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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在汤若望的头上应验了。
“十字架的宗教是一条毒蛇，它散布妖言惑众，我要碾碎它的头，它的头就是汤若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汤若望看来，中国的皇帝已经向他袒开心扉，张开了欢迎的臂膀，顺治帝在听上帝的教诲时甚至虔诚地跪倒在耶稣圣像之下！这样看来，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这个东方最庞大最古老的国家，将会成为基督的乐土。连中国的皇帝都相信，中国人的始祖也是由上帝造的，也是亚当与夏娃的后代！
然而，任何一种宗教总是根植于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士壤之中，在西方孕育出的基督教文化未必会在东方的土地上发芽、开花、结果。中国有由其自己土壤中孕育出的道教，有由印度传入却被改良吸收而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佛教，更有规定着人们的思想道德规范无形中起着与宗教相同作用的儒家文化，或者有人称之为儒教，它们早已在不同程度上与中国这片土地融为了一体。中国的宗教太多了，有时一间屋子里既供着观音娘娘又祭着太上老君，这也就造成了中国在宗教信仰上兼容并蓄的特征，中国人决不允许任何一个新的外来的宗教冲击或改变他们旧有的思想、风俗、习惯。
任何宗教都具有十分显著的排他性。基督教传入中国，尤其是汤若望将其带入宫中后，夜郎自大、目中无人，凭借着皇帝的威严确立了尊崇的地位，强烈排斥其它教派。一些传教士甚至公然声称：伏羲亦为亚当子孙，而如来自犹太国者。这是中国佛、儒、道三教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和接受的。尽管基督教在汤若望的努力下用一面十字架叩开了清廷的大门，并在与哉一带广设教堂，培养了一大批信徒，但在广大城乡老百姓的心中仍然是佛教占绝大的优势。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在这片古老而神密的土地上，君权高于教权，而佛教先入为主，在儒化之后早已适应了中国人的心理而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了根，故而，当西方耶稣的灵光试图照亮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时，佛祖显灵了。对于横行肆虐的基督教，北京地区的佛教徒们深感愤怒，在顺治十年便集资重修了位于城南郊的海会寺，以此作为与异教抗衡的基地。海会寺的风水好呀，它恰巧坐落于皇宫至南苑的途中，是顺治帝往来的必经之地。况且临济高宗憨璞聪主持新刹之后，一时间宗风大振、趋者若骛，香火日盛，令基督徒们感到了莫大的恐慌。
其实，满族人的本教是萨满教，这是对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巫术的崇拜。起初，蒙古喇嘛们利用呼唤魔鬼和巫医之术去影响满族人并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而当满族人主中原之后，它虽然在武力上征服了天下，但在思想信仰上仍与汉族人民有着强烈的冲突。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清朝统治者急需寻找这样一种能为满汉双方都接受的宗教信仰来完成思想信仰上的融合与统一。由此，基督教因一个偶然的原因率先叩开了清廷的大门。尽管顺治帝和孝庄皇太后对汤若望的私交不错，但早已在脖子上挂上十字圣牌的孝庄太后是绝不会让儿子顺治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一分子的，因为，目光敏锐的太后已经察觉到这种来自异域的宗教并不适宜中国的文化土壤，顺治帝作为一国之君，对基督教充满好奇倒还可以理解，但却再不能向前迈进一步了。明智的帝王与母后不得不将目光放在了中原的宗教之上。儒教的思想已经日益渗透到满族人的生活和言谈举止之中，尽管它可以帮统治者“治国平天下”，但却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寄托，于是，根据在中原沃土之中的佛教便成了满清统治者的首选。
可以这么说，从汤若望那儿，顺治帝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寻求到了情感上的慰籍，但却不是真正的精神寄托。只有当顺治接触到佛教之后，他的心灵才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似乎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寄托，以至于他不顾一切地要抛开世俗烦恼落发为僧，至死也没有放弃过这个念头。
正当佛教禅宗的临济派僧人暗中摩拳擦掌准备与基督教一争高下时，西藏的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千里迢迢，于顺治十年来到了北京，参谒了顺治皇帝。虽然同属佛教，但喇嘛教只在北地西藏、蒙古一代流传，中原汉人并不推崇，说起来，佛教自印度东来，在中国已经形成了南北不同的教派，它们之间有时也互相攻汗，势成水火，所以，五世达赖的北京之行反过来加快了中原佛教向满清统治者靠近的步伐。
满族原来不信佛，信天神，世间万物皆为神，疾病痛苦则请萨满跳神驱除。自明朝中叶以后，达赖和班禅成为西藏佛教之黄教的宗教领袖。三世达赖是奈南嘉措（1543…1588），他与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关系极为密切，使蒙古各部摒弃了历来信奉的萨满教，改信佛教的黄教，即喇嘛教。而与清朝发生关系的是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当时五世达赖因受西藏政治首领的迫害，暗中求助于漠西尼曾特蒙古和硕特部的顾实汗，顾实汗于明末率兵进藏并很快征服西藏各部，达赖得以成为全部藏区的宗教领袖。
顾实汗看到大清国的兴起和光明的前途，遣使朝见了清太宗皇太极，双方开始通使和好，渐渐地，满人也改信了喇嘛教，皇太极尊达赖为“金刚大士达赖喇嘛”，并以此定为大清国的国教。
喇嘛教是藏传佛教的俗称。自十世纪后期佛教在西藏复兴以来，陆续形成了许多教派。宁玛派——衣帽皆红，故称红教；萨迎派——在寺庙墙上涂以红、白、灰三色条纹，故称为花教；噶举派——僧侣修法时白色衣裙，故称白教；格鲁派——因其衣帽皆黄，故称黄教。最后由黄教首领宗喀巴统一了西藏各教派。由于宗喀巴早年在厄普特蒙古、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传教，故而蒙古是黄教的发祥地之一，喇嘛教成了蒙古人心目中最崇高的偶像和精神寄托。随着儿子入主中原的孝庄皇太后其实正是一个虔诚的喇嘛教徒。但作为一个精明的成熟的政治家，孝庄太后充其量不过是全身心地为皇儿的江山社稷而打算。既然萨满教太原始落后，而基督教又不适宜中国的国情，那么便只有选择佛教了。孝庄太后不假思索地摘下了胸前的十字架，并在慈宁中的偏殿设立了佛堂，开始膜拜释迦佛祖了。不过，这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改变孝庄太后这个人，她始终头脑清楚，她有执着的信念，所以她栖心禅学不过是顺应潮流，她嘴上有佛祖，心中却不一定有释迦，她只过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思想工具罢了，这就是这位“统西朝之养孝，极三世之尊亲”的女政治家的精明所在。
但孝庄太后绝没有料到，她那潜心问佛、优礼释迦的儿子福临竟像着了魔似地，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
第四章 爱美人 38．饭庄书肆评议国事
顺治微行到了琉璃厂，巧遇一群江南名士，双方畅谈阔议，聊得甚是投机，于是便寻了一家酒肆酣饮了起来。结账的时候，顺治才发现，谁都没带钱……
赤墙碧瓦的报国寺坐落在宣武门下斜街，因为庙里生长着两棵枝繁叶茂遥相对应的古老双松，故又称“古双松寺”，据说始建于辽金时期呢。
山门洞开着，一片参天古松掩映着院子里大大小小数十间殿堂僧舍。这里并不清静，悠悠的钟声和不绝的木鱼声伴着熙熙攘攘的香客们的嘈杂声以及商贩的叫卖声，合成了一曲不太和谐的交响曲。
报国寺果然热闹。正中是一座斗拱飞檐覆着绿色琉璃瓦的大雄宝殿，阵阵的木鱼声正是从那里传出来的。殿门前站着几名灰袍庙祝，他们主要并不是负责接待络绎不绝的香客，而是负责管理着庙门前那一块人来人住笑语喧哗的市场，因为这可是寺里的一大宗收人呀。
因为位于前门大街上的闹市区，不知什么时候报国寺门前的这块空地变成了市场。算命看相的、耍猴斗鸡的、卖狗皮膏药的、卖冰糖葫芦的、卖杂七杂八小玩意儿的小商贩们操着南腔北调在地上摆着摊子，卖麻、辣、酸、甜各色风味小吃的店铺也比比皆是。到了年节，还有耍龙的和唱大戏的到这儿来卖艺，庙祝们对热闹的集市很是开心，每天清扫场地，免费送茶送水，跟坐商和行商收些管理费，庙里的日子就好过多喽。
报国寺名声在外，门前市场的繁华热闹几乎可以与开封的大相国寺、南京的夫子庙相媲美了，人们逛完了天桥，便顺着前门大街一直往西，到了宣武门也就是到了报国寺了。
不用说，那几个衣着鲜光、油头粉面的肯定是京城富家子弟，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躬腰屈膝的奴才，有的提着鸟笼子，有的提着食盒子，正指手划脚地朝人堆里走。
这一边，有十来个八旗兵，虽没佩着刀剑，可他们的腰里却鼓蓬蓬的，显然家伙藏在里面。为首的那位看似个小头目，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袍，虽然是旧的却很干净，头戴貂帽，脚蹬黑筒皮马靴，手里把玩着一柄折扇。嘿，这妆扮有些不文不武，不伦不类的，不过这人却很开心，左手拿着一只刚出锅的糖葫芦，张口就要咬。
“皇……黄爷，您悠着点儿，小心烫着。”奇怪，一个年轻轻的马弁开口竟是娘娘腔。幸好这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地方并没人注意他们。
“去！朕……我知道了，再多嘴割了你的舌头。”福临对吴良辅一瞪眼，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又甜又酸又脆又香，真好吃！
在闹市的一隅倒有个僻静之处，这里是书肆，既有摆地摊卖书的，也有摆在长条桌上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眼镜、烟筒、茶叶以及一些日用杂物的，可谓闹中取静，别有一番景致。自然，经常光顾这里的大多是读书人了。再往后几十年，这儿就是别具特色的一条文化街——琉璃厂了。
几位读书人手持摺扇慢步走过来。当中一人一袭雪青色长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