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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的现象。这里说的“情”，也不是作者对事物的深刻体验里流露出来的，而是一种比较肤浅的对事物的感触。仿佛作者仅仅为一种“强烈”、却有点浮夸的情感所激荡，没有再进一步探索，就动笔了。这种作品使人感到作者急躁一些。实际上，作品所反映的，仅仅是作者对于生活的一点新鲜的感触，有时这一点感触甚至也不是新鲜的。
我们踏进新的环境，便自然有新鲜的感觉，这点新鲜的感觉总归是很可贵的，它是创作过程的第一步，是引人入胜的东西。但它本身却不是什么“胜境”，不可据此立言立说，洋洋洒洒写下大文章来。新鲜的感觉不能代替更真实、更深刻的认识。创作还是靠把现实摸透。
反对虚夸浮饰之风，批评矫饰肤浅之情，是切中时弊的。在他看来，“情胜于理”，也是由于没有达到“真知道”，真情源于真知。他说：“生活的经历积累多了，才会对它产生深刻的情感。情感的反复体验一步一步加深了，才使我们有深刻的思索。”因之，他认为那些“情胜于理”的剧本中的“情”，“有的开始便不很真切，有的从头到尾仅是虚张声势。喊叫的声音太大了，‘情’和‘理’的声音太小了。这类剧本往往有些形似慷慨的文章，这些文章如流箭乱发，颇难射中思想的箭靶”。他接着说：“‘理胜于情’便干枯了，‘情胜于理’便泛滥了。前一种使人感到乏味，后一种使人感到茫然。”
这篇讲话，以《漫谈创作》为题，发表在１９６２年第６期《戏剧报》上。虽不能说，他把自己多年来在创作上的思索全盘托出了，但却是他的肺腑之言，既包含他解放后创作的经验教训，也凝结着他对话剧创作的沉思。难得的，是他终于讲出了他想要说的话，敢于触及时弊。
１９６２年，这一年他还写了《语言学习杂感》以及为青年剧作家讲的《读剧一得》等，都是写得有见地的好文章，毫无官样文章的味道，是在那里真正谈戏了。
在广州会议精神的激扬下，他开始了《王昭君》的创作。月，在北戴河度夏期间，还在勤奋写作，他感到那种油然而生的创作欲望又回来了。
曹禺传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第三十章 “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的确是好景不长啊！
刚刚度过一段轻松宽适的日子，刚刚使过度紧张的神经安定下来，阶级斗争的弦又开始绷紧了，似乎又在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他把已经写好的《王昭君》第一、二幕悄悄地锁在抽屉里，他再难以为继了。虽然，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场浩劫即将来临；但他却知道再写历史剧就太不识时务了。
他又不得不去写那些应景的表态文字。以他所处的地位，断然拒绝是他不敢做的，但更重要的是，接连不断地高举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帜，以及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又使他真的感到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的就在眼前了。他那本来不大的胆子，刚刚放开些，现在又紧缩起来了。
１９６４年５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同志把他介绍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同志，要他去了解１９６３年河北省抗洪斗争生活，写河北省人民的抗洪斗争。他和于民、《河北文学》的刘俊鹏，还有李庆番等一起到天津、静海、衡水等重灾区，还到了邯郸、邢台等地，在乡下跑了一个多月。这次下乡一方面使他亲自看到许许多多抗洪救灾的英雄业绩；一方面也使他得以了解农村的贫穷落后的实际情状。他深深感到，解放十几年了，但人民的生活还是那么穷，少数农户真是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饥的日子，他心中难过极了。在下乡中，他对自己要求是很严格的，和农民同吃同住。他去访问下乡知识青年赵耘，就住在赵耘家里。李庆番回忆说：“夜里，我们五个人同宿在一条土炕上。这炕不过两米，宽只有一米多。赵耘夫妇和一个小孩睡在这条炕上，也许宽宽绰绰，我们五条汉子可不行。顺着睡挤不开，只好头冲外横着睡，这样又伸不开腿，只得斜着身蜷着腿。这还不算太难受，最叫人难受的是热炕头。他们外间屋里的锅灶连着炕，中午焖了一大锅饭，晚上又做了这五个人的饭，把炕烧得烫屁股。已是５月上旬的天气，虽不算太热，但人们已穿上单衣。我们几个人躺在炕上，燥得浑身热辣辣的，简直跟烙饼似地来回翻腾。曹禺同志有失眠病，夜里必须服用带来的安眠药水才能睡着。这一夜服了两次，特制的安眠药水也无特效了。”尽管这样，吃不好，睡不好，他的情绪也十分饱满。走到那里，别人送剧本、刊物给他看，剧团请他看戏，要求提意见，讲创作经验，“曹禺同志有求必应，从不让人失望。”①一个月的时间，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不知怎么写。他的心中是种种的错综交织的生活印象，是种种不得回答的问题，他理不出个头绪来。回来之后，苦恼了他许久，又只好交了个白卷。
不知是谁传出了消息，江青得知曹禺有个写抗洪的剧本，她正想把话剧《战洪图》搞个京戏本子，就让人去找曹禺。曹禺说：
我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受宠若惊。我知道去了不讲话是不行的，那时，江青已经开始“露峥嵘”了。我想了一个提纲，在会上讲了一通。什么水一来，农村淹了，连藏在地窖里的地主也呆不住爬上来了。地主进行破坏啊！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我就凭着我还能说，应付一下。会上的人听了也不感兴趣，后来就不再理我了。真是谢天谢地！①１９６５年，他还没能觉察到形势的严重。他还在正常地进行活动。４月１８日，他参加了欢迎以龙泽修为团长的日本话剧团的活动；５月６日，陪同周恩来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５月１１日，陪同朱德再次观看日本话剧团的演出，并接见团长、顾问、编剧等人；８月１３日，他参加了中日青年的联欢，与日本青年代表团成员会面，并与日本的戏剧工作者进行了交流。直到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７月间，他还陪同亚非作家会议代表在武汉观看了毛泽东畅游长江。此时此刻，他都没有想到灾难会降临到他的头上，降临到整个祖国大地上。
但是，大地震终于到来了！首都在震撼着，红色恐怖的风暴铺天盖地而来了！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北京大学开始，席卷着大学，席卷着机关、团体、工厂，席卷着全国。
距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远，文艺大楼的小礼堂里，像演戏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把“文艺黑帮”头目揪出来示众一次。小礼堂里挤满了人群。由几个红卫兵在台上吼着：“带田汉——”，于是田汉便被两个人反剪着双臂由后台拖了上来，按着跪下，身上挂着“黑帮分子田汉”的大牌子。就这样把一个又一个被拉出示众……那真是一个发了疯的岁月。整个中国似乎都在发抖。
开始，北京人艺的“革命群众”对曹禺还是客气的，最先揪出来的是“党内走资派”赵起扬等，他还小心翼翼地写点不痛不痒的大字报揭发黑线，但他心中却在胆战心惊。他感觉到自己被揪出的日子也近在眼前了。
他本来就胆小怕事，眼看火烧到自己头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每天下班回到铁狮子胡同３号的大院里，就快步躲进家里，再也不敢露面。夜晚苦熬着，睁着大眼，辗转反侧，非吃安眠药是不得入睡了。方瑞本来就患神经衰弱，眼看着曹禺那种惊慌不安的样子，她也没有安慰他的办法。这种时候，她能说些什么呢？她只有无言的告慰，默默地相对。方瑞是镇静的，尽管她的身体纤弱，但内心里却有一股倔强。这种镇静，对曹禺也多少起到一点安定的作用。当然，最终也是无济于事的。恐怖终于降临到他头上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的一个夜晚，他又平安地回到家里，都睡下来了，大院里异常安静。突然，一阵喧嚷，红卫兵闯进来了，不容分说，便把曹禺从床上拖了下来，呼叫着把他装进汽车，押走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活捉彭罗陆杨”的事件，曹禺也成为这事件中的一个小小的“俘虏”。
他被押到中央音乐学院的礼堂里。尽管他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但同样感到突然。他被红卫兵的这次“革命行动”震昏了。他的思想、感情、神经，都似乎凝滞僵硬了，说不出一句话。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被绑架，他还从来没有领受这样的人生经验。似乎，心脏都停止了跳动。不知愤怒，不知悲哀，不知是日是夜，不知是冷是暖，不知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里。
周恩来知道曹禺被红卫兵抓走后，亲自赶到现场，看到曹禺和彭真等在一起。他对红卫兵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就这样保护了曹禺，把曹禺放了。
北京的晨曦，寒气逼人。他懵懵懂懂地回到家里。方瑞一夜未曾合眼，终于把他盼回来了。她眼里含着泪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岁月啊！
因为周恩来为他说了那么几句话，传到北京人艺，就起到保护的作用。他不是走资派，但是，“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却牢牢地戴到了他的头上。同样，也把他关进“牛棚”里，加入了北京人艺“牛鬼蛇神”的行列之中。曹禺是这样回忆这段生活的：“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
在铁狮子胡同３号，我住着三间房子，有一间书房，抄了，封了。在我们大院门口张贴着“反动学术权威曹禺在此”的对联。我多少年不抽烟了，是斯大林逝世那年，我一下子就把烟戒掉了。这次又抽起烟来了。抽的是九分钱一盒的白牌烟，抽着抽着就放炮，是很次的烟。我抽得很凶很凶呀！那时，只给生活费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