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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厂的回忆（图）（5）
我们的炼焦炉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已经拥有了500座，每天能够洗煤1500吨。我承认，每次我说起这些炼焦炉，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那些从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来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能在我们这块大陆上成为这样一个先驱者，也是很了不起的。我在丹佛姆林的表兄莫里森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有一天，我在工厂车间里巡视，经理问我是否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位杰出的技工。我告诉他我并不知道，我问他能否和他聊上几句并且四处走走。然后，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莫里森，”这是他的回答，“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兄弟。“哦，你是怎么来这儿的？”“我想我们能过得好一点，”他说。“那，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呢？”“我妻子。”他回答。“你为什么不先来见你的这位亲戚，我可以介绍你到这儿来。”“呵呵，如果有机会，我想我并不需要帮助。”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森，从小便被教育要依靠自己，像金星（Lucifer，另一含义是魔鬼）一样独立。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这起步，他的职位不断稳步上升。如今，他已经是不择不扣地百万富了，但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明智的判断。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在信中他邀请我和夫人在参加卡内基学院的周年庆典时一起到他家做客）。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钢铁厂的规模，而许多与钢铁制造业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得到发展，而当时这些还正处于发展初期。所有对钢铁行业未来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已经使美国人民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实质联系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美国所有形式的钢材和所需要的大部分的铁一度依赖进口，英国是最大的供应国。美国人民强烈要求自足，国会决定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每吨可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应比例征收。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保护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内战以前，这还只是一个政党问题。南方主张自由贸易，而北方则认为征收进口税是必要的。英国政府对邦联体制的支持，在它从阿拉巴马和其他一些攻击英美商业的武装民船中逃离出来之后达到了顶点。由此美国人民对英国政府产生了敌意，尽管大部分的英国人民支持并喜爱美国。如今征收关税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问题了，而是一项国家的政策，为两个政党的一致支持。关税变成了爱国税，有利于经济发展。国会中的90多个北方民主党议员，包括议长（speaker of the house）都赞成这一点。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国家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中，降低税率的呼声开始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经常有人指责道，制造业主贿赂议员的现象很普遍。但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目的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保护贸易对抗自由贸易的活动捐了款。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刚才的进口税持续下降，到后来降到了每吨先前的四分之一，每顿起美元。（今天（1911年），进口税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方案中还要得到继续修改。）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新的激烈的税则所做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税太多，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将会有多家而不是一家制造商受到损害。我被召往华盛顿，准备对威尔逊法进行修改，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他们倾向于反对威尔逊法，因为它过于严厉，降税太过厉害，肯定会阻碍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业。高曼议院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说他的同事们对我有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那么在钢铁的税率上，他们将接受我的引导。我依然还记得他说的话，“我可以反对总统，但必须打败她；但我承受不起去反对他，但却被他打败的结果。”弗劳尔州长也持同样的看法，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后来我会面了高曼参议员，他解释说，他必须给棉花包让路，以确保一些南方参议员的利益。棉花包须免关税，所以，关税立法获得通过。在内战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制造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参加关税法的制定，所以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赞成者的角色。我反对极端主义——既反对那些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对所有的减税措施一概抨击的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反对那些抵制一切关税，倡导无限自由贸易的极端分子。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上的一切进口税，而不会有任何损害。高额关税在早期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多少剩余的产品，所以，即便这里钢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人们也只能从欧洲进口少数的钢铁产品，甚至这还可能导致欧洲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的制造工业不会受到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
总部在纽约（图）（1）
我们的商业继续膨胀，我需要频繁地去东边，尤其是纽约，它在美国就像伦敦在英国一样重要——美国真正重要的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似乎不在纽约设立代表处，大公司就不能良好发展。我弟弟和菲普斯已经完全掌管了匹兹堡的业务。对我来说，似乎只要指挥下公司整体政策，以及参与重要的合同谈判。 我弟弟很幸运地和露西？克鲁曼小姐结婚了，克鲁曼小姐的父亲是我们最可贵的一个合伙人和朋友。我们在荷姆伍德的家交给了弟弟，这样我有一次被迫放弃现有的生活圈子，1867年离开匹兹堡，到纽约安家。对我来说，这个变化是痛苦的，而对我母亲则更加难以接受。但是她依然还年富力强，只要我们不管到哪里都在一起，我们就会很高兴。她依然满怀离愁别绪，在纽约我们完全就是陌生人，一开始，我们把住处安在圣尼古拉斯旅馆，它在当时当地十分有名。我在百老汇街开了一个办公室。匹兹堡的朋友们有时来纽约，我们都会感到非常高兴，这上也是到纽约之后能让我感到快乐的主要事情了，匹兹堡的报纸也是不可少的。我频繁的奔赴匹兹堡，母亲也总是与我同往，这样我们和老家的联系便一直保持着。但是过了一阵之后，我们就有了新朋友，也有了一些新的兴趣爱好，纽约也可以开始把它称之为家了。当圣尼古拉斯旅馆的老板在城外开了一家温莎旅馆后，我们就搬到了那里。而且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1887年，到我们在纽约有了新家为止。老板霍克先生成为了我们的朋友，他的侄子和那个与他同名的人也同样如此。在纽约，我从中受益最大，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帕尔默夫妇组织的“十九世纪俱乐部”。俱乐部在他们家集会，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很快便吸引了许多杰出的人士。我能成为它的成员多亏了伯塔夫人的推荐，她是一位很出色的夫人，伯塔教授的妻子，他们家的客厅更像一个沙龙。有一天，我应邀参加伯塔家的聚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荣幸。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很多杰出的人物，在他们之中有当时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后来被派往俄国和德国做大使的安德鲁。D。怀特，他还是海牙和平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也是我的终生好友和顾问。这里，十九世纪俱乐部事实上是一个舞台。会员们非常正式地讨论当天的主要议题，并且依次向听众们演说。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私人的房间很快就容纳不下了。于是，每月一次的会议便改在美国艺术馆举行。我记得我第一个晚上作为发言者参加那次聚会的主题是“金钱贵族”，托马斯？文特沃森？希金森上校是第一个发言者。这是我第一次被介绍给纽约的观众，后来，我就时不时地发表演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因为每一次出场演讲，都需要精心准备，大量的阅读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在匹兹堡生活了很长时间，学习并且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与投机生意比起来，我把它看成是一种实业，一种精神。我在匹兹堡当电报员的经历使我学到了各种事物的知识，使我认识了当时在匹兹堡有限的几个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和公司，我怀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他们。在我看来，他们的运作就像是一场赌博。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人和公司的信誉已经被严重损害，因为人们都认为他们热衷于投机。不过，当时这类公司的数量很少，屈指可数。石油和股票的交易还没有出现，通过电报与东部的股票交易所联系的经纪人办公室还没有产生的必要。匹兹堡就是一个制造业重镇。当我发现纽约的状况有多么不同的时候，我感到甚为惊讶。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在华尔街冒过险。人们纷纷向我打听与我打过交道的铁路公司的情况，搞得我应接不暇。有人提出愿意筹集资金来投资，但要我来负责管理、运作——他们认为我能得到内部消息，所以容易成功。还有人邀请我加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