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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子又惊奇又高兴地望着秀子，又回过头来望着我，从她的眼光中，我记起和子曾对我
说过，秀子是一个很羞怯很沉静的女子，从她嘴里不太容易听到什么兴奋激昂的话的。秀子
动了感情了！
我笑说：“东京会议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鼓舞，都是教育。
我听到不少的非洲的作家在称赞这个成功的会议，他们对于日本作家们的努力，都有很
深的感谢和敬意。他们也知道，在这次开罗会议上，日本作家们仍会举着东京会议的旗帜，
奋勇前进的。”
和子高兴而又深思地说：“亚非作家会议，的确把日本作家围抱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
团结温暖的大家庭里……”
秀子没有听见我们的话，只出神地用手摩抚着膝上的和服的边缘，似乎要把它压得更平
贴一点，一面说：“还有昨天那位喀麦隆代表所说的，‘在帝国主义制度正在倒塌之中的今
天，在帝国主义的恶魔正在血泊里挣扎颤抖的今天，还有哪一位作家，仍在接受“为艺术而
艺术”和“文学和政治应该分家”的理论的话，这个作家就是杀害我们人民和我们文学的同
谋犯！’这些话像隆隆的雷声一样，听得我耳也热了，心也跳了，在座位上简直坐不住，我
想……我想跑出去……”
她抬起晕红的脸，热情激动的目光，扫过我们的脸上，和子和我一时都静默下来，只倾
听这股冲破岩石的涌泉，让它奔流下去。
秀子急急地接着说：“我算是开了心窍，眼睛也明亮了。
谁说亚非作家会议是个政治会议？谁说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都是政治的鼓动和宣传？
从我看来都是一篇篇最好的文学，都是从亿万人民心中倾吐出来的。”
床边的电话铃响了，把我们从沸腾的情绪中唤醒过来，秀子又像羞涩又像道歉地微微地
吁了一口气，从掩襟里拿出一块边上绣着红花的小手绢，轻轻地擦着鬓角上的汗珠。我连忙
走到电话机前面去。
我把电话筒递给和子，说：“是你的。”
和子笑着向电话筒里说了几句日本话，便把电话筒放下了。“他们说我们一到了你这
里，就不想回来了！我们和朝鲜代表团座谈的时间到了，他们在等着我们一同出发呢！”
秀子也站了起来。她们两个忙着从我床上拿起散放着的腰带，彼此帮忙着紧紧地扎起。
秀子的腰带是金色的，正配着她那件深紫色洒白花的和服。和子的腰带是银色的，衬上她的
淡青色画着深蓝花的衣服，也显得十分俏丽。当她们在穿衣镜前徘徊瞻顾的时候，床侧的一
盏电灯显然的不够亮了，我走过去把那层厚厚的帘幕拉过一边去。
一天的光明，倾泻到屋里来，她们突然看见自己镜中绚烂的影子，吃了一惊似的，回过
头来，在我点头招呼之下，含笑地走到门边，和我并肩站着……
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
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
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秀子紧紧地捏着我的手，看着我微笑说：“你记得去年我们在京都琵琶湖船上的谈话
吧，那一天，东风吹得多紧？一年又过去了……无论在亚洲、在非洲，我都感到春天一年比
一年美好，也觉得自己一年比一年年轻……”
和子抱着秀子的肩头，笑说：“好一个‘春天一年比一年美好’！走，把这句话带到座
谈会上说去。”她们推挽着走到床边，忙忙地捡起零碎的东西，装到手提包里，又匆匆地道
谢道别，我依恋地把她们送到电梯旁边。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
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
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１
９６２年３月１８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１９６２年４月号，后收入散文集《樱花赞》。）话说
文化交流
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达开罗的那一天，是二月七日早晨四时。春寒料峭之中，我们紧紧地
裹着大衣，走下飞机，走向拥上前来的欢迎的人群。把一大束鲜花送到我臂里的是一位年轻
的妇女，长眉秀目之间，蕴含着一股幽娴静雅之气，她一开口，说的是十分纯粹流利的北京
话。她说她的名字叫杜玛德，她和她的丈夫黑白，都是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在北京住了五
年。她又指着人群里忙着和中国客人寒暄的一位阿联青年，说“那就是黑白”。候机室中，
热情洋溢，笑语纷纭，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被打断了……在开罗的几天中，我常常想起这一对
画家夫妇，但是总没有机会见到。
亚非作家会议开幕的那一天，我们被邀到“现代艺术馆”去参观阿联的“绘画与雕刻作
品竞赛展览”。在艺术馆的丛树浓荫之下，我忽然看到一个抱在保姆怀里的小女孩，穿着一
身浅色的衣裳，颈上挂着一个坠着赤金的“福”字的项链。我走出人流，过去拉着那小女孩
的手。她一点也不怕生，转着黑溜溜的眼睛，望着我笑。保姆笑说：“她是画家黑白和杜玛
德的女儿，你看，那边彩棚里不是她父母的画展？”我连忙赶上人流，走进那座彩棚里去。
这里面挂着满壁的水彩画，都是中国的风光，有梳着双辫挑着水桶的姑娘，也有在灌满水的
梯田里俯身插秧的农民……真是琳琅满目，若不是我身边站满了亚非各国的客人，耳中听到
的尽是我所不懂的各种亚非的语言的话，我真以为是在北海或是中山公园观赏中国画家的画
展了！这时杜玛德陪着一班客人，从我身边走过，我好容易挤上去，只说了一句：“我看见
你的小女儿了，真好玩……”她也只匆匆地笑着说一句“她是在中国生的，名叫小红……”
说着她就被人群簇拥到一个陈列着中国画具的大玻璃柜边上，去作解释。我听见旁人在赞叹
说，他们的绘画，是融合了中国古典绘画和埃及古画的特点，创造出了独特的风格。我必须
承认我对绘画是外行，但是我喜欢他们的画，它们给我一种极其温暖亲切的感受！
大会闭幕之后，我们一班人挤出时间去参观开罗博物馆。
陪我们去的是一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这位青年，一脸的书卷气，戴着很厚的眼镜，从
一上车就滔滔不绝、津津有味地给我们讲埃及的古代文化，那种热烈陶醉的神情，竟不像对
人讲述，而像温理自己脑中的一幅一幅的辉煌灿烂古埃及文化的画图！偏偏那天博物馆又提
早关门，算来我们只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来浏览这个世界上最古的六千年的文化！失望之
余，我们只好加快脚步，在一座座矗立的大石门，横放的大石棺，排列的大石像前面，匆匆
走过。这位青年，却以恳求的眼光，摩挲着几乎每一块石头，向着我们讲解：“在纪元前三
三一二年……”后面跟着的是大声呼唤的博物馆看守员：
“请大家快一点，再有五分钟就关门了！”这一天，谁也没有看得痛快，出门上车的时
候，人人发出惋惜的叹声，尤其是那位青年，一路上只呆呆望着车窗外，好像在说：“真是
白来了一趟！”
我却是满心欢喜！文化交流，就得由这种热爱友邦文化的青年们来作。埃及、中国、印
度……都是世界文化的摇篮，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千辛万苦地给我们开出一条文化交流的
大道。在推翻阻碍亚非文化交流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同时，我们需要千千万万像阿
联的画家杜玛德夫妇和这位姓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的青年人，来“继往开来”，做出前人所
未做出的伟大事业！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
札》。）
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谢冰心同志表示赞成萧三同志的意见：“不薄新诗爱旧
诗”。她说：记得《文汇报》上曾经发表过一个小学生的意见，说旧诗能背诵，他喜欢，新
诗不能背诵，他不喜欢，这有道理。我的经验是除了一般地需要而外，人们读诗也还想消
遣，比如失眠的时候，就想背点诗，而背的很少是新诗，因为新诗不能背。我在大连一个休
养所休养时，和一群孩子玩，我给他们念了些歌谣，孩子们很喜欢，学得很快，一天能背六
七个。比如我给他们念：“金咕噜棒，银咕噜棒，爷爷打板——”不用我往下念，他们就
说：“奶奶唱。”我说：“爷爷打板奶奶念。”他们说：“声音不对，是奶奶唱。”我想，
所谓天籁，也许就是这个吧。我教他们念《红旗歌谣》里的“什么藤结什么瓜……”念了三
遍，他们就记住了，没有一个念错的。新诗有许多好的，但我也想对写新诗的同志说，新诗
如果要人能记得住，不是读过就忘的话，除了内容好而外，恐怕在音韵这方面还是要注意一
下。
谢冰心同志也谈到自己写新诗的体会。她说：或许有人会问，你年青的时候为什么也写
些小诗？现在为什么又不写了？我说，我那时年青，胆子大，又想打破一切框框，写起来很
容易，一气可以写几百首。现在想起来真可怕。现在叫我写，我的顾虑就多了，也可以说要
求高了。新诗不好写。
（本篇摘自《诗刊》１９６２年第３期《在诗歌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纪要》。）
亚非作家的战斗友谊
我们亚非作家的代表们，驾着轻快的春天的翅膀，怀着兴奋而又愉快的心情，飞过嵯峨
的山岭，渡过宽阔的海洋，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