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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织出比过去多若干倍的美观的结实的布匹。她的榜样就鼓励了全苏联所有的纺织女工。
又如一位女拖拉机驾驶员，因为她工作特别有创造和有成绩，所以昨天还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今天却成了全国人民所敬爱的人了。又如一本儿童读的新书《铁木儿和他的伙伴》，是一本讲正义、友爱以及对于朋友应如何温存和对人应该尊敬等等的小说。又如新制的电影片子《巴黎的霞光》，内容是关于法国人民和关于那个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幸福曾在巴黎的街垒上战斗的波兰爱国志士顿布罗夫斯基的。这些书，这些影片，以及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好的、正义的、勇敢的、善良的东西，我们的孩子们就贪婪地把这一切都吸收进去。
我看到了：对于我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小朋友们，固然再没有比祖国更贵重的东西，但是整个的世界对于他们也是贵重的。对于他们，法国并不是贝当和赖代尔的祖国，而是斯汤达尔和巴尔扎克的国家，巴黎公社社员们的国家；英国人，是伟大的莎士比亚的后代；美国人，是林肯、华盛顿、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的后代。虽然他们已经看见了德国人对世界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奇坏性的战争，占领了法国，蹂躏了捷克斯洛伐克、挪威，但是，对于他们，真正的德国并不是产生了希特勒和戈培尔的那个国家，而是贝多芬、哥德、海涅等曾在那里创作的那个国家，伟大的马克思诞生在那里的国家，卓越的革命斗士台尔曼曾在那里战斗的国家。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叫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尊重所有的其他人民以及全地球上各民族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
孩子们在自己的周围所看见的一切，学校所教给他们的一切，全在他们的脑子里培育着真正的人道主义，仁爱精神，热望着建设而不是奇坏，创造而不是毁灭。我曾深信他们的前途远大，深信他们将来全是幸福的，他们的生活全是美满的和灿烂的。
绿树间的风声
一天接着一天地过着。
现在卓娅已经恢复健康了，她完全健壮了，也不容易疲倦了，这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呀！她渐渐地追上了同学们的功课，在这一方面同学们都帮助了她。
卓娅一向对于每一句友爱的话，好话，都很敏感，所以她就很重视同学们给她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她对我说：
“你知道，我一向爱我的学校，可是现在……”她沉默了，在这沉默之中包涵着难以言传的对学校的爱意。
过一会儿她补充说：
“你知道么，我好像是和尼娜·斯莫良诺娃成了朋友。”
“和尼娜？和哪个尼娜呀？”
“她不是我们班里的，是我们同级的别的班里的。她很合我的心。她很严肃，又很直爽……我和她有一次在图书馆里由于谈论书和同学就熟了。对于一切事情我们的看法都是一样的，我一定把她介绍给你。”
谈完这话几天之后，我在街上遇见了蔚拉·谢尔杰夫娜。
我问她：“怎样？我的卓娅在您那里怎样？”
“在我的功课方面她早已追上了。这不足为奇呀：她看过那么多书……她恢复健康了，健壮了，我们为这个很高兴。我经常看见她和同学们在一起，我觉得好像她和尼娜成为朋友了。她们俩有些相似的地方，两个人都是很直爽的，对待一切（对待学习和对待人）都是很严肃的。”
我把蔚拉·谢尔杰夫娜送到学校。在回家的路上我想：
“她真会了解孩子们！
真会洞察孩子们中间发生的一切事……”
……不知不觉地，很快地，可爱的绿色的春天就来到了。
我不记得那时候九年级“甲”班犯了什么过，只记得全班学生都去见校长请罪，并请求不处罚他们，而给他们一块校园中最难修的地段，让他们来完成绿化的决定。
校长同意了，并且确实一点儿也没有客气：交给了他们一块最难修的地方，不久以前在那里才盖完学校新添筑的三层楼房，周围堆积着的都是建筑剩下的木屑和碎砖。
那天卓娅和舒拉回家很晚，他们争先地述说他们这一天的工作情形。
九年级“甲”班用铁锨和抬筐武装了自己，开始清理和填平了地面，撤除了碎砖破瓦，并掘了栽树的坑。校长本人也和学生们在一起抬送石块，掘地。忽然有一个细高的人走近了孩子们。
“你们好！”他说。
“您好！”孩子们一齐回答。
“请你们告诉我，校长在什么地方？”
基里柯夫向那不认识的人转过身来，一边擦着沾满黑土的双手说：“我就是。”
“你知道吗，”卓娅笑着说，“满身泥污的校长拿着铁锨站着，好像他就是应该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栽树的人似的！”
那个瘦人原来是一位儿童读物作家兼《真理报》记者。听说穿着斜领衬衫的掘土工人就是二○一学校校长，最初他很惊讶，但是以后他就笑了，虽然他是为什么别的事来的，可是他却不离开那块地方了。他看了一遍学生们亲手栽种的幼小的果树园子，稠密的覆盆子秧子，蔷薇花丛。他沉思地说道：“真好！比如说，在中级班的时候，你在校园里亲手种了一棵苹果树，它将和你同时生长，在休息时间你跑去看它，用土培它，给它打药水，除害虫。在你毕业的时候，你看，你的树已经开始结果实了……好！”
“好！”卓娅沉思地重复着“好！”
“我现在在第九年级里，今天种了一棵菩提树。我们将要同时生长……我的菩提树是第３棵。你记着，妈妈。第４棵菩提树是卡佳·安得列娃的。”
几天以后，《真理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九年级学生绿化校园的故事。这篇故事是用以下的话结束的：
“毕业考试即将结束。
在这里受了最完善的培育、很好地成长起来的、不怕露天的严寒和风雪的青年们，将要离开学校了。毕业生们将去工作、学习、或在红军中服务……绿树间的风声呜呜地吹着，青年像绿树一样喧噪，这风声，这喧噪，象征着春天到了！……”
舞会
６月２１日举行十年级毕业晚会。九年级“甲”班决定全体参加这个晚会。
舒拉说：“第一是因为我们喜欢我们的毕业同学，都是很好的同学，一个瓦尼亚·别雷赫就值多少哇！……”
不等他说完，卡佳就接着说：“第二是我们看看他们怎样办，明年我们好比这举办得更好些！”
他们准备参加这次晚会，不仅是作客人，不仅是作舞会的参加者，而且准备同他们竞赛，预备在一年之后，搞出一个过去毕业的任何一级连梦也没梦见过的那样辉煌的舞会来。
他们装饰了学校。美术教员尼柯莱·伊凡诺维奇帮助了他们。他具有在二○一学校里很受重视和尊敬的一双巧手。他一向会把学校装饰得很雅致很扑素，并且每次十月革命节前，新年前，五一节前，他总会设计出新的不平常的东西。孩子们也永远高兴地、热心地执行他的指示。
“可是这次他做得将比历次的都好！”舒拉保证说。
……那天晚上，很温暖，天气也爽朗。我回到家里已经晚了，快１０点钟了，没赶上孩子们。他们已经参加舞会去了。
过一会儿我又走到户外，在台阶上静坐了很久。欣赏着幽静的环境闻着树叶的芬芳，以后站起来慢慢地向学校走去了。我想看看（是由远处看看）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怎样“做得比历次都好”，孩子怎样欢乐……可是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我干什么去，不过是散步而已。
我听到一个较低的妇女的声音说：“你不知道二○一学校在哪儿吗？”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的时候，就有一个人用憨厚的男低音回答了：“是基里柯夫的学校吗？一直走，就在那所房子那里。您看见了吧？拐弯儿就到了。您听这不是音乐吗？”
是啊，我听见音乐了，并且也远远地看见被灯光照耀着的学校了。所有的窗户全敞着。
我悄悄地走进去了，看看周围，就慢慢地踏着阶梯上楼了。的确，尼柯莱·伊凡诺维奇把学校装饰得最好，最恰当：
他使夏天冲入了学校。
处处是花草。在瓶里，在桶里，在盆里，在地下，在壁上，在窗台上，每一角落和每一走道，全是蔷薇花束，长串碧绿的松枝，一簇簇的丁香花，精巧结连起来的桦木细枝，又是花，花，无尽头的花……我奔向发出音乐、笑声和喧嚷的方向去了。走到大敞着的大厅的门前，我就眼花目眩地停住了，那么多的灯光，那么多年轻的面孔，那么多微笑，那么多发亮的眼睛……我认出了瓦尼亚——就是舒拉钦佩仰慕地说过多次的那个学生瓦尼亚，是学生会主席，优秀的青年团员，好学生，油漆工人的儿子，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油漆手艺，人又聪明，手又巧……我也看见了瓦洛嘉·尤里耶夫——就是在初级班教过卓娅和舒拉的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这是一个眉目清秀、前额饱满的男孩子，但是奇怪，脸上表情却非常严肃，可是现在他正在往他面前飞过的一对对的舞伴的头上满捧地洒着五色纸末，他完全像小孩那样天真地笑着……后来我的眼睛找到了舒拉：他靠墙站着，一位浅色头发的姑娘笑着请他跳华尔兹舞，可是他只是羞涩地微笑和摇头……现在我找到了卓娅了。
她穿着一件红色带有黑点的衣裳，就是用舒拉赠给她的钱买的那件衣裳，这件衣裳她穿着很美丽，舒拉初次看见这件衣裳时曾欣慰地说：“你穿它太合适啦。”
卓娅在和一位我不知名的肤色微黑、身材很高的青年谈话，她的眼微笑着，脸发红着……华尔兹奏完了，对对的舞伴们分散了，可是马上就发出了愉快的呼声：
“围圈子！围圈子！大家都围成一圈！”
眼前又晃过了姑娘们的浅蓝色的、桃红色的、白色的衣裳，欢喜的、红热了的面孔……我悄悄地离开了。
在学校门外我又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