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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一个方面。我做驻美大使的时期，有一天我到费城去看我的一个史学老师
白尔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类争自由的历史，这时候他已八十岁了。他对我说：
“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这句话我至今不忘记。为什么容忍
比自由还更要紧呢？因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至
少在现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种互相容忍的精神，无论是东风压了西风，是西风压
了东风，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信仰j少数
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过来说，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因
为少数人要时常怀着“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教方罢休”的心理，多数人也就不
能不行“斩草除根”的算计了。最后我要指出，现代的自由主义，还含有“和平改
革”的意思。
和平改革有两个意义，第一就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
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容忍反对党，尊重少数人权利，正是和
平的政治社会改革的惟一基础。反对党的对立，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
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来转移政
权，严格的批评监督，和平的改换政权，都是现代民主国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
近代最重大的政治变迁，莫过于英国工党的执掌政权，英国工党在五十多年前，只
能选择出十几个议员，三十年后，工党两次执政，但还站不长久，到了战争胜利之
年（一九四五），工党得到了绝对多数的选举票，故这次工党的政权，是巩固的，
在五年之内，谁都不能推翻他们，他们可以放手改革英国的工商业，可以放手改革
英国的经济制度，这样重大的变化，——从资本主义的英国变到社会主义的英国，
——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装革命，只靠一张无记名的选举票，这种和平的革命基
础，只是那容忍反对党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数人自由权利的政治制度，顶顶小的
芥子不曾受摧残，在五十年后居然变成大树了。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解除束缚的作
用，故有时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义的运动，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绩，例
如英国自从一八三二年以来的政治革新，直到今日的工党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
革新，所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义竟成了“和平改革主义”的别名，有些人反
对自由主义，说它是“不革命主义”，也正是如此。我们承认现代的自由主义正应
该有“和平改革”的含义，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
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这最后一点，有
许多没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许听了不满意，他们要“彻底改革”，不要那一点一滴
的立法，他们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讲。我要很诚恳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
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
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
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
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
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
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
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
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
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
三 中天丽日 打破浪漫病
刚才主席说“材料不很重要，重要的在方法”，这话是很对的。有方法与无方
法，自然不同。比如说，电灯坏了若有方法就可以把它修理好。材料一样的，然而
方法异样的，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我今天要说的，就是材料很重要，方法不甚
重要。用同等的方法，用在两种异样的材料上，所得结果便完全不同了。所以说材
料是很要紧的。中国自西历一六零零至一九零零年当中，可谓是中国“科学时期”，
亦可说是科学的治学时代。如清朝的戴东原先生在音韵学、校勘学上，都有严整的
方法。西洋人不能不承认这三百年是中国“科学时代”。我们自然科学虽没有怎样
高明，但方法很好，这是我们可以自己得意的。闽人陈第曾著《毛诗古音考》《唐
宋古音考》等些书。他的方法是很精密的，是顾炎武的老祖宗。顾亭林、阎百诗等
些学者都开中国学术新纪元，他们是用科学方法探究学问的，顾氏是以科学方法研
究音韵学，他的方法是用本证与旁证。比如研究《诗经》，从《诗经》本身来举证，
是谓本证；若是从《诗经》的外面举证便谓旁证了。阎氏的科学方法是研究古文的
真伪、文章的来源。
一六零九年的哥白尼听说在波兰国的北部一个眼镜店做小伙计，一天偶然叠上
几片玻璃而发现在远方的东西，哥白尼以为望远镜是可以做到的。他利用这仪器，
他对于天文学上就有很大的发现。像哈代维（Hudvey）、牛顿（Newton），还有显
微镜发明者像黎汉豪（Leeuwenhoek），他们都有很大的发明。当哥白尼及诸大学
者存在的时候，正是中国的顾炎武、阎百诗出世的时期。在这五六十年当中，东西
文化，东西学说的歧异就在这里。他们所谓方法就是“假说”与“求证”，牛顿就
是大胆去假定，然后一步一步去证明。这是和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方法是科学
的，然而材料是书本文字。我们的校勘学是校勘古书古字的正确的方法，如翻考《
尔雅》，诸子百家；考据学是考据古文的真伪。这一大堆东西可以代表清朝三百年
的成绩。黎汶豪是以凿钻等做研究的工具；牛顿是以木、石、自然资料来研究天文
学，像现在已经把太阳系都弄清楚了。前几天报上宣传英国天文台要与火星通讯，
像这样的造就实在可怕的。十八、十九世纪时候，西方学者才开始研究校勘学，瑞
典的加礼文他专攻校勘学，曾经编成《中国文字分析字典人像他这个洋鬼子不过研
究；四、五年，而竟达到中国有三百年历史的校勘学成绩。加礼文说道：“你们只
在文字方面做工夫，不肯到汉口、广东、高丽、日本等地方实际考查文字的土音以
为证明；要找出各种的读法应当要到北京、宁波，……等地去。”这可证明探求学
问方法完全是经验的，要实地调查的。顾亭林费许多时间而所得到的很少，而结果
走错了路。
刚才杨教务长问我怎样医治“浪漫病”？我回答他说：浪漫的病症在哪里？我
以为浪漫病或者就是“懒病”。你们都是青年的，都还不到壮年时期，而我们已是
“老狗教不成新把戏”了。现在我们无论走那条路，都是要研究微积分。生物学、
天文学、物理学。我们要多做些实验工夫，要跟着西洋人走进实验室去。至于考据
方面就要让我们老朽昏庸的人去做。黎汶豪的显微镜实在比妖怪还厉害，这是用无
穷时间与时时刻刻找真理所得的结果。十九世纪时候，法国化学师柏土多（Pasteur）
在显微镜下面发现很可怕的微生物。他并且感受疯狗的厉害，便研究疯狗起来。
后来从狗嘴的涎沫里及脑髓中去探究，方知道是细菌在作祟，神经系中有毒。他把
狗骨髓取出风干经过十三四天之久，就把它制成注射药水，可以治好给疯狗咬着的
人。
但是当时没有胆量就注射在人身上，只先在别的动物身上试验看看。在那时候
很凑巧一位老太婆的儿子给狗咬伤，去请医生以活马当作死马医治，果然给他治好
了。
还有一位俄人，他给狼咬着他，就发明打针方法。法国酒的病，蚕的病亦给显
微镜找出来了；欧洲羊的病，德国库舒（Kch）应用药水力量把羊医好。像蚕病。
醋病与酒病治好后，实在每年给法国省下来几千万的法郎。普法战争后法国赔款有
五十万万之巨额。然而英国哈维（Harv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
镜，已把法国赔款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
西，而正确方法是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
究有结果，最要紧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
庭里去找活材料。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
要连带说一说。“六零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以杀杨梅疮的微菌，
这位先生他用化学方法，经过八年六百零六次的试验研究而成功的。我们研究学问，
要有材料和方法，要不懒，要坚韧不拔的努力；那么，“浪漫病”就可以打破了。
然而英国哈维（Harvy）尝说：柏士多以一支玻璃管和一具显微镜，已把法国赔款
都付清了。懒的人实在没有懂得学问的兴趣。学问本来是干燥东西，而正确方法是
建筑在正确材料上的，像酉方的牛顿那样的正确。我们中国要研究有结果，最要紧
的是要到自然界去，找自然材料。做文学的更要到民间去，到家庭里去找活材料。
我是喜欢谈谈：大家都是年富力强，应该要打破和消灭懒病。还要连带说一说。
“六零六”药水，是德国医生Erlich发明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