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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男孩是土城人，姓李。去年10月被交运集团的一台车撞伤后就住进医院，四个月过去了，小孩子恢复快，除了身上那些伤疤外，与正常小孩没有两样。为何不出院呢？这就不得不引出他的父亲。那是一个瘦瘦的，黑黑的，油腔滑调的，狡诈而可怜的男人，30岁模样，烟瘾很大，成天打火机响个不停，病室天花板下弥漫着他喷出的《红梅》的烟雾。他嗜酒如命，每天都喝一点，元宵节那天，不知在那里喝得几乎不省人事，第二天中午才醒来，居然向贾老师要了一大塑料杯山里的苞谷酒，当然喝下去了，也许就是以酒解酒吧。
他太习惯吹牛了，或者说，就是胡说八道。他说自己当过兵，是炮兵，还当过班长。因为鼻炎没考取军校，只得返乡。在国税局干过，和局长的千金谈过恋爱，后来两人分手，他不得不离开国税局。据他说，后来那个局长千金找了一个高官厚禄的男人，但他却曾经拥有。他说话可信部分不清楚，过了几天，他又介绍说：“曾经在宜昌学过技术。”谈吐中，似乎对车床，车间和工厂还有几分熟悉，叫人不知他到底干过什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现在就是一个柑橘中间人，帮南来北往的商贩组织货源。从中赚取差价，就和妻子的不少亲戚所干的差不多。他接着吹牛说，一个东北商人去年找他组织货源，因为儿子受伤，没能做成生意，那东北商人真够意思，不做生意就返回了。我和妻子相视而笑，相信了这个说法那才是真正的傻瓜呢。
我把它称作无赖不仅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人，更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筹码，想狠狠的敲交运集团一把。他承认，老在医院呆着，就是想找交运集团赔一笔钱。他说医院和医生都拿了交运集团的钱，说孩子已经痊愈。他说，孩子晚上经常抽筋，他认为这是车祸引起的。注意，医院曾经组织仪器进行了检查，结论是：“未发现异常。”
一天晚上，他大呼小叫，兴师动众的说，孩子又抽起来了。我，贾老师，老大，都被闹醒，他还叫来一个夜班护士在床前站了足有半个小时。暖气被人关上了，晚上下过雪，他把被子全部掀开，任凭儿子**身子，还是很冷的。最终什么都没看见，又是自讨没趣，不少人都劝他到法院打官司，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他却不以为然，认为不离开医院才是上策。不过，我出院的那个上午，三个医生找他谈话，要她出院。设想一下，不打针，不吃药，不检查，只是把医院当旅社的人肯定会被越来越讲究经济效益的院方当作不受欢迎的人。更况且他又没有钱，交运集团也不再理睬他了。
我知道，我不喜欢他这样的无赖，但不表明这个社会就没有这种无赖生存的空间。
12．年轻人
在我住院的15天时间里，病室里唯一发生过变化的就是47床，前者是个年轻人，后者也是个年轻人。
前面的那个年轻人不知道姓名，也没有说过话，当时眼镜也没有，只是模模糊糊的感觉是个年轻人，长得挺精神的。他每天中午准时出现，嘻嘻哈哈的和大家打招呼，躺在床上输完液，又声音宏亮的和大家告别，飘然而去。天天如此，直到有一天，输完液后，他突然告诉大家；‘我今天出院。’和大家说说互勉的话，就最后一次消失在病室的门外。不知他是谁？从何处而来？为何住院？只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那段时间里，曾经在市一医院外二科第十一病室里呆过。
后面进来的也是一个年轻人，元宵节前夜，潜伏很久的脑血管畸形突然发作，抬进病房时痛苦异常，呼天喊地，手舞足蹈，几个人都按不住，呻吟着：“头痛得厉害”，叫嚷着：“解不出手来”。医生插了尿管，打了镇定剂方才有所和缓。他是403厂职工，姓温，老家是河北保定，问了问，不是易县的，但还算是小老乡。年轻人自有年轻人料理，同事，好友组成专班，轮流守候，厂领导，工会主席，车间主任，厂医院院长接踵而来，头天入院，第二天拍片，第三天手术。直到我出院，他依然未醒，喃喃自语，手脚乱动，我看了看他的脸色，黑色，憔悴，嘴唇干裂，一直插着氧气。
他的妻子是一个附近县区的矮小女人，厚厚的眼镜后面是一双神色忧郁的眼睛，她的父母受到她精心照料，而远从河北保定赶来的男孩子的父亲，二叔，二哥却显得像是多余的人，虽然他们给了她一万元钱，她却依然把黄鹤楼香烟只塞进她父亲的衣袋，男孩子的父亲则显得孤立无援。女人把一切做的那么自然，那么不动声色，如果不是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任何破绽。
我为这个年轻人的未来担忧。
阳光灿烂 中篇小说 春节关键词（下）
13．李兰芳
48床是一个兴山患者。被同村一个司机碾翻在地，在兴山医院治了几天后，腊月二十八转到宜昌，被11病室的人笑话为是赶到这里过年的。我挺欣赏他的姓名——李兰芳，听起来挺有含义的，我以为他的名字是南方，那片广袤的土地令人心驰神往。等我配上眼镜，从床头标签上发现他却叫兰芳时，又想是否是像单前芳，刘兰芳似的，富有另一种韵意，他的女儿告诉我，仅仅只是因为他们是“芳”字派，我大失所望，想想也好笑，一个兴山古夫镇的农夫，还能有多少文学造诣？只能怪自己太富有联想了。
李兰芳是一个消瘦的男人，50岁，失血过多，面色憔悴，有些苍白无力的感觉。他说话的声音很低，我几乎从没听过他说话的声音。元宵节前，他几乎整天躺在床上，睁着无神的眼睛望着输液管发呆。他的肠胃不好，只能吃稀饭，儿子曾帮他买过一听蒙牛牛奶，结果拉稀不止。医生用尽办法，甚至会诊，最后几颗黄连素解决了问题。我出院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到卫生间解手，扶着胖老婆在外二的过道里慢慢踱踱步了。看来他是相信我的信念；依靠自己，坚定信心，加强锻炼。
老李的胖老婆无疑是这个病室里最无能，最愚蠢的女人了。每天早上最早起床，霸着卫生间好长时间，结果全是为自己梳洗打扮；老李拉肚子，控制饮食，别人送的饼干，水果，还有饭菜，都使她大快朵颐。我曾经吃惊的看见她一口气吃下四节香蕉，再吃下几块糕点，动作之快，令人折服；其余时间就是打瞌睡，坐着能睡，趴着能睡，躺着更能睡；清醒的时间喜欢和别人拉家常，不论你是否愿意，她能站在你面前噼噼啪啪说上好久，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文化，头脑简单的农村妇人。
老李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在温州，大女儿在兴山电信工作。长得挺秀气的，红色长羽绒大衣，皮靴。到底是昭君故乡人，脸色白里透红，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十分雅致。这可能就是老李的胖老婆所说的那个刚结婚的女儿。“女儿把情钱拿走了，我只得了一本帐本。”女儿对父亲的感情深多了，喂饭，洗脸，买东西，显得体贴大方。最苦的莫过于那个肇事司机，三天两头跑来交钱，还咕噜着说老李也负有责任，说还有第三方。不管怎么样，老李正在恢复健康，这是最值得高兴的。
14．贾云龙一家人
49床的贾云龙是五峰湾潭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27岁，长得还是挺精神的。他有一件‘大洋摩托’的夹克服，这大概就是他曾经的爱骑。他就是骑着大洋摩托在走访学生家长的路上出的车祸。他摔得很厉害，她妹妹后怕的说：“脑浆都摔出来了”。出事之后，五峰的医生有些束手无策，还是贾云龙的干爹提醒，才长驱大半天，从五峰赶到宜昌，这才救了他一命。
贾云龙的面部从头顶一直到鼻梁，斜斜的爬着一道长长的可怕的疤痕，他的脑浆都摔出来了，应该是颅内受伤。他脖子上的伤痕证明他曾经被切开气管。他是11病室入院时间最长的病人，已经一个多月过去，除夕夜就在医院度过的，还有两万多块钱的治疗费用。看来命是保住了，只是右手失去了知觉，不会说话，＇也许是不愿和别人说话＇。只要醒着，贾云龙就睁着茫然的眼睛观察着病室里的一举一动。
他能听懂所有人的话，有时会一个人悄悄的发笑。自从开始高压舱治疗，理疗医生每天都来进行脉冲治疗和干扰素治疗以来，贾云龙已经能自己坐起来，突如其来的，经常吓人一跳。他上身穿一件他妹妹买的条纹睡衣，下身光裸着，长得茂密的阴毛和发育良好的家伙一览无遗。他已经丧失了羞怯感，十分坦然的裸露着。他有时是哗哗啦啦的小便；有时是坐在支架上解大便，哼哼哈哈的，把整个病室弄得臭气熏天。更多的时候就只是简单的坐着，木然地望着窗外那棵塔松绿意盎然的树梢发呆，一不留神，他又悄悄的躺下了。
贾云龙的父亲被全病室的人尊称为贾老师。他也真是一个老师，和儿子不同，他是中学老师。微黑的脸庞，国字脸，背头，眼睛炯炯有神，端正挺拔的鼻梁，棱角分明的嘴角，是一个很标准的英俊男人。贾老师与我同庚，比我大几个月，把我叫做“王同志”。我想是因为我是城里人的缘故。病室里习惯晚上11点左右熄大灯睡觉，一觉醒来，已是凌晨时分，昏暗的灯光下依然能看见他抚卷长读的身影。清晨，打开水的勤杂女工把人们闹醒，睁开眼睛，贾老师那身皮夹克就已经在病室里晃动了。
贾老师信命，说，52年生人都很苦。正值读书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好不容易熬到结婚生子，又碰到计划生育。他认为儿子的不幸也是他命中的灾难。他告诉我：“算命的说过，我59岁是一大劫难。”他很认真，很虔诚。我有些不以为然地劝解过他：“与其畏惧将来，不如把握现在。”他笑着连声称是，又发出爽朗的笑声。
事实上，贾老师是很豁达的，是很开朗的。一日三餐总有一杯山里的苞谷酒相伴，二两左右，不知是一些什么下酒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