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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证据出来？谈何容易，那是干专业的检察官的事，不是小民可以承当的事也。其实，仅只迹象就够啦，“廉政公署”采取的是海洋法系的精华手段，他们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把男主角抓起来，敲敲打打，教他“坦承不讳”，更不需要什么人写黑信或写明信检举，只简单明了地告诉英籍男主角，他的开支超过他的收入。若某时某地，买一个钻石钻戒给他的女朋友之类，“廉政公署”握有发票的副本和现场照片。然后，公平合理地，要求他在一个月之内，说明他银子的来源。
——其中有一个华籍的警官，暴跳如雷兼委屈万状，说他花的钱，是他已去世的叔叔留给他的遗产。“廉政公署”当场表演，把他的叔叔领到他面前。盖叔叔大人不但没有死童心明李贽用语。指绝假纯真之心。“童心者，真心也。”，而且穷得经常去华籍警官家乞讨，而每次都被轰出大门。该贪官老爷，只好瞪眼。
“廉政公署”扑灭贪污的成效，引起全世界的尊敬。现在是一九七九年十月矣，美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远在非洲的坦桑尼亚，都派人到香港学习。我们认为，要求涉嫌贪污的官员提出银子的来源，似乎是英国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又一伟大的贡献。再厉害的山霸王，都挡不住这一招穷追猛查。不知道我们中国，能不能有此福气效法效法乎。
——一个人的开支超过他的收入，一定埋伏着问题。香港贪污犯常用二百万元港币购买只值一百万元港币的得奖马票，为的是要使那一百万元的港币合法化，否则，就交代不出来源矣。交待来源这种方法好像贪污探测器，恐怕是屡试不爽。超过收入的银子，如果不是来自贪赃枉法，一定来自谋财害命，甚至来自敌人的阵营，用以颠覆自己的国家。危哉，焉能不察。
然而，这部以扑灭贪污为主题的电影，在台湾一开始却被禁演。一九七四年，第一次送请新闻局审查时，就被辣手摧花法兰西内战马克思写于1871年4—5月。同年6月发表。，理由是：“犯罪过程细腻，好警察未受到表扬。”影片商手忙脚乱，遵照指示补救，好吧，犯罪过程细腻，怕人效法（苍天在上，还用效法？），咱们就来点模糊的。好警察未受到表扬（中国人似乎都愚不可及，非再提面命不可），咱们就画蛇添足，来个受奖大典（大典成为该片的一大败笔，但影片商已顾不得啦）。
这么一搞就是三年，一九七六年，再度送审。新闻局为了官场的责任分担，请来了一大堆各机关代表，六堂会看，决议曰：“原则通过，准予上演。”官场传统是死不认错的，新闻局认为有失威信（死不认错而竟认为是一种威信，也是一奇），就再找警察官来看。这一次可算称了心，如了意，警察官评曰：“该片缺乏社会教育意义及艺术娱乐价值，且易引起观众对警察的误解。”
呜呼，一个以肃贪为主题，显示贪官难逃法网的电影，竟被咬定“缺乏社会教育意义”，真是人类有史以来怪事之一。这种明确的，坏蛋受到制裁，好人受到奖励的电影，竟然被咬定“引起误解”，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特别的逻辑推理。嗟夫！台湾小民对警察官老爷的印象，有口皆碑，还用电影教导乎哉也。至于艺术价值，就更不知道警察官竟这般万能，根据啥理论下此判断，学问未免太过庞大，真是洋大人之国，知识即权力，而在台湾，权力即知识也。再至于娱乐价值，那要由影片商去担心才对。
正在这时候，已拖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影片商实在忍无可忍，就向监察院呈递陈情书，咦！胆敢越级上控论有密切联系，故有时也指经验论。，是官场中第一大忌。陈情书是八月二十一日上去的，新闻局当时的局长丁懋时先生，就在八月二十八日，下令再度禁演——这是官场另一伎俩，对胆敢不服气的小民，一律当头棒喝，教你瞧瞧权在谁手。事情到此，已成定案。然而，有两件事救了这部《廉政风暴》，一是丁公升官而去，由宋楚瑜先生接任，一是影片商吃了豹子胆，仍挺胸脯打官司，上告到行政法院。而监察院也采取了行动，再度重检。看完了样片之后，宋楚瑜先生没有等到监察委员发表意见，就对这部深富教育意义的电影，竟然禁演，大吃一惊，当即下令解禁。
呜呼，当初《丑陋的美国人》在美国可以上演，在台湾却不准，比美国人还爱美国，摇尾已成了精密工业矣。《廉政风暴》是说的香港警察贪污，在香港可以上演，在台湾却又来个不准，就更神经衰弱兼疑神疑鬼。世界上芸芸众生，只听说有拣钱的，从没有听说有拣骂的。柏杨先生走路，一向两眼看地，瞧见一块钱，立刻一个箭步，抓在手里，死也不放。小流氓上来要“见面分一半”，我也不放，打架就打架。而巷口那个小贩口没遮拦，大嗓门在“干你老母”，柏杨先生可绝不自告奋勇，拣起来往自己头上戴。偏偏社会上有不少专门“拣骂的”朋友，用千里耳一听，立刻搭飞机前往，卷袖子曰：“你骂俺娘呀。”这种场面，恐怕笑不出来。
现在，《廉政风暴》总算解禁上演，读者老爷如果有童心未泯的朋友，请看了之后，说说感想，如何？
盼望神仙显灵
一连几个月，著作权问题，议论纷纷，到处有座谈会，到处有专辑，内政部更着手修改旧著作权法，显示这是文化界一个严肃的课题。柏杨先生不甘寂寞，也要插上一嘴。
小说家琼瑶女士，在台北《联合报》上发表一文，说她从没有为著作权烦恼过。嗟夫，柏杨先生恰恰相反，几乎天天被著作权——我老人家自己的著作权，和朋友们的著作权——搞得七荤八素。这并不是我标新立异，表示尾大，而是琼瑶女士，已闯过了七荤八素一关，像一个输得起的英雄好汉，两手一摊：好吧，算你赢！柏杨先生生一直停留在七荤八素阶段。而我一向又不会温柔敦厚，就忍不住要嚷。
盗印之盛，自古皆然，于今尤烈。这个“古”，可不是指公元前二十二世纪的尧舜之世，盖在公元后二十世纪之前，中国根本没有著作权，犹如根本没有红绿灯斑马线一样，这些都是现代文化的新生事物。所以，“古”也者，只不过指四○年代和五○年代而言。当彼时也，稍微有点销路的小说，立刻就被海盗朋友翻印，爬格子动物千方百计，奇案追踪，找到了巢穴，海盗朋友不但不认错，反而吼曰：“翻印你的书是瞧得起你，有些人的书，给我磕头，我还不翻。”爬格子动物刚要张口，海盗朋友却越说越理直气壮：“不要你一块钱，既替你传名，又替国家普及文化，你还有啥不满意的？”爬格纸动物如果不当场就献一面感谢锦旗，而胆敢告状，简直是不识抬举，天理不容。
七○年代之后，情形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海盗朋友虽不再以替天行道自居，但闹到法院，不过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两年的牢其实够厉害的切罪恶。企图建立一个没有私有制、剥削、阶级和脑力劳动，可是普通不过判两个月三个月，而著作权法又规定可以“易科罚金”，罚金最高额是新台币六千元。六千元现在的购买力，一桌中等价钱的酒席而已。海盗朋友挥金如土，岂把一桌酒席看在眼里，砰的一声，把银子扔到法院柜台上，扬长而去。爬格纸动物于是四大皆空。
四季公司董事长廖乾元先生在台北《自立晚报》上发表谈话说，香港翻印盗印风气，十年前比台湾更猩獗更混乱，可是，“这几年却很快改善，香港目前成立‘文化犯罪取缔中心’，使得存心侵犯他人著作权益的不法之徒，噤若寒蝉，一点也不敢为非作歹”。廖乾元先生的言论，一定有他的根据，但香港的不法之徒，似乎不但没有噤若寒蝉，恐怕比过去还要张牙舞爪。事实上香港的翻印盗印大业，已成为中国文化界的毒癌。天涯海角的事，不是人人皆知，而且空口无凭，这得举个例子。
台北星光出版社老板，今年（一九七九）夏天，忽然大发脾气，把柏杨先生大作的新书和再版书，每种一律多印五千册。我以为他疯啦，他倒没有疯，而是跟香港、新加坡谈好，要一次供应这个数目。我当时也颇龙心大悦，想不到两部书下来，全军覆没，运出去几乎一本都销不动。而且来信说，台湾方面，必须在寄出一个月后，才可以上市。因为只要有一本在台北出现，就有伏兵买下，航空寄去，等到台湾的原版书运到，翻版书早已充塞每一个角落，原版书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经济学上有“劣币驱良币”定律，在文化界，却是“翻版书驱逐原版书”。现代的印刷照相术，巧夺天工，翻印出来的跟原版的一模一样伏生即“伏胜”。西汉今文《尚书》的最早传授者。济南，价钱却便宜一半到三分之一，既不付版税，又不付制版费故也。原版书一身重装备，步履艰难，胆敢跟翻版书碰，无不大败。星光出版社老板一度急昏了头，以三折的手段硬拼，拼了一阵子，不愿上吊，自动煞车。我眼巴巴想用那版税为老妻买双玻璃丝袜风光风光，也泡了汤。
最使人抽筋的是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文坛老奶，她出版了一部一千页的厚书，当初以为这种大块头玩艺，不会有人垂青。谁知道海盗朋友豪情万丈，香港一家坐落在九龙西洋菜街的书店，于今年（一九七九）元月该大作在台北出版后不久，即明火执仗，于二月四日，就在香港《明报》大登广告曰：“某某巨著贺新春，原价八十元，二月二十五日前，预约此巨著，只需二月十元。”二月十一日广告曰：“某某巨著，掀起抢购热潮，预约日期，被迫提早截止，二月二十日，绝不展期。”接着，二十七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四天。”二月十九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二天。”二月二十日广告曰：“订购日期，最后今天。”
这些广告，是老奶在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