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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们认为，你需要制定高标准，使人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并对其孜孜以求。对此，我的意见略有不同：你应当制定出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并且不要告诉他们这一目标到底是什么。你还要告诉他们，如果不能实现目标，你便会炒他们的鱿鱼。你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吗？他们都会变得疯狂起来。原因何在？因为人一旦疯狂起来，其创造力和工作效率便会大大提高。每一名心理医生都知道这一点。
对于MBA们所推崇的另外一种观点，我也不敢苟同。他们认为，CEO或者总经理的工作应当前后一致，易于被别人理解。我的观点正相反：你必须反复无常，让别人难以捉摸。一会儿认为某件事情值得去做，并把做这件事情的员工奉为天才。而第二天，你却把这件事贬得一钱不值，然后将这位员工骂个狗血淋头。只有这样，员工才会想尽一切方法讨好你。
那些所谓的管理大家们还告诉我们，要适当地赞扬和奖励。对此我也不认同。我的座右铭是永远不要表扬自己的部下。你一赞扬他们，他们便会认为自己与你一样聪明了。这样会很危险。你得设法使所有员工一直认为，你在任何方面都要胜过他们。要实现这一点，便需要通过不断的批评，并且是以最严厉的方式。
要使一个人的精神崩溃，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不分青红皂白地解雇他。扔东西，大声斥责，骂他，然后解雇他。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暂时不解雇他，使他们误认为自己还有几天活头，然后等到他们完全放松之后，将他叫进自己的办公室解雇他。所有这些做法都是恐惧文化的体现。
还有一种做法只能在极端情况下使用，那便是狂怒加耍泼皮。我指的是不停地咆哮和吼叫，像个3岁小孩儿一样在地上打滚，并且手舞足蹈。这一招在你遇上拒不执行命令的员工时特别奏效，原因是看到一个成人耍泼皮，任何人都会感到害怕，他们会想方设法使你停下来。这招儿真不错。
还有一种策略是基于神经语言学上的言谈技巧。开会时，听着某人的发言，我会不住地点头，看上去像是同意他所说的一切。然而，听着听着，我会突然站起来说：“不！不！这简直是愚蠢透顶！你没毛病吧？你小时候被人拿砖头砸了脑袋吗？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一切！”然后，我会大踏步走出会议室，将门重重地摔在身后。
另外一种做法发生在电梯里。当我在电梯里遇上苹果公司员工时，我会笑着向他们问好。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会紧张和害怕不已，一声也不敢出。我喜欢他们这样。但有时候的确会有人当着我的面谈话，并且是跟别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会等到电梯停到我那一层，电梯门缓缓打开时转身向他说：“刚才你所说的一切完全错误，你说的牛头不对马嘴。请你清理一下自己的办公桌，然后将徽章交到人力资源部。”
这会将他们吓傻，真的。
我曾经在几家商学院对我的这几项管理要诀做过讲解。对此，人们总是持反对态度。人们总是告诉我，采取恐吓和心理控制根本不是办法，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慈悲为怀，友善待人。上次斯坦福大学便出现了这一幕，一位教授教训起了我。很好，我恨透了教授。我说：“看看苹果公司吧，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在我执掌公司以来。你们可以将现在的成功和我前任们的糟糕表现对比一下，将苹果公司与你们白手起家打造成数十亿美元帝国的公司对比一下。什么？你们没有公司？你们压根儿就没开过公司？你们从未当过CEO？哈，那好吧，那你是一名大学教师还是什么？好的，那么你可以闭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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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做美梦吧！
2006年7月4日，大雾。心情：短暂的轻松
一大早，我站在自家后院里，看着花园里的花。昨天晚上，来自太平洋的雾气越过层层山峦笼罩了过来。我站在雾里，身穿短裤和一件旧的里德学院的T恤。我面向东，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我聆听着自己的呼吸，感觉心脏的跳动以及脖子、手腕和脚踝处的脉搏。慢慢地，我抬起胳膊，开始迎接太阳的升起。如此，我便可以逐渐进入太极境界，全身心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不过，这天早上令我难以置信，我始终无法真正进入状态。
那是个令人难熬的周末。星期五，报纸上发布了我们雇用律师进行自我调查的消息。从那天起，媒体的报道便接连不断，不知道是谁走漏的消息。我不断与罗斯·齐姆、汤姆·博迪奇以及莫什·希什基尔（我们的安保部主管）通电话，希望能够查出是谁向媒体泄露了消息。我们一起查阅电话记录，搜索电子邮件，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但这一切都过去了，今天我终于能喘口气了，我觉得放松多了。今天我既没有读报，也没有看电视新闻，而是专注于恢复体力。早上8点钟我打完了太极，洗了个澡，吃了管家布里·奇恩为我准备的早餐。布里·奇恩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由圣克鲁斯山区的嬉皮士父母养大，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在面试她时问她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她服用过多少次迷幻药。“啊，我的天，”她说，“我不知道，但可能有好多次吧！我可能数都数不过来了！”她问我们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嗯，那么我是否可以不必穿商业正装呢？”
很不错。同时，她还留着我所喜欢的金发，身段迷人，看上去酷似《Blind Faith》的封面女郎。我每天早上洗澡时，都会把她作为思念的对象。我恨不得永远占有她，可每次我向她提出上床要求，她都会威胁说要告诉乔布斯太太，并且我还得给她涨工资。她现在的年薪已达到了万美元。我不知道离开她我们能够做什么。
在我离开时，我向她鞠了一躬，说：“我很珍惜你我二人契合的地方。”
“是的，”她说着，自顾低头洗刷着东西，“你就做美梦吧！”
然后我便来到苹果公司总部进行每周一次的高位结肠灌洗。是的，虽然放假，可我的日本灌肠师久曾须川却很愿意为我效劳。
“请握紧拳头，”久曾说，“不对，你需要放松。”
我们不断磨合着，最后我终于感到浑身轻松了。然后，我便驾驶赛格威滑行车来到了突击队营地。莫什·希什基尔在等着我。他原来是一名以色列军官，后来他的左脸受伤，留下了一道指头粗的疤痕。他的左眼也受了伤，看上去像个鸡蛋黄。
莫什向我介绍了一位叫做米克黑尔的俄罗斯人，他是来自我们Windows病毒制造小组的黑客。他个子很高，黑头发，几天没刮胡须，看上去似乎有些没睡醒。我们的“W*ecat行动”吸纳了几名世界上最好的病毒编程者，他们别的不做，只需一心编写破坏Windows操作系统的程序。我盘算着，如果微软果真想拷贝我们的东西和偷窃我们的想法，我们至少可以使他们的翻版无法正常运行。
但是，今天米克黑尔从事的却是另外一项工作，即寻找那名泄密者。
“我已经检查了苹果公司的邮件和电话系统，”他说，“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我……”
他停了下来，看着莫什。我猜测，他是担心自己在我面前说多了话。
“没事。”我说。
莫什点了点头。
米克黑尔继续说：“我检查了使用苹果公司邮件地址发送或者收取邮件的邮箱，都没有发现问题。我还检查了苹果员工打的电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邮箱地址，也没有发现问题。”
“是的，我也想到过会这样。但试着查查也不错，谢谢你！”
说着，我便准备离开。
莫什说：“等一下，还有件事情。”
“只是有一条线索，”米克黑尔说，“我们有关于记者、华尔街分析家、商业合作伙伴、供应商和客户的电话号码数据库。我收集了所有记者上周末撰写的报道信息。看这里，一名来自《华尔街日报》的女子。”
他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旧金山的一位《华尔街日报》记者埃里卡·墨菲的AT&T电话清单。他操作鼠标，逐条显示出了这位女记者最近两个月以来接入和打出电话的记录。
“这一条，”他说着停在了一条记录上，“这儿有一个接入电话，还有这儿，一个呼出电话。这些都是与同一个号码的通话。让我们再来看其他几名记者的情况。同一个号码与另外三人进行了对话。”
“这不是苹果公司的号码。”
“不，当然不是。”
“那这是个什么号码呢？手机？”
“一张SIM卡，但我们不能判断它是在哪里使用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通过卫星还是什么？”
“你别问。”莫什说。
“这真是很奇怪。”米格黑尔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转移到我身上，“您认识开曼群岛的人吗？”
我到家之前，拉里已经到了。
当我告诉他关于来自开曼群岛电话的事情时，拉里说：“这真是奇怪。”
“好了，不谈工作了，”乔布斯太太说，“先讨论今晚如何过吧！”
“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谈谈书怎样？”她说。
我们看着她没有说话。
“谈谈电影、政治或者伊拉克？”
我们不知所措地坐了几分钟。最后，乔布斯太太起身去房间里拿饮料时，拉里说：“你听说杰夫·赫尔南德斯的事了吗？他要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他快要完蛋了。”
“天哪。”
“是的，这很糟糕，兄弟。”
布里·奇恩为我们烤制了一份令人垂涎的豆腐蔬菜大餐。晚餐之后，我们来到广场观看焰火。面对绚丽壮观的焰火场面，我们赞叹不已。回家后我们仍在称赞今年的焰火搞得不错，似乎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你认为有必要找律师吗？
2006年7月10日，酷暑。心情：得意
假期结束之后第二天，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了一张查利·桑普森写给我的纸条，要我下去接受他和他的团队的问询。我如约来到克罗斯比会议室，他们已在一张长桌子一边一字排开坐好。现场有一名速记员，几台录音设备以及几大壶水。
“伙计，”我说，“这是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