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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拉德（1787—1865），美国费城人，模渡大西洋轮船航行的创始人。
娜塔丽说：“一次航程有多远呢？”
“啊，那要看情况了。今年的定额早已满了。所以我们可能要绕道。”
“什么定额？”杰斯特罗说。
这一问使拉宾诺维茨吃了一惊。“怎么，教授，英国人每年只允许少量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去，以免太激怒阿拉伯人。这件事你不知道吗？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件事我想坦白地说出来。依照目前的情形，我们总可以一直把船开到巴勒斯坦去，也可以开到土耳其去，然后从陆上继续前进——叙利亚·黎巴嫩，再穿过山脉到加利利“那么你是说非法入境罗，”杰斯特罗声音显得严厉。
“如果说一个犹太人回自己的故乡算是非法的，那么您说对了。我们不认为这是非法的。横竖我的乘客们没有别的选择。他们都是从德国人那里逃出来的难民，所有别的国家都对他们关了门，包括你们美国。他们不能只是躺着等死啊。”
“我们的情况不是这样，”杰斯特罗说，“你提出的办法是不安全的。”
“教授，您在这儿也并不安全。”
“你属于什么机构？同时你收多少费？”
“我的机构？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把犹太人从欧洲运出去。至于船费——嗯，这可以慢慢谈。你可以问罗斯先生。钱是次要的，虽说我们干什么都少不了花钱。事实上，我
来到罗马就是为了弄钱。我会见罗斯先生也是为了这个缘故。”
“一旦我们到了巴勒斯坦——以后怎么办呢？”
拉宾诺维茨朝他亲切地、愉快地望了一眼。“唷，为什么不留在那儿呢？我们有那么一位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是会感到很荣幸的。”娜塔丽插进来说：“我还有一个刚满两月的小娃娃呢。”
“是的，罗斯先生讲过。”
“一个小娃娃能够走那么长的旅程吗？”
拉宾诺维茨在大祭坛旁边停下脚步，用赞美的目光凝视着螺旋形柱子。“这座大教堂多么华贵、多么美好啊。真是登峰造极了，您说是不是呢？象这样的巨大人工，都是为了崇拜一个被罗马人处死的穷犹太人。现在这座建筑物俯瞰着整个罗马城。我想我们应该感到荣幸。”他咄咄逼人地直盯着娜塔丽的眼睛。“我说，亨利太太，你听说过从波兰和俄国传来的消息吗？恐怕您应该冒险把你的小宝宝带出欧洲去。”
埃伦·杰斯特罗亲切地说：“战争时期，各式各样的消息都会听到的。”
“拉宾诺维茨先生，我们要在九天内离开这儿，”娜塔丽说。“我们的飞机票都买定了，许可证也领到了。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们弄到手的。我们要坐飞机回国去。”拉宾诺维茨用一只手捂住脸，摇晃着头。
“您身体不舒服吗？”娜塔丽摸一摸他的胳膊。
他松开了一道皱起的眉毛，苦笑了一下。“我有点头痛，可是现在好了。您瞧，赫伯特·罗斯先生也有飞机票呢，他却要跟我一道到那不勒斯去。要是你们跟我们同路，我们是欢迎的。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即使我们愿意考虑采取这个不顾一切的行动，我们也不能换一个出境签证啊，”杰斯特罗说。
“谁也没有出境签证。您只作为上船送客人的。开船的时候，您作为忘记上岸就得啦。”
“要是出了一桩毛病，我们就永远走不出意大利了，”杰斯特罗坚持说，“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
拉宾诺维茨朝他的表望了一眼。“说句老实话。我怎么也不敢担保您走得成，杰斯特罗博士。罗斯先生告诉我你所遇到的麻烦。我不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恐怕您是某些人叫做头等货的一种人，”——他用他流畅的德语犹豫地说出了这个美国土话——“那才是您的真正问题。有一天意大利人可以利用您大做交易，所以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要走的时候也是可以出些毛病的。可是，能够会见您真是莫大的光荣啊。要是您同意去，我们可以多谈一些。关于您的那本书我有很多问题。您的耶稣跟这没有多大关系，是不是？”他用两手朝着整个大教堂一挥。
“他是一位犹太人的耶稣，”杰斯特罗说。“那就是我的论点。”
“那么请告诉我一件事情，”拉宾诺维茨说。“这些欧洲人崇拜一个被谋杀的穷犹太人，那个您写得那么出色的年轻犹太法典学者——在这些欧洲人看来，他就是上帝——但是他们却又一直继续不停地屠杀犹太人。一个历史学家怎样解释这一点呢？”
杰斯特罗用在课堂里讲课时那种舒舒服服的、含讥带讽的口气回答，这种口气和当时环境是极不相称的：“对，你应该记住，他们在内心深处多半依旧是挪威的和拉丁的异教徒。他们一向为他们犹太上帝的犹太法典中的伦理道德所激怒，
因此他们可能从那些信仰同一宗教的人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
“我从来没想到过那种解释，”拉宾诺维茨说。“这是你应该写出来的一个理论。好，我们就这样抛开这个问题不谈吧。我相信，您是会把这件事再考虑一遍的。今晚六点钟罗斯先生要打电话给您，问您要不要歌剧院的票子。要或者不要，告诉他一声就行了。”
“好，”娜塔丽说，“我们非常感谢您。”
“感谢什么？我的任务就是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您的小宝宝是女的还是男的？”
“男的。可他只是一半犹太血统。”
拉宾诺维茨狡猾地笑了笑，匆匆地挥一挥手表示再会，说：“没关系，咱们可以带他走。咱们需要男孩子。”说罢，他就快步走开了。当他肥胖的身影消失在正在离开圣彼得大教堂的一群旅客中间时，娜塔丽和她的叔父迷惘地彼此对望着。
“这地方很冷，”杰斯特罗博士说，“而且非常沉闷。咱们到外面去吧。”
他们在大广场的太阳下面散了一会儿步，把这件事情又商量一遍。埃伦倾向于马上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娜塔丽主张多考虑一下，或者跟罗斯商量一番。她一想到他要走，心里就很不安。杰斯特罗指出，罗斯并不象他们那么安全。一旦美国和意大利之间爆发战争——那是对日危机中的一个威胁——大使曾经答应为他们在外交人员列车上留两个座位，和新闻记者及大使馆人员一同离开。罗斯可没有这种保证。今年初，大使馆一再提出警告要他离开，他情愿担着风险留下，现在他可要承担后果了。如果他要冒险试一下非法出境，那并不是说他们两人也有必要这样做。
在旅馆里，娜塔丽发现娃娃已经醒来，而且非常烦躁。这个娃娃似乎太小太柔弱，让他在海上航行恐怕经受不住，何况这次航行连目的地都不明确，更不用说不合法了；坐在一只拥挤的破船上航海——毫无疑问食物、水、卫生条件和医疗服务都很有限——还可能让途跋涉穿过山地：终点是一个原始的、不安定的地方。的确，娜塔丽只消朝她的娃娃望一眼，她的主意就打定了。
罗斯准时在六点钟来了电话。“喂，你要歌剧院的戏票吗？”在电话里，他的声音是亲切的，又仿佛有点焦灼不安。
娜塔丽说：“赫布，我想我们不去了。多谢你那位替我们弄票子的朋友。”
“娜塔丽，你在犯一个错误，”罗斯说。“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上演了。你打定主意了吗？”
“打定了。”
“祝你幸运，年轻人。我是肯定要去的。”
在凉爽的清晨，在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中，杰妮丝·亨利离开了家，驾车向珍珠市驶去。维克多在七点钟把她吵醒了，咳得非常厉害。他发热几乎到了华氏一○五度。医生在电话中打着哈欠，开了个用酒精擦皮肤的药方，以便把娃娃的热度降下去。但是家里没有擦皮肤用的酒精，所以她先把止咳药让这个发烧的、浑身淌汗的娃娃吃下，自己动身到市里去，留下那个中国保姆照料孩子。
从山顶望出去，在从海面上刚刚升起的白色太阳照耀下，港口完全是安息日样子。舰队正停泊在港内，在朝雾中一字儿排列在停泊所：三三两两的巡洋舰、油船和供应船，成群的灰色驱逐舰和扫雷艇，一簇簇的黑色潜艇。在福特岛外面，战列舰威严地排成两列，白色的遮阳篷已经架起；在附近的飞机场上，几十架飞机机翼左右衔接，排列成好几行，安安静静地停在那里。在船舰上，码头上或者机场上，简直看不见一个人在走动。也没有一只正在航行的大船扰乱港口明镜般的海面。只有几艘去参加教堂集会的小船，载着很少几个穿白军服的水手，在平静的绿色水面上行驶，激起小小的V字形波纹。
杰妮丝从汽车里出来，寻找她丈夫的船只。使她失望的是，“企业号”航空母舰不但不在港口，海上到处都不见它的踪影。她一直盼望着他能在星期日早晨回来。她从汽车的工具箱里取出望远镜，向天边仔细观察。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四烟囱的旧驱逐舰的烟囱伸出水面，船身已经埋进水里。华伦去了以后，到星期二该是两个星期了。现在只剩下她一个人，手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娃娃，过着一种腻烦透顶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生活！这多么叫人腻烦！
昨天晚上，由于寂寞无聊，杰妮丝接受了她早已认识的一位中尉的邀请，到军官俱乐部跳了一夜的舞，他是在彭萨科拉淘汰下来的，目前在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服役。维克已经咳嗽了好多天，不过他的体温一直正常。当然，她要是早知道他病得这么厉害，就决不会在外面一直呆到三点钟以后，又是跳舞又是喝酒了。但她依旧感到内疚和恼火，对这种愚蠢的生活腻烦到了极点。
自从去华盛顿回来以后，她一直越来越觉得腻烦，她觉得自己嫁的不是一个堂堂一表的风流公子，而是一个有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