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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不被对方发觉，把棍儿传给评判员，这一队就得两分。
如果对方发现了拿着白棍儿的人，并捉住他，那时候两队各得一分。游戏继续到某一队获得十分为止。
卓娅和舒拉特别地喜爱这个游戏，他们为了使我相信这个游戏如何有趣儿，简直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斯拉瓦并且补充说：“这也是有益处的。还能教会互助、友爱。不是各人为自己，而是一个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个人。”
舒拉常当评判员：他的手有力量，能把棍掷得又远、又巧妙，不容易被找到。
有一次卓娅自己要出来投掷棍儿。
“这不是小姑娘干的事！”一个男孩子说。
“不是小姑娘干的事？
来，我试试！”
卓娅拿起棍儿来，抡了抡，掷出去了。棍儿落在很近的地方。卓娅脸红了，咬着嘴唇回家去了。
斯拉瓦在游戏完了和舒拉一起回到家里的时候问她：“你为什么走了？”
卓娅不作声。
“生气啦？多余。你不会扔，让另一个会扔的人当评判员好啦，你就和大家在一起玩吧，用不着生气呀。自尊心在正合限度的时候是好的，如果超过限度，那就不好了。”
卓娅仍然没有回答，可是在第二天晚间她像往常一样参加了游戏，孩子们都喜欢她，谁也没提昨天的事。
我已经忘掉这件事了，可是有一次斯拉瓦进入屋子里把我招呼出去了。我们转过房角，走过了栅栏。
“柳芭姑姑，你看！”
斯拉瓦小声地说。
在距我们很远的地方，卓娅背向我们立着，我没能马上就了解她在干什么：她抡起一个什么东西，把它掷出去了，自己随着就去把它拾起来。这时候我猜着了：这是一根不大的棍子。我们在树后隐藏着，卓娅没看见我们，可是我们默默地看了许久，看卓娅不倦地一次又一次地掷木棍，跑去拾回来，又重新掷出去。最初她只是挥臂，以后全身都前后运动着，好像她本人也随着棍子飞，她把棍子掷得一次比一次更远。
我和斯拉瓦悄悄地走了，不久以后卓娅也回家来了。她累得脸红了，额上冒着汗珠。卓娅洗了脸就开始了缝缀：那时候她正在用各色布头儿缝小被子。我和斯拉瓦彼此看了一看，他就噗嗤一笑。卓娅抬起眼睛问道：
“你笑什么？”
可是斯拉瓦也没解释。
我又接连着两天在同一时刻到外边看卓娅掷石块，或掷木棍。大约１０天之后，在我们离开此外不久以前，我听见了卓娅对聚集在我们门前的孩子们说：
“来，咱们玩‘白棍儿’呀！可是得我当评判员！”
“你还是不死心哪？”
舒拉纳闷地说。
卓娅一言不发，挥动棍子就掷出去了。周围的人们只是惊讶地喊了一声：啊呀。棍子在空中一闪，就落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
“这小丫头真厉害呀！
”外祖父在吃晚饭的时候说，“这根棍子对你有什么要紧？
并不是为了什么正经事，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卓娅打算回答，可是外祖母抢到前头了：
“俗话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接着她又微笑着补充说：“这样正合我的心。心里不服，非争这口气不可，对不对，外孙女？”
卓娅低下头在菜盘子里吃菜，默默不语，以后她忽然微笑了，也用谚语回答说（她真不愧为外祖母的外孙女）：“深水有肥鱼！”
围着桌子的人都笑了。
《牛虻》
……春天到了。有时候吹来清爽的和湿土气味很浓的暖风。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哇！我提前由闷热的电车里走出来了，因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不只使我一人愉快：
这时可以常看见行人脸上的微笑，他们的眼睛更明亮，声音也更响亮更活气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在科尔多巴的进攻很顺利。”
我听到了谈话的片断。
“在埃斯特马都尔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们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丽常说的那句“立着死胜于跪着生”的话，已经飞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
每天早晨，卓娅刚醒来就跑到信箱取报：今天在西班牙战线上怎样？
舒拉呢？还不满１３岁，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马上到马德里附近去。每天晚间他总是反复地谈着：他看见报上说，有一个女孩在共和国的军队里英勇地战斗着；或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西班牙的某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线去，可是他终于跑去了。
“……结果他还是那么英勇的！一颗法西斯的炮弹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毁了他们的反坦克炮。可是这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奥·科尔聂贺）拿起手榴弹就由战壕里跳出来，他迎着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弹向坦克投去，手榴弹在履带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转起来。这时候另外的人们抬来一箱子手榴弹。科尔聂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开了。一会儿第二辆坦克斜歪着倒下了，再过一会儿第三辆也翻过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说起来好像没有比坦克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个科尔聂贺多大年纪呀？”我问。
“１７！”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提这样的问题在我这方面未免太残忍啦。舒拉默默地叹息着……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走，耳边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我们等急啦！”这是卓娅的声音。
“晚了吗？我答应了在７点钟回来。”
“可是现在差１０分８点钟了，我已经开始着急了。”卓娅搀了我的臂，比起了脚步，我们就并肩地走着。她在最近两年长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样高了。我有这么大的女儿，有时觉着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绣花衬衫也小了，该考虑做新的了。
从１９３１年，就是从我把孩子们接到莫斯科来的那年起，我们差不多没离开过。
我们每个人，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也都说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时候返回来。我既然答应了在８点以前下班回家来，我就尽力履行这个诺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误了，就像今天这样，卓娅一定着急，她就到电车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见姐姐，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卓娅在哪里呀？她往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还不回来呀？”
卓娅也是刚一迈进门坎就问：“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们先到家里，在没听见楼梯上的熟悉的脚步声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习惯，总觉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时候我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等待他们……好像现在我在看着：
他们来了，差不多永远在一起，热烈地谈着什么。这时我心里马上暖和了。
……卓娅由我手里轻轻地夺去皮夹和书包：
“你累了，我拿着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春天的美妙的黄昏，并且彼此述说着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
“你读报了没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们运到阿泰克来了，”卓娅说，“法西斯们差一点没把他们坐着的那艘轮船炸沉了。能看看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经过轰炸和一切苦难之后，忽然来到了阿泰克！现在那里好吗？不冷么？”
“不冷，４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开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晒得这样，鼻子脱皮啦。”
“我们已经开始围着学校种树了。半天在露天里，所以晒得这样子。你知道么？
每一个人都应该栽一棵树。我可能栽一棵杨树，我喜欢天空飞杨花。杨树的气味也好，是不是？很鲜很鲜的，还有一点若味儿……呶，咱们现在到家了！你快洗脸，我马上把饭温好。”
我洗着脸，不看卓娅我也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点煤油炉子温菜，穿着布鞋在屋里无声地走着，迅速灵巧地往桌上放置食具。屋里很洁净，有些新刷地板的气味。在窗台上，在细高的玻璃杯里放着两枝红柳，枝上的芽苞好像带绒毛的小蜂子在上面睡觉一般。
我们家里清洁和舒适都是卓娅的功劳。她担任着全部家务：打扫，购买食品。
在冬季里她还生火炉。舒拉也有些责任：他提水，劈木柴，买煤油。可是他不高兴干零碎事，他和许多男孩子们一样，只是干“男子”的事，他确信扫地、跑商店是不适于他的身分的，“这是每个丫头都能做的事”。
啊，他也回来了！
屋门并不是平常地被推开了，而是带着崩裂的响声被打开了，舒拉站在门口：
两颊赤红，双手到肘都是泥，在一只眼下，可惜，又有一块青。
“赛球啦！”他高兴地说，“晚安，妈妈！你已经洗完了？
这是你的椅子。我马上也洗脸。”
他撩了很长时间水，打鼻嚏，同时那样醉心地述说着足球，好像在世界上除了足球再没有什么东西似的。
“什么时候翻译德文呀？”卓娅问。
“我吃完了就翻译。”
我开始吃自己迟误了的中饭，孩子们吃晚饭。现在所有的谈话全不离学校的校园，谈论着将来校园是什么样。听他们谈话我了解了：孩子们打算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树木全围绕着自己的学校栽种起来。
“为什么你说棕树不能生长啊？我在《火星杂志》上看见照片了：棕树，周围是雪，这就是说它们很能抗寒哪。”
“你怎么把克里米亚的冬季比我们这里的冬季。”卓娅心平气和反驳了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说：“妈妈，你给我带回什么书来了吗？”
我默默地由皮夹子里取出了《牛虻》。卓娅欢喜得脸红了。
她说：“谢谢你！”马上就情不自禁地、小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