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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你不觉得吗？’‘是的，是的。’我急忙回答。”的确，他的话多了。据说在一次文艺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一开口就讲了两个多小时，真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尽管他为此感到歉意，但他还是愿意把心中的话倾诉出来。虽说还心有余悸，但不像过去那样，担心自己的话有什么不对，而被人抓辫子了。这种民主的气氛给他的晚年带来不尽的欢悦。即使接待外宾，他也直抒心臆，纵情而谈，同过去胆小怕事相比，他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一次，他陪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蔡文姬》，阿瑟·米勒对于这出戏很感兴趣，富于异域色彩的舞台设计和情调，以及演员的演技都使他赞赏不已。但是，他对曹禺说：“坦白讲来，也许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历史不熟悉，但我必须告诉各位，我觉得这个话剧相当烦闷。”曹禺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反问道：“这部戏为什么使你感到烦闷，能不能告诉我们？”他用英文说着。但是，这个坦率的反问，并没给阿瑟·米勒带来难堪，却从曹禺的作风，得到一种安全感。他直率地回答说：“我觉得这个故事在头一个小时之内讲了四五遍，每一次由不同的一组人物重复，但每说一次，并没有添什么新的东西。”曹禺等了不到半秒钟，然后跳出来大喊一声：“好！”其余演员也随之鼓掌。曹禺说：“我们在这儿搞了６个月，要想找出来为什么这个话剧如此沉闷，可是他一眼就看了出来，而且告诉了我们！”他紧接着提议：“为什么你不在这儿留一个星期替我们修改？”这次会见，使阿瑟·米勒感到十分愉快，一下子他们便成为熟识的朋友。阿瑟·米勒后来说：“在我们分手时，我心里在想，真奇怪，我们竟然这样容易地就能互相了解对方。”他对曹禺印象很好，他说：“６０多岁了，黑头发，矮小好斗，一分钟也坐不住，也忍不住开玩笑。”①曹禺确是越来越开朗乐观了，越来越无拘无束地畅所欲言了。
眼看，即将迎来祖国３０年大庆。他不能不写剧本，他思虑着，究竟该写什么。但他发现萦绕于心怀的，还是周恩来嘱咐他写的《王昭君》。昔日的情景，又一幕一幕地展现在眼前了：那是１９６１年的初春季节，周恩来同志同文艺界的一些朋友座谈。谈到内蒙的一位领导曾向他反映，在内蒙地区，在钢城包头，蒙族的青年要找一个汉族姑娘结婚是很困难的，因为汉族姑娘一般是不愿嫁给蒙族小伙子的。周恩来同志说，要提倡汉族妇女嫁给少数民族，不要大汉族主义，古时候就有一个王昭君是这样的。接着，他对曹禺说：“曹禺，你就写王昭君吧！”他还建议大家举杯，预祝《王昭君》早日问世。
为了完成周恩来同志的嘱托，他于当年夏天，与翦伯赞等同志一道，应内蒙自治区主席乌兰夫的邀请，前往内蒙参观访问。在访问中，他兴致勃勃地与蒙族人民一起交谈，进餐。他去过蒙古包，和那里的牧民一起席地而坐，喝着奶茶，吃抓羊肉，甚至还和儿童摔跤。他还学习骑马，看牧民用套马杆捉牲口。他特地到呼和浩特的旧城城郊看了昭君墓。“她的青塜，比岳飞的坟还大，像一座小丘。夏天，碧绿绿的，美得很。传说，在大雪纷飞、满目银白的冬日里，昭君的‘青塜’仍旧是青翠的，像是永远留住在草原上的一片春光”。②他还欣赏了著名歌手、马头琴大师巴杰唱的关于王昭君的故事。在访问一些蒙族老人时，使他得知关于王昭君的传说，不仅在汉族中有，在蒙族中也有。在内蒙草原上，王昭君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在传说中，“她仿佛是一位仁慈的女神，贫苦的牧民没有羊，到青塜上面去，就可以得到羊；结婚后没有孩子的妇女，到青塜去住一夜，第二年一定会生出一个又白又胖的儿子。在那里，人们把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王昭君身上。我爱这样的王昭君，我相信王昭君正是这样一位可爱欢悦的姑娘！因为她确实给汉族和匈奴人民带来了安宁、幸福的生活”。②在这次访问中，王昭君在他心目中不但是一个历史人物，而且那些充满诗意的传说，使王昭君披上一层更加美好而神奇的光辉。他为这样的传说和神话激动了：昭君原来是天上的仙女，受玉皇大帝派遣，下凡来平息汉族和匈奴的干戈的。匈奴单于从漠北远道前来迎接昭君，二人一路上冒着漫天的风雪，走到黑水边上，只见朔风怒号，走石飞沙，马队不能前进，只得就地停下。这时昭君下了马，弹起她的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天上彩霞横空，祥云缭绕；地上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不一会儿，全都长满了鲜嫩的青草，开满了绚丽的野花。远处的阴山变绿了，近处的黑水澄清了，还飞来了无数的百灵、布谷、喜鹊，在昭君和单于的马队头顶上飞翔和啼叫。……单于和匈奴人民高兴极了。因此就在这儿定居下来。后来，昭君和单于走遍了阴山山麓和大漠南北。昭君走到哪里，哪里就水草丰美，人畜两旺。走到缺草缺水的地方，昭君的琵琶一划，地上就出现了一条玉带似的河流，和一片片绿茵茵的嫩草。昭君还有一个美丽的锦囊，她从里面取出几粒种子撒在地上，从此塞外便有了庄稼。她从袋里取出一把金剪子，用羊皮剪成犁、车、羊、马放在地上，就成了铁犁和木车，木车周围还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羊群、马群和骆驼群。
过了好多年，有一天夜里，突然地上闪过一片红光，接着是一声巨响。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就在这里平地上长起一个小土山，山顶上还飘着五彩的浮云。人们说，这是王昭君完成了玉帝交给她的使命，回天上去了。这座小山就是今天的昭君坟。……这些美丽而富于幻想的传说，凝聚着汉蒙两族人民的友谊和美好的愿望。这就大大激扬了曹禺创作的想象力，觉得这些传说太美好了，王昭君是一个值得写的人物。
田汉在大连看到曹禺访问内蒙的新闻片，特别是看到曹禺学习骑马的镜头甚为感奋，特地写下七律一首相赠：一鞭大漠马如飞，青塜黄沙带笔归。
为使全华团结好，再抛心力写明妃。
如今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去世了，激励他“再抛心力写明妃”的田汉也被迫害死了。他已经写出了第一、二两幕，万幸的是这些手稿还保留着。他想，无论如何得完成它，不能辜负总理的嘱咐。这也是他对周恩来同志最好的纪念啊！正像《人民日报》记者所形容的“晚秋红叶正浓时”，他不顾年事已高，决心再去边疆访问，搜集资料。由女儿万方陪同去新疆。在乌鲁木齐，在伊犁，在天山脚下，在赛里木湖畔，都曾留下他的足迹，使他对蒙族习俗、草原风光，有了更细致入微的考察和体会。
他为完成这部剧作颇费思索。昭君诗，昭君戏，昭君的传说，昭君的事迹，他都读了，但这些关于王昭君的形象，却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他说：我所看到、听到的关于王昭君的诗（包括李白、杜甫那样大诗人的）、戏曲、小说、传说中的王昭君的形象，是一个悲悲切切哭哭啼啼的妇女。她极不愿意离开故乡，离开自己的故土。我小时候看过一个戏叫《昭君出塞》（见《青塜记》）的就是这样。这出戏演得不错，语言也感动人，譬如，什么“文官济济全无用，武将森森也是枉然，却叫我红粉去和番”之类，非常委屈、凄怨。但这完全不符合历史真实。“和番”之说，就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不是把匈奴当作中国的民族，而是作为异国番邦。范晔的《后汉书》上的王昭君也是哭哭啼啼的。我还看过一本敦煌的变文，叫《王昭君变文》的，说王昭君到了番邦，很不安心，整日思念汉元帝。其实变文中写“番王”对她很好，甚至亲自为她熬药煎汤，她死了，还专门为她着汉服戴孝。对她这样好，她还想汉元帝，真是奇怪。另外，传说毛延寿作钦差大臣为汉元帝选美，王昭君之父不愿女儿进后宫，因为进了后宫是很惨的。《阿房宫赋》里说，“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大观园中元春一进宫就得见皇帝，那是“有后台”的。一般被选上的宫女，都是很悲惨的，所以都不愿意进宫。另有一个故事（见《琴楼》，传说东汉蔡邕著），王昭君为了避免父亲受害，毅然出面进宫。《西京杂记》说，进宫以后，大约是王昭君没给毛延寿什么好处，没行贿吧，毛延寿就在画像上搞了鬼，使她见不着汉元帝。元曲马致远的《汉宫秋》，写毛延寿很坏，逃往匈奴，把王昭君的画像给了匈奴，使匈奴单于见图生情，指名道姓地非要王昭君不可，汉元帝为和好，只得给他。我读了许多关于王昭君的书，但无论是诗词、文章、戏曲，其中史实都不一定确实。我查了《汉书》，只说汉元帝爱音乐，会作谱。再便是呼韩邪单于入朝，请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女王昭君赐单于。所以其他传说都无正史可考。除了《昭君出塞》，还有不少写王昭君的戏。元朝马致远的《汉宫秋》就是一个，但那是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爱情的，戏把汉元帝写得很多情，什么“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已愁泪滴千行”之类。郭老在《蔡文姬》中也提到王昭君。左贤王说：“当初不是有个王昭君吗？”蔡文姬为了纪念王昭君，还故意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与王昭君的儿子一样的名字。①显然，他对史料是十分熟悉的了，他对诗歌，小说、戏曲中的王昭君形象也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把握。但促使作家摄取史料和种种传说的着眼点，最终还取于他对当初周恩来谈话的理解和体会上。
他曾说：“我领会周总理的意思，是用这个题材歌颂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而王昭君正是为这一事业身体力行，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的一位汉家女子。”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个领会，使他确实也发现了一定的客观历史依据，于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