔接了。读者来信质疑，他们不加思索地把信转来，叫我答复。我当即顶了回去，请他们自己答复。
现在有些人，知识很少，但一坐在编辑位置上，便好像掌握了什么大权，并借此权图谋私利，这在过去，是很少见的现象。
我当编辑时，给来稿者写了很多信件，据有的人说，我是有信必复，而且信都写得很有感情，很长。有些信件，经过动乱，保存下来的很少。我自己听了，也感慨系之。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但因为自己缺乏才干，工作不努力，直到目前，依然故我，还是一名编委，没有一点升迁。现在年龄已到，例应退休，即将以此薄官致仕。其他处所的虚衔，也希望早日得到免除。
就是这个小小的官职，也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