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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演到这里，大约笃定成功了。
也有碰到油里油气的司机想在她身上摸摸捏捏的，她也半推半就，装着不懂事，害怕的样子。但这样只能使他自愿多掏几块钱罢了。八年来，她闯过的驾驶室少算也有一万个，几乎是百发百中，而且从来没有失过身，至今还是标准的黄花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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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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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另外一种“麻将女”，她们是依靠女性本身的优势取得成功的。T州人习惯上称她们是“麻将凤”，听上去还蛮还好听的。
乔阿兰，东乡的一个农村姑娘，十六岁就出来跑码头了。那是真正的码头。T州河多码头多，水上交通发达，外地的船队络绎不绝，是麻将女们大显身手的好地方。
一个年轻轻、水灵灵的姑娘出来跑这玩艺儿，家里是很反感的，不准她搞。可她搞出了甜头，哪里肯听，打她骂她，她索性就不回来了，也不知道她住在哪里。
俗话说：船上的小伙十有九贪，像饥饿的老虎。跑运输的他们有钱，就是找对象难，谁也不愿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他们长年在外面跑，看见女人就像老虎见了羊。他们在女人身上花钱是大把大把的。乔阿兰也就像老虎群里的一只羊。可她没有被吃掉，反而养肥养壮了。
有一天，她面色难看地回到她离开多年的家，掼出一大捆票子，要娘给她找个医生，因为她肚子里有了。
娘没办法，只好瞒着孩子爸，请了土郎中，七搞八搞的，搞得她大出血，连夜往街上医院里送。
这事就彻底暴露了。
村上人把这事传得非常难听。传到当爸的耳朵里，气得连吐几口血。拿把菜刀往桌上一劈，对孩子娘吼道：“她再敢进这个门，别怪这把刀认不得人！连我在内，一个不留！”
从此，乔阿兰就再也没踏进这个家。
后来，她又流产过好几次。村上人详详细细都晓得，不知怎么打听到的。不过他们说她神气，有本事，一个姑娘家能混到这个样子真不简单。
在麻将受到查封的那些年，乔阿兰却能大批大批地把它们运到上海、浙江、安徽等地。她的麻将在京行大运河和长江流域简直畅通无阻。这都是靠的那些船队。偌大一个船队，捎上几百几千副麻将是小意思。沿途也很少有人搜查，即使搜也搜不去。俗话说：“十船九偷”，船上偷藏点东西外人十有七八是寻不到的。
现在，乔阿兰已经二十五岁了，出落得体态丰腴、雍容大方，再也看不出是个农村姑娘。她在市区一家高级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做生意也不用亲自跑腿了，都是电话联系。她还没有结婚。据说，她想嫁一个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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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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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小城的“麻将凤”就很闻名。
城里的东城河边有条街，叫东上街，又称“麻将街”，据说那条街上就出正宗的“麻将凤”。
有过去传下来的顺口溜：“东上街，看花牌，赢了不打紧，输了家家卖。”
这条街上，过去大都住着一些挑箩把担、扛长活卖苦力的下九流人家。从天亮忙到天黑，晚上的麻将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娱乐。钱来得猛，去得也猛，狂饮豪赌，不枉世上走一遭。
街西头有一家姓蒋的，原先在轮船码头给人家挑行李当脚夫，后来街坊看不到他出门了，家里却一层层发了起来。人们甚觉蹊跷。
有一次喝醉酒，他无意中透露了自己的秘密：他打麻将，只赢不输。
大家更奇怪了：这里云集着打麻将的高手，再神，也会有输赢：而这姓蒋的打得没名气，怎么会只赢不输呢？
于是，撤掉酒席，哗啦一声倒上麻将，大家就要跟他打。想看看他到底有多大能耐。
他一见麻将，酒就醒了大变半。他死活不肯掷骰。他说：“他有个规矩，不跟这条街上的人打。”
大家就更奇怪了。日后，有好事者暗暗拜访了那些跟蒋某打过牌的人。秘密终于揭开了，蒋某打麻将的规矩是：赢了收钱，输了——不管输多少——老婆跟人家睡一夜。原来这么个“只赢不输”！
蒋某的奇闻在东上街传开了。有骂的，有恨的，更多的是嫉妒、眼红。发财的路千万条，这条路虽然肮脏、不光彩，但也容易被那些下九流的人接受。大家都这么干，也就无所谓了，没有高低了。
东上街的“花名”出去后，就吸引了城里有钱人家、卖苦力者、游手好闲之徒及数不清的过往客商。有的人打赢了，赢得多了，就指名要人家的黄花闺女陪他睡觉。所以，那条街上的姑娘常常不明不白地肚子就膨胀起来。大家都这个样子，也不以为耻了。几年之后，东上街的人家就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有钱了，也就要面子了。他们渐渐地不肯让自己的老婆、女儿干这种事了，就到乡下去买些小女孩回来，从小培养她们打麻将，打精了就让她们出面陪客人打，赢了钱八成归东家，输了就让她们自己陪客人睡觉。
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到这里玩麻将也被称做“看花牌”。“东上街，家家卖”的歌谣传遍了小城，几乎家喻户晓。
5。麻将城1988麻 将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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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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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宝娟是小城老一辈中有名的“马里痴”。她是资本家袁化龙的女儿。
三十年代T州只有三座厂，其中袁化龙一人就拥有二座厂、三爿店和一个钱庄。可惜袁家香火不盛，总共只生了一个女儿。
袁化龙在小城打麻将是久负盛名的。尤其是他善于把打麻将和谈生意巧妙结合起来，生意往往是在麻将桌上谈成的。他过五十大寿时，家里上下屋里摆了三十六桌麻将，通宵达旦，大酬宾客，成为T州历史上的“麻将之最”。
袁化龙也乐于豪赌。赌注往往不下上千大洋。他们习惯于桌上钱不摆，输赢全在肚里，过后结账，从无讹错。
有一次正赌到高。潮，警察突然从天而降，破门而入。袁化龙急中生智，将一颗麻将吞到肚里。当警察认为人赃俱获，要带他们走时，他不慌不忙地问：“有少一颗牌的麻将赌钱的吗？”
警察不服气，把光秃秃的客厅一寸寸地搜遍，连每个人的裤裆里都摸了，还是没有找到那颗失落的麻将，只好悻悻而去。
这样的答辩大约也只有T州的警察才能理解。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袁宝娟十二岁就已经把麻将打得很精了。
女儿十八岁出的嫁，嫁给了一个大赌棍。她是在牌桌上结识他的，深为他绝妙的牌技所折服，就毅然以身相许。婚后第二天，新郎就应人之约赴上海大赌，一连三天没下台，赢了一辆“乌龙”牌小轿车。结果第二天被人害死，塞进一条阴沟洞里，一个月后才被人发现。
从此，袁宝娟在牌桌上就没有遇到比她强的年轻男人，因而也就一直没改嫁。
袁宝娟长年累月地打牌，消磨寡妇时光，眼睛越来越近视。后来简直看不见了。她索性不用眼睛，只用手摸，耳听，别人的一举一动都休想躲过去。别人成牌了，她伸出一个指头一摸，就全清楚了。有时根本不摸，因为打牌过程中，对手的牌她早就了如指掌。
在牌桌上坐久了，腿得不到运动，受了风寒，她得了严重的关节炎。疯狂抽烟的结果又使她得了肺病。后来她就天天坐在床上跟人打牌，不管输赢，她都要给人家钱。因为她一天不打麻将就活不下去。
一九六六年，史无前例的岁月到来时，没有人敢陪她打麻将了。在红卫兵抄走她所有麻将的当天夜里，一场大火结束了她孤独的一生。
据说，那场火是因为烟头扔到棉被上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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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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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将总是要来点钱的，只是多与少而已。家里老少打着玩的，几角、几元钱的来去，图个欢喜。但在麻将城，专以赌博为目的打麻将的也大有人在。1986年被判刑的王阿宝既是其中的一个人物。
王阿宝是二十二岁那年被捕的。他十四岁时，父母离了婚，他被判给父亲，辍学帮着父亲卖卤鹅。他眼见得赚的很多钱都落进父亲的腰包，然后一大把一大把地花在其他女人身上，心里又羡慕又恨。十七岁那年，他终于宣布脱离父亲，单立门户，去做倒卖时装的生意。钞票大把大把地赚回家了，没处摆，就塞在枕套里当枕头。但老婆还是很难找。好的看不上他，差的他又看不上。他于是学着父亲的样儿，在外面乱搭女人，这样一来名声更糟，没有那个正经姑娘愿意上门了。
吃饱喝足，身强力壮，无所事事，精神上空虚得难受。这样的人一接触麻将，就像鱼儿见到了水，扑通跳了下去，就再也不肯上来了。
王阿宝虽然大字不认识几箩，但打起麻将来天分很高。开始是几个倒爷哥们在一起玩，一次赌下来不过几十元来去。后来越赌越大，几百、几千，甚至上万。这么大的胃口在小城找不到对手了，他们就远征外地找对手。他们经常携带几万元现金穿梭来往于沪宁线上。
搭到对手时，他们几个假装不认识，聚到一起打。一开始总是让对手赢一些去，他们自己还假装争执起来。等到对手杀兴上来了，价码开大了，他们才暗中串通起来，一举破门。这种方法，他们称之为“扶猴上树”。
当遇到“牌坛高手”，眼看要输钱时，他们才会使用事先约定好的暗号。如：需红中碰时，就摸一下鼻子，需要白板时，就抹一下脸，等等。
当然也有被人识破的时候，这时少不了要大打出手，爆发一场恶战，闹得人仰马翻。
1986年夏天，王阿宝被捕那天晚上，他正和几个赌徒躲在T州西郊的一个农民家交战。里面点一盏油灯，门窗被遮得密不透风。他们已经在里面连续作战了三十六小时。当公安人员破门而入时，屋里烟雾弥漫，浓得看不清人的面孔。地上铺着一层被烟熏死的蚊子。
当时，屋里只有四个人，每个人面前摆着个竹筐，筐里全是十元的钞票。竹筐外面也散落了一些钞票，他们都懒得去拾。
王阿宝后来被判了十七年。
因与他赌博输得倾家荡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