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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弹弹了回去，那碧绿的枝条映着淡蓝色的天，尽在空中一上一下，动荡个不
停。刘荃站在那里望着那树枝，倒看呆了。
墙的门洞子里忽然又走出一个人来，却是黄绢。刘荃定了定神，再看了看，是黄绢。她举起一本笔记簿来挡着头上的太阳。天热，她把帽子推到脑后去，短头发也掖在耳朵背后，但是依旧有几根散乱的发丝被汗水黏在面颊上，莹白的脸上透出浅浅的红晕。刘荃站在这里向上面望着，就像是在这里等着她似的，也只好将错就错，就算是早已看见了她，向她带笑点着头。
“这儿的路真不好认，”他说，“幸亏遇见一个村子里的人，送了一程子。你倒真有本事，一个人走了来了。”
她笑了起来。“你当我认识路？要不是有你们在前头带路，我绕来绕去，不知道要绕到什么时候呢！”
“哦，你看见我在前头走？”刘荃笑着说。底下接下去很自然的一句问句，就是“怎么没叫我呢？”但是结果并没有问出口来。
“那是哪家的姑娘？很活泼的。”
“我就住在他们家里。刚巧顺路，她到田上去叫她父亲去开会。”
他附带加上的两句解释，也许是多馀的，她即使听见了，似乎也并没有加以注意。因为这时候有别的女同志走过，她立刻赶上去招呼她们，态度仿佛比平常更亲热些，大家一面谈笑着，匆匆的走上庙的石级，倒把他丢在后面。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行动，她刚才的谈话里也并没有丝毫不愉快的表示，然而他直觉的感到她是对他有些不满。但是为什么呢？如果他以为她不高兴是为了二妞，他应当觉得高兴才是。但是究竟不是那样自命不凡的人，以为任何女性都对他有好感。证据是，他并不觉得高兴，只觉得无缘无故的心里很不痛快。
工作队在庙里集中以后，分两组去参加农会与妇联会开会。全部同志与一小部分男同志去主持妇联的大会。刘荃这一组是到一个大族的祠堂去开农会的。今天的会，不过是例行公事。由张励和几个队员轮流演讲土地改革的原理，从私有制度的由来说起，农民等于上了一课社会发展史，都听得昏昏欲睡。刘荃也讲了一段。
一个会开了六个钟头。散会以后，大家回到村子里来，天已经黑了。刘荃回到唐家，他一进门，就看一个瘦瘦的中年汉子，身量不高，衔着个旱烟袋迎上前来，向他点头笑着。想必就是唐占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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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上那边屋去坐！”他仿佛比他女人还要木讷，连个“同志”也不会叫。
他把刘荃让到今天早晨那闲房里去，二妞随即送了一盏灯进来。但是这油灯搁在桌上，搁不稳，大概因为这泥地凹凸不平的缘故。二妞把灯放在炕上，又出去找了块砖头垫在桌腿下面。她蹲在桌子底下，把砖头垫上了，屡次昂头来看看垫平正了没有，又堆了推桌子，看它摇晃不摇晃。这时候刘荃注意到她头发上戴了一朵浅粉色的小花，早晨似乎没有看见。
唐占魁坐在炕上吮着旱烟袋。他光着膀子，穿着一件白布背心，灯光照在他赭黄色的脸上，脸上很平坦，但是像泥土开裂一样，有几道很深的皱纹。
“今天的会开得太长了吧？”刘荃说。
唐占魁唏唏的笑了几声，客气的说，“也不算长，不算长。”然后又沉默下来了。
刘荃看他彷佛有心事的样子，就又把土改的大致办法向他讲解了一遍。问知他有十一亩地，一年收不到十石粮食，交了粮，一家人刚够吃的。像他这样的中农，按照“中间不动两头平”的定律，他的财产是在政府保护下的，可以绝对用不着忧虑。
然而唐占魁仍旧皱着眉头。“说是要‘打乱重分’，有这话没有呀？”
“没有的话。像你们这中农的地，绝对不去动你们的。”
“那就好，那就好，”唐占魁叹了口气，“自从听见那话，心里就是一个疙瘩。我这几亩地，别的没什么，地性是摸熟了。沿河那块地，是大前年买的杨老二的，挺好的地，杨家几个兄弟不成材，把地都荒了，那士不知多硬。自从我种上了，一年翻两回，又常常挑些熟土来垫上，这现在收成已经比从前好多了。要是换给别人，就是多换两亩都有点舍不得。”
他的田都是一亩一亩零碎置进的，听他说起来，一块地有一块地的历史，也有它独特的个性。他也像一切沉默寡言的人一样，有时候一开口说起他喜爱的事物，忽然滔滔不绝起来，变得非常唠叨。刘荃听着，倒觉得很有兴味。
二妞出去了又进来了，倚在房门口呆呆地听着。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问叫他们出去吃饭，她做了荞麦面烙饼。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灶上的火还很旺，她叫二妞去坐上一锅水。
灶旁有一只酱黄色的大水缸。二妞揭开缸盖，拿起葫芦瓢来舀水，但是还没有舀下去，先在水里匆匆的照了一照自己的睑。她把那朵花向后面掖了掖。再照了照，总彷佛有点不放心。结果又把那朵花摘了下来，倒插在鬓边。这次却没有插牢，那粉红的花声息毫无的落了下来，在那暗黄色的水面上漂浮着。影沉沉的水里映出她的脸，那朵花正栖息在她眼睛上，一动也不动，二妞也没有去捞它，手扶奢缸沿，只管望着自己的影子。
“怎么舀点水要那么许多时候，又不是绣花，”她母亲说话了，“尽在那儿看些什么？”
“我看今天这水也不知道怎么这么浑，”二妞说，“底下那么厚的泥。”
她把花捞起来洒了洒水，依旧插在头发上，匆匆的舀上一锅水，送到灶上去，然后也坐到桌上来吃饭。她斜签着身子坐着，低着头吃饭，刘荃因为不愿意让她觉得窘，也尽量避免朝她那边看去。但是她刚才在水缸里照镜子的神气，却看得很清楚。他心里也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感觉，似乎有一种渺茫的快感，又觉得有些不安。
3
工作队这两天忙着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着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着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于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后，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着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后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着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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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
“什么地主的仇恨不深？实在是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程度不够，所以对于被地主剥削的事实并不感到愤恨，”张励说：“而你们只看到表面，就武断的认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不深，这正证明了你们对政策理解的程度不够。”
于是大家又作了详尽的检讨与反省。
李向前向工作队提出一个意见，每天中午用大锅煮“斗争饭”吃，工作队和干部民兵一同吃吃，叫起人来比较方便，省得满处去找。反正粮食是现成的，是春上清匪反霸的斗争果实，由农会保管着。
“那是人民的财产。”刘荃立刻说：“不应当由我们来享受。”
黄绢向来不大说话的，这次也说，“本来我们下乡应当‘三同’，”她是指同吃、同住、同工作。“现在我们不下地工作，已经不对了，再要吃得比别人好，未免太说不过去。我住的那家人家是个赤贫户，就靠吃些豆皮麸皮糠皮过日子，从来没吃过什么正经粮食。”
被分派在赤贫户家里的，不止她一个，也都是跟着吃糠，自然也有人急于想换换口味，就和她辩驳起来。“不下地工作，那是因为时间上不许可——这次土改是有时限的，要尽早的完成它。其实是经济时间，大家在一起吃‘斗争饭’倒也是一个办法，干部民兵都会齐了，叫人有人。”
一时大家议论纷纭。
“同志们是来帮助老百姓闹斗争的，”李向前说：“就是吃老百姓两顿饭，也是应该的。”
“那么难道说，不吃，就不斗争了？”黄绢说。
张励是支持她的。他说：“吃得太讲究了也的确是不好，要照顾到影响。”
“斗争饭”的建议就榈浅了。但是不久他们又发现，因为农会的谷仓设备不大好，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谷子都发热，变红了，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