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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方瑞的身体更糟了，每天都要服安眠药，经常躺在床上，似乎精神上也崩溃了。方琯德回忆说：我记得，曹禺好像是解放了，但还没有最后定下来。我去铁狮子胡同看他和表姐方瑞。他有病躺在一间房子里，方瑞躺在另一间房子里，那景象真是很惨很惨的啊！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又能给他多少帮助呢？后来方瑞死了，曹禺像瘫痪了一样。他最亲爱的伴侣，终于没有熬过那最艰难的岁月，恨恨死去了。曹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有时，他一个人痴呆呆地守着空落落的房间，不思不想，守候着那无涯的暗夜。②方瑞是１９７４年去世的，她死后，床上撒落着许多安眠药片。是她糊涂了吃了过多的安眠药，还是她清醒地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很难判断了。在那失去亲人的日子里，曹禺六神无主，真像失去了灵魂一样。她把自己的青春、爱情和生命都给了他，就像愫方一样“把好的送给别人，坏的留给自己”。在动乱中，她默默地支撑着自己，点燃着自己，把苦痛留在心底，把镇定留给亲人。曹禺说：“在‘四人帮’横行时，她经常不断地探视我，在相对无言中，曾给我多大的勇气与耐力啊！但是她身体太衰弱了，没有等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到来，终于过早地离开我和孩子们。对于革命，我的朋友是默默无闻的。然而我将永远感激她。因为她通过我，总想为人民的事业尽一点力。”①
１９７５年，祖国的大地上曾出现过生机，邓小平复出了。曹禺也“解放”了。他还出席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时，流传着“四人帮”的“小道消息”。有时，他和两个女儿便跑到天坛公园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看看四周没有人了，每人就把自己听来的消息，讲个痛快！在这些小道消息中，既有着真实，又有着传递者加进去的嘲讽和愤怒。女儿们是不怕的，但是曹禺却很小心。在这里，他们父女的聚会，那真是难得的天伦之乐！
１９７６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头。
一年一度的春节来临了。但是，在北京每个家庭里，哪里又有春节的气氛呢！零零星星的爆竹声是不懂世事的孩子们放的。大人们哪里有这样的闲情！阴沉的脸孔，忧郁的心情，家家的大门都锁得紧紧的。
曹禺的家里冷清极了。他已搬到三里屯的一个单元住房里，只有小女儿伴着。早就从朋友那里听说周总理的病情恶化了，他默默地为总理祝福。１月８日清晨，从广播里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刹那间，他为这消息震昏了。当他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之后，他的泪水流淌下来，不可抑制的悲恸，使他痛苦不已。他觉得天昏了、地暗了，人们不知道又要遭受怎样的厄运！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唤起了人民的觉醒，终于爆发了举世震惊的四五运动。孩子们每天从天安门广场回来，都给他捎来一些诗篇，为他描绘着那里发生的一切。一走进天安门广场，就像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人民的世界。人的海洋，素花的海洋，像地动山摇，翻江倒海，像卷起的风暴，震撼着“四人帮”统治的大地。曹禺听孩子们低声地朗读着诗篇，他的眼睛又那么明亮了。
但是，跟随而来的是对四五运动的残酷镇压，全国又跌入一片黑暗之中。
天灾人祸相伴而来，７月间，唐山大地震，首都人心惶惶，惊恐不安。他和小女儿，艰难地躲在一个地震棚里，过着暗淡的日子。希望又消失了。又是病魔缠身，又是多难的岁月！他又绝望了。夜晚，他望着星空：难道这宇宙真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难道这世界真像一个黑暗的坑，任凭你怎样挣扎，愈挣扎便愈深地陷落在绝望的泥沼里？！难道真的逃不出这大地狱了吗？！
他没有料到，大概许许多多人都没有料到，一切又来得这么快！毛主席逝世不到两个月，一夜之间，便又天翻地转了。这一切都发生得那么突然，“四人帮”被粉碎了。
曹禺回忆起那个难忘的日子时说：十年前的那天，我的小女儿很晚回到家里。她一进门，径直走到我床前。她的脸因为激动而变得异样，目光闪闪，声音也有些颤抖。她说：“爸爸，咱们有救啦！”她告诉我“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不信，我也不敢信。我怕，怕这不是真的，还怕很多很多……，我记得那一夜我久久地在街上走，我看到每一个窗口，整座整座的楼都亮着灯，就像过年时一样。我走着，然而感到难以支持而站住了，我觉得我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人生，历史，中国以及我自己的生命，在那时都化成了一个字眼，我的声音有多大，或者究竟出没出声，我喊道：“天哪！”
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
后来，我又听到第二个、第三个人告诉我。虽然仍然是关着门，压低了声音才敢说的，可是我终于已经有了相信的勇气和力量。我相信我已从大地狱里逃出来了。①是的，他终于逃出了大地狱！他终于熬过了那十年的悲惨岁月！
曹禺传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第三十一章 枯木逢春
大地复苏，万象更新，祖国又迎来了一个山花烂漫的春天。
此时，曹禺历尽浩劫之后，已经是个６６岁的老人了。尽管他体弱多病，但是，那种枯木逢春的心情，又唤起他百倍的热情和精力。曹禺说：“粉碎了‘四人帮’，我心情舒畅，精神焕发，觉得自己是一台添了油的机器，又可以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开转了。”他曾向访问他的记者表示，他“要赶快写”，“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我的笔要继续为革命冲刺，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①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文艺界批判“四人帮”的斗争。
他怀着对周恩来同志的崇敬和热爱，写下了一系列的纪念文字。《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鞭策》（《人民戏剧》１９７７年第１期）、《我们心中的周总理》（收入《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献给周总理八十周年》（《北京文艺》１９７８年第３期）、诗歌《难忘的一九七六》（《北京文艺》１９７７年第２期）等。
他积极参加各种会议，发言和撰文批判“四人帮”的文艺谬论。如《不容抹煞十七年》（《光明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７日）、《“黑线专政”论抹煞不了毛主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人民戏剧》１９７７年第１２期）。《“从此剧开了新生面”——看京剧〈逼上梁山〉》（《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２日）一文，对江青领导的所谓京剧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的新纪元”的妄说，作了有力地揭露。
他对一些话剧重演和新剧的演出，给予热情的鼓吹和全力支持。他看过《龙须沟》、《最后一幕》之后，都写了文章。特别是《丹心谱》和《于无声处》这两部新戏，他给于倾心支持。宗福先随剧组来京，曹禺同赵寻一起同他座谈，肯定剧本，满怀期望。
繁忙的活动又开始了，应接不暇的种种接待，不得摆脱的各种会议。他忙碌，但他高兴。忙碌中他又准备着新的创作。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期间，他拜访了许多老科学家，同他们谈心，收集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写一部科学家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剧本。但是，这个剧本未能完成，只写出一篇散文《攻关的人们》，在《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５日刊登。
４月的北京，春意盎然。白塔高高耸立，在阳光的照射下更显得雄伟光辉。林默涵在北海仿膳招待从大洋彼岸来访的美籍华人赵浩生，应邀参加的有曹禺、夏衍、臧克家、吴作人、萧淑芳、李可染、赵丹、张瑞芳等人。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赵浩生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这样描写曹禺的：在一旁看着这个“大团圆”场面的，是剧作家曹禺先生。我从接触到话剧的时候起，就是个曹禺迷，我不但一再读过、看过他的戏，也演过、导过他的戏。
他的作品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一团团耀眼的火种，一座座光辉的纪念碑。从最早的《雷雨》到解放后的《明朗的天》，他以单纯的正义感和动人的艺术，一步步引导着千百万人走向和共产党不约而同的道路。但过去十几年，人们耳边听不到他的名字，看不到他的片纸只字了。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齐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敬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
如今站在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我激动得喉部哽咽，两眼湿润。面对着这位最会表达奔放感情的剧作家，我的感情却凝塞起来，只能笨拙地说：“看到您，我真高兴！”
这位“失踪”沉默了十几年的剧作家，比我记忆中的影像衰老多了。特别显著的，是他的面色有些蜡黄，右眼下出现一块黑记，这显然是多年来精神上见不到阳光的刻痕。
稍后，赵浩生还专门采访了曹禺，写了《从〈雷雨〉到〈王昭君〉》。许多国外的朋友、作家、记者、戏剧家都来拜访他，如韩素音、阿瑟·米勒等。在他身上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朝气，谈笑风生、自由舒畅。一位２０年来与他相识的朋友说：“我认识曹禺有２０几年了，可是近年和他的几次接触，使我感到，在他身上有着一股新的生气。‘您比过去话多了。’就脱口说出自己这个新印象。他很有感触地说：‘是的，过去讲话慎重考虑，不能随便，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的民主气氛浓厚起来了。’接着他反问我一句：‘你不觉得吗？’‘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确，他的话多了。据说在一次文艺界召开的座谈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