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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管理论坛”持续了16年后，也就是在1987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目的就是通过论坛的形式扩大欧洲在世界的影响力。参加这一盛会的有发达国家的政府要员，也有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他们一致同意，定期参加这样的论坛，一起讨论不同的见解，以及商讨解决不同的争端。
1988年1月，希腊与土耳其在论坛上签署了“达沃斯宣言”，有效解决了当时濒临爆发的一场战争。这应该是世界经济论坛举办以来到达顶峰的一年。1992年，在论坛上，当时的南非总统克拉克与非国大领袖曼德拉在南非国内分裂冲突以来首次会面，并从此奠定了南非的和平进程。1994年，当时的以色列外交部长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论坛期间进行了会晤，并开启了中东的和平进程，而且是第一次没有美国人参与斡旋的。2008年，比尔·盖茨在论坛上首次演说，主题是“创造性资本主义”，核心内容是号召企业在获得市场利润的同时，也要能够解决人类生存遇到的困难和障碍。其实，施瓦布已经通过非营利性论坛组织的形式，不仅获得了利润，也获得了能够为世界解决问题的声誉，可能也正是因此，比尔·盖茨从2001年起，几乎每年都亲自参与世界经济论坛。
从世界经济论坛的主要发展过程来看，越来越像是联合国、世界银行、G7或者WTO。但是，这是以欧洲为主导的一个世界组织，而且，议题越来越广泛，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有固定在达沃斯小镇举行的年会，也有在各大洲重要城市举办的地区峰会和专题论坛。
我第一次参加世界经济论坛是2001年，施瓦布教授授予我“2001年全球青年精英”（Global Leader for Tomorrow）的称号。现在，我在达沃斯有多重身份：世界青年领袖评审委员会委员、达沃斯全球事务理事会（Global Agenda Council）理事、论坛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以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2008年，在天津举办的达沃斯夏季论坛上，施瓦布教授握着我的手说：“成钢，十年前，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是我们世界经济论坛为数不多的中国朋友之一，论坛在中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你作为一个传媒人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的这些话是对我8年达沃斯生涯的最好的鼓励和肯定。我从施瓦布教授手中接过“2001年全球青年精英”的证书8年的时间，非常快，也非常慢。当置身达沃斯的时候，你会觉得慢，周围没有任何变化，会议厅、建筑、道路几乎都是老样子，参加的人虽然来来往往，但也感觉不到什么太大的变化。但同时你也会觉得快，比如，近几年来，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见到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来自中国企业的代表，也有来自中国政府的代表。我觉得变化真快，但我不确定的是，8年来到底是中国改变了达沃斯，还是达沃斯用它的方式影响了中国。
尽管世界经济论坛宣称在1976年就曾经参与了中国政府经济改革的讨论，但是，中国人了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确实是从2001年前后开始的。我们中国有很多论坛，我期待有一天其中的一两个也能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世界性论坛，而不仅仅是地区性的，也可以做出对人类发展有贡献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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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的影响力
对于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家的态度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非常乐于参加，他们会兴奋地围绕于全球商界、政界领袖身边，与他们平等的对话；也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企业家，根本不愿去参加或是去了一次便不想再去。原因有这么几点：
第一，语言上有障碍。很多问题不能及时、深入地交流，带翻译又会破坏现场随意的气氛。
第二，心理上有落差。很多中国企业家习惯了在国内众星捧月、前呼后拥的生活，但在达沃斯，除了国家元首或个别企业家身边带保镖之外，其他人多是独来独往。很多《财富》500强的CEO也都是一个人拎个包，穿着大胶鞋在雪地里走。
第三，会议上讨论的很多议题离中国企业比较远，因为全球大企业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还没有出现在中国企业的议事日程上。比如去年达沃斯讨论全球变暖问题，很多中国企业还没真正发展到关心公益、关心环境的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扭亏为盈，顾不上考虑绿色问题。虽然也知道国际趋势重要，但对他们来说，还不是最紧要的。
没有带着具体目的和想法的人最好不要去世界经济论坛。因为纯粹看热闹、看名人，去过一次便不想再去。大多数人都是见面寒暄几句，擦肩而过。虽然都是全球大老板，但如果你没有具体的任务、使命和话题，仅仅是去感受、热闹一番，还不如回去看网上发的会议纪要。
达沃斯有两面性：一面是被广泛报道的达沃斯；一面是媒体上看不到的达沃斯。每年的世界经济论坛都会举办相当多的行业会议，这个会议在正式议程上找不到，是单独私密的会议。这部分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才真正吸引大企业的总裁们。
达沃斯的准入门槛非常高，很多美国企业家以去达沃斯为荣，还有人为了能去达沃斯专门坐私人飞机到瑞士去游说。你看见谁像谁，他就是谁，总统、首相、CEO都可能是你身边不经意走过的那个普通人。
在达沃斯，你会发现，有的人只能参加正式会议，还有一些人大部分时间不参加正式议程，而是忙于参加所谓行业巨头会，这也是西方人管达沃斯叫资产阶级俱乐部的主要原因。但近年它也逐渐开始邀请世界各地弱势群体的代表，如社会福利组织、残疾人组织以及宗教界的领袖们参加。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几次发言中，每当话题涉及公益、环保、健康，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甚至是热烈的掌声。
我与施瓦布教授有个约定，每年我都会在北京为他举办一个私人晚宴，我会为他引荐中国各行各业的先锋人物。最近一次聚会时，我是这样描述他的：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有人说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可美国总统的任期最多也只有八年，但施瓦布影响世界几十年，无数人因为达沃斯见到了自己潜在的商业伙伴、政治盟友，甚至是未来的老板与太太。它像一个枢纽，无数的信息、人脉在这里交汇，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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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达沃斯看中国
在达沃斯，人们对于中国的看法，近几年有了显着的变化。最早大家把中国当作怪物来看，当作一个特殊的国家来看。忽而中国崩溃论，忽而*，不是好的不正常，就是坏的不正常。今年开始，大家对中国的讨论不再是这些内容，而是把中国真正当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来看。
在我看来，达沃斯的不足是欧美发达国家话语权的偏重。冬季达沃斯起主导性的是欧美国家和企业，略有一点排他性。所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越来越被重视。达沃斯对亚洲以及中国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达沃斯有专门的亚洲部，负责中国项目的有二三十个工作人员。事实上，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感觉到中国的分量了，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
世界经济论坛每年都会有所创新。比如我曾主持过的“工作空间” （work space），主题是谈中国与印度的未来。几百个企业家在一起，像学生一样一起讨论、评述、互动。遗憾的是，类似这样的讨论，作为主角的中国企业家屈指可数。
2001年“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时隔半年，达沃斯年会破天荒地选择了纽约，可见他们多么会把握时机。现在把每年一届的夏季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放到中国召开，又一次展现了施瓦布的远见，他把目标放在下一代，请的是未来的领军人物。而且，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达沃斯同时在美国纽约以及中国北京建立了办事处，可见世界经济论坛和论坛成员对中国和中国经济地位的重视。中国也每年派出高层领导人参加达沃斯年会，而且派出的领导级别越来越高，阵容也越来越强。2009年1月的年会被称做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达沃斯年会，*总理将出席。
今天的世界经济论坛虽然仍冠名以“经济”，但已不只是讨论经济，实际上它的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几乎成了全球事务论坛。多年参加达沃斯的经历给了我全球化的视角，让我对世界的面貌和走向有了新的解读。有一次我跟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纽约见面。他坦言，他小时候经济学学的很少，就是一介武夫，受冷战影响，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是好人，其他都是坏人。到今天，他跟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成了朋友，世界游戏规则变了。
未来的世界不再是谁是老大、谁是老二的世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也不仅仅是成为下一个美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世界的潜规则哪个国家或经济体的分量轻了或重了都会在达沃斯得到体现。有的人去达沃斯确实抱着改变世界、让世界更美好的目的，还有一部分人是机会主义者。还是那几句话：到了达沃斯，你看这个人像谁，他其实就是谁。
无论是达沃斯改变了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了达沃斯，无论是世界融合了中国，还是中国融合了世界，通过达沃斯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21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世纪。而经济发展健康的国家也就能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30而励
风暴主播思考中国与世界第一部分 当东方遇到西方世界上的很多事物都是如此，一旦接触了，有了直观的印象，神秘的面纱褪去后，看到的原来只是平民般的真实。
比如说象征美国政治最高权力的白宫，在中国语境中，“宫”字通常用于“宫殿、宫廷、皇宫、行宫”等。宫在古代的最初本义是对房屋、居室的通称，自秦、汉之后特指帝王的住所。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