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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在纽约（图）（2）
每一个制造业从业人员，所有的由职业的人，都应该欢迎着一条原则。对制造业者来说，这一条尤其重要。如果他要明智地裁断哪些问题会持续在他面前出现，他就必须在脑海中保持平静和自由。没有什么比好的判断更加可靠，如果一个人的脑子中满是股票交易的商业投机，那他也就不可能拥有好的判断力了。因为股票投机使他置于类似于醉酒一般兴奋然后昏昏然，无法根据他所见到的对事物的相关价值和实质作出判断。他会把高山看成小丘，而又将小丘看成高山。他会迫不及待地下结论而不作缜密的推理分析。他的心思都在股票的涨跌上面，而无法顾及那些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投机是蚕食价值的寄生虫，而不能创造价值。在纽约定居下来之后，我所承接的第一项重要的工程是在基奥卡克建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汤姆逊先生和我签订了整个的合同，包括整个桥梁的结构、基础、石工和上层建筑。合同还规定，我们拥有大桥的部分债券和工程款，以作为工程款。除了财务之外，在任何方面，这项工程都是一个杰作。一场危机导致了相关铁路公司的破产，他们无法和支付规定的款项。竞争对手在柏林顿修建了一座跨西西比河的大桥，并且还在河西岸修建了一条通向基奥卡克的铁路。我们亲眼看着即将到手的丰厚利润无法兑现。尽管没什么盈利，但我自己和托马斯先生好在没受什么损失。这座桥的上层建筑是由我们在匹兹堡的吉斯通公司修建的。工程需要我不时去基奥卡克进行巡视，在那里我认识了很多聪明可爱的人。比如他们之中的里德先生、莱顿夫妇等。后来我带着几个英国的朋友去参观了基奥卡克，对西部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占到了文明的边界上，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一天晚上我们收到了里德将军的邀请函，因为英国各镇的帮助，他们组织了一个聚会，希望我们能参加。在到会的客人中，不止一人曾在战争中声名显赫，并且后来晋升为国家议会中的重要人物。在建造基奥卡克大桥时我们赢得了声誉，这使得那些负责在圣路易斯修建密西西比河大桥计划的人与我接洽商谈。我的第一笔巨额资金与此有紧密联系，1869年的一天，负责此项工程的绅士，麦克弗恩先生（他是个典型的苏格兰人），来到了我在纽约的新办公室，说他们正在维修桥筹集资金，他想知道我能否游说几家东部的铁路公司加入这一项目。仔细审阅了工程计划书之后，我代表吉斯通桥梁公司与他就桥梁的建筑签订了合同。我还获得了大桥所属公司4，000，000美元的选择买卖权，1869年3月，为了联系债券的发卖，我出发去伦敦。在旅途中，我准备了一份内容说明书，当我已抵达伦敦，便叫人将它印刷了出来。我上次来伦敦结识了尼厄斯。S。摩根，一个大银行家。一天早上我去拜访他，并且开始了谈判。我给他留了一份说明书，当我第二天再去他那的时候，很高兴地发现他对这件事充满了兴趣，认为有利可图。我卖给了他一部分债券，但他的律师们建议，债券的措辞需要作一定的修改。摩根先生对我说，如果我打算去苏格兰，那么最好现在就走，因为我需要写信给圣路易斯的董事会议确定它们是否同意上述的修改。他说，我三个礼拜后再回来，还有充足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不希望这条鱼在水里游的时间太长，因此我告诉他说，明天早上我将收到电报，确认对所有的改变的一致意见。大西洋的电缆开通已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那天发的那么长的一份私人电报可能还比较罕见。我给合同的每一行都编上号码，这是一件比较容易的工作。然后仔细地向他们讲解哪些地方已经作出了修改，则需要在每一行中加入冗长和额外的话语。在发送之前，我给摩根先生看了这份信息，他说：“嗯，好吧，年青人，如果你成功了，你应该得到奖励。”当我在第二天早上到他办公室的时候，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专给我使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彩色的信封，里面是答复我的电报。内容是：“昨晚董事会作出决定，所有改变都予批准。”“现在，摩根先生，”我说，“我们可以继续了，请确认这份合同是你的律师所需要的。”协议很快就达成了。
总部在纽约（图）（3）
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泰晤士报》财经版的主编，桑普森先生进来了。我曾和他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深知他的几句话便能提高债券交易的价格。美国的有价证券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起因于菲斯克和古尔德队与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那些法官好像惟命是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被桑普森先生用来作为反对我发行债券的理由，我很快就遇到了这一情况。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对他的诉讼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桑普森先生说他会很高兴将这一特点作为重点报道，我把大桥描述为大陆高速公路出的收费站，这似乎让他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一离开公司，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谢谢你，年青人，你今早把那些债券价格提高了五个百分点。”“不客气，摩根先生，”我回答说，“那么现在，告诉我是怎样把价格提高五个百分点的呢？”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通过谈判，我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们合作。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在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摩根先生讲起电报的事情，并作出预测说，“那个年轻人将会声名远播。”在结束了合摩根先生的谈判之后，我去了一趟我的家乡，丹佛姆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送给这座小镇一件礼物——一座公共浴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额捐款。很多年以前，我的劳德姨父建议，给斯特灵的华莱士纪念馆基金会寄一笔捐款，那座纪念馆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诺本。这笔捐款虽然数目不大，但那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薪水30美元，同时还得负担家里的开支，这样看来，这却也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吝啬，相反，她为自己儿子的名字刻在捐助者名单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儿子也认为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几年之后，我和母亲重游斯特林，那时候，在华莱士塔下，沃尔特？司各特的半身象正公之于众，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最早期的捐助开始，至少在资金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大量的捐赠还没有开始，那时还只是处于积累阶段。1867年，当我正在游历欧洲大陆，并为所见所闻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依然牵挂着公司的一切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而显得至关重要，国会也已通过了一个法案，要鼓励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并打算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时在罗马，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要比当初设计的快得多。国家已下定决心，要将国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抓紧时间实现这一目标。我写信给斯考特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获得在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