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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传-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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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着单薄,送给我一块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

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和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需要人,国统区也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①一次,他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去南渝中学看望老校长张伯苓先生。张伯苓是坚决抗日的。“七七”事变前夕,他就预感到日本人会对他进行报复,就在重庆选择了校址,准备着一旦战争爆发,就把南开迁到内地去。果然不出他之所料,日本军队派飞机轰炸了南开大学,他多年奔波精心经营起来的美丽校园,在这次轰炸中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重庆的南渝中学在抗战烽火中又屹立起来了。他就在南渝中学的家属宿舍里,和师生们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他常常念起他的学生,周恩来、曹禺都是他得意的门生。看到他们来看望自己,他是十分欣慰的。曹禺回忆说:

我和周总理到南渝中学去会见张伯苓校长,老校长留我们用饭,在座的还有九先生张彭春。席间九先生和周总理展开了讨论,九先生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以为然。而周总理非常泰然,心平气和地向九先生解释说:“你说的不对,不符合事实。”用许多事实来说服九先生。老校长在一旁不置可否,只是注意听着。告别出来,我搭乘周总理的汽车,在半路上他让我下车,说,“你不半路下车,叫国民党特务看见,就把你当共产党抓了”。这次同去张校长家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老校长十分尊重,对九先生的意见,也很耐心地倾听,他总是以理服人。使你不能不心悦诚服。②周恩来同志对曹禺的关心和爱护是十分感人的。吴祖光曾谈到一件事,他说:周总理对曹禺是格外关心的,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日本投降之后,要在上海创办《新民晚报》,约我去编副刊,立即要去上海,由报馆给我买好了去上海的飞机票,是1946年元旦这一天的票。临行前夕,我去看望周总理,到了曾家岩五十号,我向警卫人员说明来意,警卫说周总理正在开会,这样,我就不敢再打扰他了。但很快警卫人员又赶上来,说周总理让我回去见他。他同我谈了两个小时,我记得很清楚。他几乎用了一半时间询问曹禺的情况,问是的写作情况,家庭问题,婚姻问题,问得相当详细。从这件事可看出周总理对曹禺的爱护和关心。①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周恩来同志无疑成为曹禺心上的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他前进的路程。曹禺对党的认识,对党的感情,对党所抱的希望,就是这样地凝聚起来的。

大约在改编《家》的时候,张骏祥就约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后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译者前记》中说:“那时在成都有一个职业剧团,准备演出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邀了张骏祥兄做导演,他觉得当时还没有适宜于上演的译本,约我重译一下。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后来也就用这样的面貌印出来了,一直没有改动。”还在大学读书时,他便钻研过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并不亚于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这些曾经直接对他的创作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剧作家。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戏剧博大精深,他甚至说:“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他也承认莎士比亚对他创作的影响:“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莎士比亚的诗,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①也许,你很难找到曹禺哪部剧作直接而明显地受到莎士比亚的影响;但是,可以说他的每部剧作都渗透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艺术精髓。像莎士比亚的诗情,那是曹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在《雷雨》和《日出》、《北京人》中都可看到这种一贯的追求。像《日出》中对金钱社会的鞭挞,难道不闪烁着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那种诗情!而话剧《家》更可看到莎士比亚诗剧的影响。莎士比亚对复杂人性的探索更吸引着曹禺。在这次翻译中,显示了他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独特的感受和见地,他说:“我以为这个悲剧充满了乐观主义的情绪,并不使人悲伤。只是像4月的天,忽晴忽雨;像一个女孩子一会儿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倚在你的肩膀上低低地哭泣起来。”①他是以他的诗人的心灵去感受着这位伟大剧作家的作品的,因此,就独具慧眼,从中把握着这出悲剧中的美学的特色。他在翻译中,把他的这种感受也融入整体戏剧气氛和具体的文字之中。

翻译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优秀的译作,如同创作一样。《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译,闪现着曹禺的才华和诗情,译笔优美流畅,独具一格。柯尔律治曾说“莎士比亚有意使《罗密欧与朱丽叶》接近于一首诗,这一点可以从贯穿在剧中的众多押韵的对句中看出来”②。而曹禺正是把它作为一首诗来翻译的。不但体现出莎剧诗的神韵,而且把它的节奏和韵律也翻译出来。他特别称赞这个戏的第二幕第二景,即在凯布邸中花园,罗密欧和朱丽叶幽会的一场,他说这场戏“把爱情描写得如此细腻动人,实在少见”。我们不妨摘引一段译文:

罗密欧走进

罗密欧(听见墙外墨故求的话)

没有受过创伤的,

就会嘲笑别人的伤痕。

朱丽叶出现在楼上的窗口但是静静的,是什么光从那边的窗户透出来?

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起来吧,美丽的阳光,射倒那嫉S*的月亮;惨白的月亮都焦虑得病了,她气死原是她的侍女,为什么比她还美?

别再陪伴她吧,因为她嫉S*你。

她那修道的衣服都发了惨绿,那是小丑们穿的,你就丢了吧。

月光照见朱丽叶的脸。

这是我的她,哦,是我的爱!——哦,要她知道了多好!——朱丽叶仿佛颤了一颤。

她开口了,可她没有说什么。

这有什么?

她的眼在说话,我就去回答。

我太莽撞了,她不是对我说的。

天空中两颗最辉煌的星星要出门,就请她的眼来代替他们闪耀,候着他们归来。

真的,如果她的一双眼睛悬在天空,星星就替代她的眼睛,那会怎样?

那她脸上的明媚一定盖过星星的亮,如同白日的光压倒了灯光,在天上她的眼一定照耀满天的光明,鸟儿乱叫,以为白昼已经降临。

看,她悄悄把手托着她的脸!

嗳,为什么我不是那手上的手套,就轻轻靠着她的脸!

无论是罗密欧,还是朱丽叶,在他们的爱情的絮语和独白中,都蕴藏着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力量,是那么真挚,是那么甜蜜。虽然,罗密欧和朱丽叶都死去了,但却给你一种欢快和乐观的情绪,曹禺把这些都翻译到他那充满诗情的文字里。我在《曹禺剧作论》中谈到他的话剧《家》,曾这样说:“这样杰出的爱情诗篇,自然使我们联想到曹禺翻译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同样也是一部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悲剧。不知是《家》的创作启发了他那样富于诗情的翻译,还是莎剧的诗意影响了《家》的改编。的确,在《家》中是蕴蓄着莎剧的现实主义的神韵和风采的。”《家》中第一幕第二景中觉新和瑞珏的诗的独白,也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景一样,把爱情写得那么细腻动人,在悲怆中蕴藏着爱情的甜蜜,在冬天中透露着春的消息。

1942年底,在山城传出了“曹禺要演戏了”的消息,这成为当时一条重大的社会新闻。

他到重庆这一年,可以说是马不停蹄。教书,参加社会活动,翻译剧本,创作剧本,如今又要演戏。尽管他已经多年不演戏了,但是他仍然不忘情于演戏。舞台曾是他的摇篮,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去创造。越是离开舞台久了,舞台越是具有一种诱惑力。那种创造角色的愉悦,那种同观众一起直面交流的情景,曾给曹禺带来多少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啊!他早就读过贝拉巴拉兹的《安魂曲》,他读的是英文本。这个剧本并不能说是十分杰出的剧作,但是,它却有一种感人的力量。这因为莫扎特的事迹本身就是感人的,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具有令人惊异的音乐天赋,五岁时便写出一首钢琴协奏曲。姐姐也有着音乐的才华,父亲带着姐弟两个到欧洲各地进行演出,在慕尼黑,在巴黎、伦敦、荷兰……到处都赢得帝王的喝采。过早的成名,却往往带来悲剧。尽管莫扎特的曲子到处为人演奏,他的歌剧令观众倾倒,可是贫困和饥饿一直伴随着他。莫扎特连一个职位都谋不到,那些王公贵族们只不过把他作为自己享乐的工具,那些富豪们把他当作摇钱树,拚命榨干他身上的血。《魔笛》演出200场,巨大的收益都流进了诡计多端的席坎内德尔的腰包。贫困饥饿严重损害着他的健康,吞噬着他的生命。35岁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便悲惨地离开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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