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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壶水。
“伙计，”我说，“这是干什么？参议院下属委员会开会吗？”
没有人搭理我的话。
“我不是开玩笑，”我说，“这看上去的确太严肃了。我是不是该找个律师来？”
“你认为有必要找律师吗？”桑普森说。
“我刚才不是问你吗？”
“悉听尊便。如果你觉得没有律师在场便难以回答我们的问题，那你就去找个律师好了。但这里不是法庭，我们不是来给你定罪的。”
“好吧，”我说，“那你们就问吧。”
就这样，桑普森开始了废话连篇的提问，比如我的姓名、年龄以及工作经历等。为了有意找乐子，我故意回答错了几个问题，以便看看他们是否注意我的回答。他们的注意力的确非常集中。
桑普森问我，我在苹果公司占有多少股份。我告诉他说我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吗？难道说你对自己拥有1％或者90％苹果公司的股票没有概念吗？”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对数字没有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被迫辍学的缘故。这属于一种学习障碍，确切地说是数学学习障碍。”
“数学学习障碍？”
“这就相当于数字方面的阅读障碍。”
桑普森皱起了眉头：“已经确诊了吗？”
“反正不是叫数学学习障碍就是学习数学障碍。我记不清了，非此即彼。”
“你也患有阅读障碍吗？”
我摇了摇头：“只是学习数学障碍。”
“是数学学习障碍。”一个年轻人赶紧纠正我说。
“啊对，”我说，“你说得对。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自己也拿不准叫什么了。不过你们说话语气得客气点儿，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工资单可是需要我签字的。”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有人反驳说。
桑普森示意大家继续进行。接下来，桑普森的助手们便开始接连向我发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能够很好地解读别人的想法。这是一种超感官的能力，是我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名禅师那里学来的本事。我会很快将别人的想法转化为文字。但今天，我遇到了挑战，眼前的一切有些凌乱。
我抬眼看看桑普森，解读不出什么东西来。他回敬了我一眼，目露凶光。
一位叫奇普的桑普森的助手问我：“你能否回忆起2001年7月13日与索尼亚·伯恩的一次午餐？当时你们两人讨论了股票期权的问题。”
“让我想想，”我说，“2001年？7月13日？”我闭上眼睛，等了几秒钟，假装在冥思苦想，“啊，对了，是的。2001年7月13日，我们去了帕洛阿尔托的一家餐厅。我要了一份沃尔多夫色拉和一瓶圣培露矿泉水。后来，我让饭店把色拉重新做了一下，原因是他们在配料里放了蛋黄酱。然后，一位服务生端上了酸辣酱油配料，并且说这样便称不上是沃尔多夫色拉了。我说没关系，我喜欢这样吃。这位服务生名叫安顿，61岁，体型较瘦，留一头棕色卷发，右手中指戴一枚银戒指，左手手腕戴一块天美时手表。索尼亚要了一份火鸡三明治，没有加腌肉和蛋黄酱，还要了健怡可乐和柠檬水，不对，是酸橙水。饭钱一共是美元，我用Visa卡支付，还付了2美元的小费。”
奇普皱起了眉头：“就这些吗？”
“你记得5年以前的某天你在哪个地方吗？快点告诉我。”
然后，他们开始问我何时收到多少期权，其中卖了多少，多少用于换取受限股，这些股票当时与现在分别值多少钱，苹果公司给我的喷气式飞机价值几何。然后，他们又开始讨论期权定价模型及其他任何能够计算出我的股票价值的方法。
“伙计，”我说，“我真不知道你们都在说些什么。你们说的简直像是鸟语！”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桑普森说。
“随便你吧，”我说，“但我一句话都听不懂。我告诉过你，我患有数学学习障碍。”
“这就是你的理由吗？”桑普森说，“你确定？”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站起身说，“怎么样，结束了吗？”
“没有，”桑普森说，“还早着呢！”
“好吧，”我说，“我结束了。你们喜欢就继续留在这里吧。”
我知道什么是卖空
“有件东西需要您看一下。”保罗·道森说。
他在我的办公室外面等着我。保罗体形魁梧，从椅子上站起来时嘴里还喘着粗气。
他递给我一张纸。这是一份数据表，上面每一行每一列都写满了数字。我讨厌数据表，我拒绝阅读。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就行了。”我说。
保罗解释说，关键数字在右边一栏。这些数字是目前市场上卖空的苹果公司股票，意味着有人认为我们的股价将会下跌。保罗说，自从一个月以前我们卷入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一事之后，这一数字便在持续增加。
“我之前就说过证券交易委员会会介入。有人已经知道会出现坏消息。从那以后，便有人疯狂地卖空我们的股票。您难道不知道吗？看一下现在的交易情况吧，看一下市场的抛售吧。局势一片混乱。”
我不知道保罗在说些什么。
“有人与我们打赌，”他说，“一个很大的赌注。看上去他们在竭力掩盖着一切，以使我们觉察不到。问题的关键在于每天交易的股票数量。对我们来讲，这一数字突然之间暴涨了许多，并且没有明显的原因。同时，抛售的股票数量也在激增。这很奇怪。我不知道两者是否存在关系，但的确有可能。
他看着我。
“您听懂我说的了吗？”
“你看我听懂了吗？我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你难道忘了我们一起讨论过开发新一代iPod技术了吗？太晚了，已经过去了。这下你高兴了？”
“当下最紧要的事情，”他说，“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卖空者目前正普遍认为，我们的股价将下跌。然而，如果我们的股价上涨，他们便毁了。”
“我知道什么是卖空。”
“那好。有这么多卖空者迫不及待地等着股价下跌，因此他们会不断散布谣言使股价下挫。您应当告诉公共关系部准备好应对措施。”
“就这些吗？就因为这个你便来占用我宝贵的时间吗？那你直接告诉我说，我应当通知公共关系部有人可能会散布谣言不就得了？”
“作为财务总监，使CEO保持信息畅通是我的职责—”
“好了好了。我看这样吧，你把这件事情去告诉公共关系部吧，我要回去搞我的设计。你可能还希望知道卖空行为背后的指使者是谁吧？”
“很可能是某家对冲基金所为。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很奇怪。我会密切关注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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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搞一个倒霉的iPod？（1）
2006年7月16日，晴。心情：放松
博诺进城了，因为除了要当一名摇滚明星，他还与一帮硅谷的私人资产投资者一起投资了一家公司。这帮浑蛋比风险资本家还坏。他们告诉博诺说，他们将在5年之内将投资翻倍。在硅谷，这便意味着他们将会把博诺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榨取过来。到目前为止，博诺已经砸入了200多万。我甚至不忍心将事实真相告诉他，因为他是如此有趣。
还有，听博诺高谈阔论技术也是一件乐事。有一次在我们的谈话中，他提到了“速度”和“给养”。我说：“对不起，你说的是‘速度’和‘给养’吗？你知道它们什么意思吗？”他当然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相对于那些没有技术背景的MBA来讲，他一点也不差。那些满嘴专业术语的MBA们来这里6个月之后便自认为他们将发现下一个谷歌，从而大发横财。
问题是，如果博诺学走了我的作风—道貌岸然，宣扬要使世界更加美好，并将它发扬光大，那我会恨他。现在，他已经成了诺贝尔奖的候选人，而我却受到欧盟关于我是一名美国文化熏陶下的垃圾资本家的指控。但是，博诺有资格获得这一切，他想到了我没有想到的两个字：非洲。这片土地就像是一个工作圣地，它充满了仁慈和宽恕。到了这里，你便会得救。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如何贪婪和腐化，只要你在非洲做了好事，人们便会对你竖起大拇指。当然，这并不是博诺的独创，他借鉴了戴安娜王妃的做法。现在，比尔·盖茨也在赶这个时髦，还有麦当娜。
但不管怎样，我喜欢博诺。他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比我更加自我陶醉的人。如果你的生活遇到了问题，那就自我陶醉吧，这会解决很多问题。与博诺在一起，你可以整天快乐无忧。你只要听一听博诺关于艾滋病、非洲、贫困以及债务免除等方面的高谈阔论便能够领教了。相信我，博诺一谈起话来便猛料不断，直到让你笑破肚皮。如果你觉得生活无望，那便听听博诺的言论吧。
这天，我们在帕洛阿尔托一家酒吧喝酒。他看上去受了刺激，哭着说他看了阿尔·戈尔关于全球变暖的电影。
“啊，史蒂夫，”他说，“你看看那些可怜的北极熊，它们都淹死了！我们得干点什么了，比如开个音乐会什么的。”
我告诉他，一头真正的北极熊可以咬掉你的头并将你生吃掉。“它们可不是阿尔·戈尔告诉你的那么温顺的动物。”
然后，我又告诉他：“你别难过，我会计划与你一起搞一次小型慈善音乐会。但是我现在很忙。你最近可能没有看报纸，联邦调查局的人正千方百计要把我送入监狱。我还想开发一种新型电话和一种新型电视机。现在，我正在准备一份东西，以便一个月之后在会上说服那些设计者们。同时，我的新型视频iPod的设计也已接近尾声，它可以容纳下个小时的视频节目。也就是说，很快有一天我们将会把两大部电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想想吧，太美妙了！”
博诺说：“我的天，又要搞一个倒霉的iPod？你简直就像威利·旺卡巧克力工厂，只顾鼓捣什么iPod，而全然不顾我们这个星球的命运。你这头蠢猪！”
我告诉他说：“博诺，我们各干各的事情，互不妨碍对吧？我想你不会半夜三更给毕加索打电话要他停止作画，转而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吧？你也不会打电话给甘地、马丁·路德·金或者尼尔森·曼德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