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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群言》１９８８年第１２期上那两篇文章的许多警句，我请求每一个中国知书识字的
公民，都来读一读这两篇文章。我们是应该都有极其深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知书识字的公
民们都比我年轻，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２１世纪变
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但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无论如何是看不见了！１９８９
年１月５日晨（戊辰小寒）施者比受者更为有福
我看着我客厅里的两架玻璃书柜里堆叠着的许许多多海内外的朋友亲戚和许许多多不认
识的小朋友送我的贺年片。
那些片上的图画真是花团锦簇，不但有花朵、儿童，还有更多的小猫（也都是白色的，
和我的咪咪一样）。
我衷心地感谢这许多年来给我写信的上百上千的小朋友们，他（她）们的情意是那么恳
切，字迹是那么工整，最后还总是祝我健康长寿。我的寿命真是不短，算来已经度过八十八
个春秋了。但是健康呢，却有不少问题，我从一九八○年九月右腿骨折后，不但行动不自由
了，生活也不能自理，这时亏得有我小女婿的姐姐陈同志，日夜在帮助照顾我。我不但夜
里不能自己翻身，连人家把我扶坐书桌前以后凡是我的手够不到的地方，还是要人帮忙，比
如拿一本书，一支笔，一张纸，一杯茶等等、等等都是要麻烦人的。我们一般笑骂无用的人
是“行尸走肉”，但是我却连“行尸走肉”都不如，因为“尸”“肉”还能行走！
想起我小的时候，在海岸上狂奔……就是在一九八○年以前，我也还是走遍五湖四海。
我半夜醒来还会悄悄地呜咽！
我勉励着自己坚强起来，还满有希望似地说过“生命从八十岁开始”，但实际上那种的
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啊！
我近来又增加上右膝骨上骨节增生，眼睛里又有了白内障，起来、坐下、看书、写字都
有困难……总之，这些都是我从来不复小朋友信的原因。我不但没有时间，也没有了精力。
但我已珍重地将这些年来收到的千百封可贵的信，都送到巴金同志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
馆”，请他们代为收藏起来了。
中国俗话说：“岁数不饶人”，老年来到了，这原是无法抗拒的千古以来的真理。是我
自己太“天真”了，不能正确地承认这个真理！
话说回来，我看着我玻璃书柜里堆积的那些五光十色的贺年片，我心里充满了幸福！
我也记得西方一本圣书上有句能够说出我心底的话的句子，是“施者比受者更为有
福”！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大雪之后《关于男人》再版序
《关于男人》再版时，由我的二女婿陈恕加上我历年来写的有关男人的文章，交给舒济
同志，其中人物都是我所敬爱的男人。以前我写的都是追念已故的人物，以后我将不再这样
写了，因为我已活到八十八岁，自己行将就“火”了，此后我要写的就是现在还活着的，我
所敬爱的人，已写出的就是巴金！
读《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后我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亲身得到蔡元培先生教诲
的荣幸，但在二十年代，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是我们一般大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号人
物！
蔡先生是一位卓越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是近代中国教育的奠基人。这
些歌颂的话，都不必多说了。蔡先生重视教育，尤其是美育，他还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我对
蔡先生印象最深的，是他延聘教师兼收并蓄，使学生们对各种学术流派都有研究学习的机
会。我最记得那时学术界所斥为最顽固的，直到民国成立几多年后，还留着辫子的辜鸿铭先
生，也因为他久游西欧，学识渊博，而被蔡先生延聘为北大教授。辜先生还有他自己的条
件，就是上课的时候，全班学生必须先进课堂，而后他才进去；下课的时候，也必须他先出
来，然后学生才能走出课堂。这一切，蔡先生都接受了。
蔡先生爱才若渴，可见一斑。
在蔡先生和林纾先生的通信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办学的主张：一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
兼容并包主义；二是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校外行动悉听自由。这也是蔡先生的伟大之
处。
还有蔡先生的《读武者小路实笃的著作有感》中，说到“中国觉醒的人不及日本多，觉
醒人的力量，也还不及日本人的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决不用悲观……俄国人的尽
力，是我们的模范。”这些话给我的感触极深！我是世界大战后第一批到日本去的（一九四
七年），那时日本东京真是遍地瓦砾；但是，在觉醒力量很强的日本人民奋发图强的努力
下，从教育入手，不到几年，人民的素质就提高了许多，我从一九五一年回国后，又几次随
友好团访问日本，看她真是一年比一年地繁荣富强，如今已经是美国的强大挑战者了。我从
每次来采访我的记者用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坐的也大都是日本汽车中，看到日本科技进步
之速。我们说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在原料和人才方面，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和开
发。蔡先生的“决不用悲观”，何时才能实现？！
蔡先生还竭力提倡国语和白话文，他认为我们生在一个国家里，最重要的是求知识、谋
职业、服务社会三件事，而这三件事都有应用国语的必要。同时，他也重视世界语，说是世
界语可以促进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了解。在《文学和一般艺术的关系怎样》中，蔡先生推
文学为一般艺术的总代表，这更是我终身服膺的。
五四运动时期，蔡先生为营救被捕学生，奔走呼号，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我
看到报纸上蔡先生的短短的辞职宣言，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可见先生当时是心
力交瘁了！
我是蔡先生的崇拜者，在“蔡元培研究会”成立之际，我虽然对蔡先生的思想和主张没
有甚深的研究，近来又因年老体弱，眼睛生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有困难。但读了高平叔同
志所编《蔡元培语言及文学论著》一书，我感到我还得尽我所知，写出一点，因为这是我的
荣幸！
关于男人（之八）
十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巴金。
为什么我把可爱放在可佩的前头？因为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们一样——我的孩
子们都叫他巴金舅舅——虽然我的弟弟们在学问和才华上都远远地比不上他。
我在《关于男人》这本书里、《他还在不停地写作》一文里，已经讲过我们相识的开
始，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腼腆而带些忧郁和沉默。但是彼此熟识而知心的时候，他就比谁都
健谈！我们有过好几次同在一次对外友好访问团的经历，最后一次就是一九八○年到日本的
访问，他的女儿小林和我的小女儿吴青都跟我们去了。在一个没有活动节目的晚上，小林、
吴青和一些年轻的团员们都去东京街上游逛。招待所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我记得那晚上在客
厅里，他滔滔不绝地和我谈到午夜，我忘了他谈的什么，是他的身世遭遇？还是中日友好？
总之，到夜里十二点，那些年轻人还没有回来，我就催他说：“巴金，我困了，时间不早
了，你这几天也很累，该休息了。”他才回屋去睡觉。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我得了脑血栓后又摔折了右腿，从此闭门不出。我一直住在北京，
他住在上海，见面时很少，但我们的通信不断。我把他的来信另外放在一个深蓝色的铁盒子
里，将来也和我的一些有上下款的书画，都送给他创办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他的可佩——我不用“可敬”字样，因为“敬”字似乎太客气了——之处，就是他为人
的“真诚”。文藻曾对我说过：
“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他对我们十分关心，我最记得四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我
因需要稿费，用“男士”的笔名写的那本《关于女人》的书，巴金知道我们那时的贫困，就
把这本书从剥削作家的“天地出版社”拿出来，交给了上海的“开明书店”，每期再版时，
我都得到稿费。
文藻和我又都认为他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我们
的朋友里有不少文艺界的人，其中有些人都很“风流”，对于钦慕他们的女读者，常常表示
了很随便和不严肃的态度和行为。巴金就不这样，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
这是他最可佩处之一。
至于他的著作之多，之好，就不用我来多说了，这是海内外的读者都会谈得很多的。
总之，他是一个爱人类，爱国家，爱人民，一生追求光明的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的作
家。
他近来身体也不太好，来信中说过好几次他要“搁笔”了，但是我不能相信！
我自己倒是好像要搁笔了，近来我承认我“老了”，身上添了许多疾病，近日眼睛里又
有了白内障，看书写字都很困难，虽然我周围的人，儿女、大夫和朋友们都百般地照顾我，
我还是要趁在我搁笔之前，写出我对巴金老弟的“爱”与“佩”。
为着人类、国家和人民的“光明”，我祝他健康长寿！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６日阳光满案
之晨致王一地
一地同志：
信同那本俄文书①（可惜我看不懂）已拜领，十分感谢。
我近来得了白内障，写字看书都有困难，长寿而不健康，也没有法子。祝你合家安吉
冰心一，廿七，一九八九①苏联《儿童文学》“中国专号”１９８８年６月号。冰心的
《中国的儿童文学》一文，发表于该刊。《关于女人》台湾版自序
丹扉女士要在台湾出版我的那本以“男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