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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中间，企业办主任马万通打来电话说，他们当晚就找到了冯根。原来这冯根为了要账，没了饭钱，已经卖了一次血。又到那个厂去蹲守，人家避而不见，没有几天卖血钱再一次花光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可以再顶一气，又去卖第二次血，针一拔就晕倒了。
万通他们赶到后，宋振州这小子也醒了酒，他知道了事件的经过以后，很有点害怕，反复要马主任替他说情，叫贺书记甭跟他一般见识，千万别整他。冯根不过是一时虚脱，经过输液，已经没有了大碍，他们就交了医院的费用，又去找到当地县里的有关部门和领导，陈述了事件的过程。人家还算不错，专门派人责成欠债的企业还钱。那个企业不死佯活的，也确实饥荒。看到有上级领导出面，特别是听说差点死了讨债人，吓了一跳，当即凑钱，给了一万多块，并答应余下两万多块一年内还清，他们就回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正是：书记耍赖皮，局长干瞪眼。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21节：第八章（1）
第八章
搞财政收入抓现放首位
查乡镇企业敛钱靠门道
“爱民富民工程”会议以后，组织、宣传、纪检、统战、乡镇企业、烟草、畜牧、财税等部门都在这个总的会议统领下，相继召开了战线上的会议。县里的规矩常常是，哪个部门的会议请得动县委书记、县长，或者哪个会议县委书记、县长愿意参加，哪个会议就受到重视，哪个会议的规格就高，各乡镇的书记、乡镇长就得相对应地参加。若是乡镇一、二把手不参加的会议，等参加会议的副职回去再给乡镇党委书记汇报时，要么没工夫听，要么跑冒滴漏，所剩无几了。所以，当上了一把手才知道，尽管上边部门的会议内容都是说得雷动风响，其实下边有下边的具体情况，差不多都是当成耳旁风的。这也难怪，要是把县里的每次会议内容都当成一回事儿，忙死也干不出什么名堂。所以，书记只能按照自己的节拍办事，对口的工作由副职们各行其是，整体工作他们当然还得围绕书记这个轴心转。
到灌河上任以后，因为要先搞换届工作，只是抽空儿插花着跑了一些单位、村里和企业，情况远远没有吃准，更不要说吃透。究竟干什么、怎么干，心里一时形不成个准稿子。周礼让、林恒昌等几个当地的老同志，或者找不到我，或者找到后总看我太忙，也就没有一次能够说成事情。于是，他们就写了一个书面的建议书，上面列举了初中建设、街道规划、道路整修等一些想法，足见其爱党爱镇爱人民的赤子之心。在县委干秘书工作久了，看的这一号“条陈”性质的东西太多了，有点麻木。所以，看了他们的一些建议以后，感受不到有什么深刻的印象和启发。春亭、平奇和春跃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定见，“一切听你的炮响！”成了班子同志们的口头禅。乡镇干部的副职们之所以习惯听命于一把手，就是明知道自己的意见并不见得有用，大家没有必要操心，因此犯不着在大政方针上动脑筋。
县里要搞“爱民富民工程”，乡镇就要搞“富乡（镇）富民工程”。真正做到富镇富民，谈何容易！财政早已切块到乡镇，干部、教师的工资都是由乡镇自筹。时下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中央领导坐防弹，管他底下乱不乱；省里领导坐皇冠，管他底下干不干；市里领导坐奥迪，管他底下急不急；县里领导坐桑塔纳，管他工资发不发；乡镇干部坐吉普，不吃皇粮净吃苦；大队干部‘砰砰砰’，叫他往西偏往东。”这个顺口溜实际上给乡镇工作的定位十分准确。富民是个虚的，富镇才是第一要务。说一千道一万，一切都是为了钱，没有钱，什么都是扯淡！所以，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当家后，才知道过日子说不得空话，唱不得高调。
我和刘镇长把财政、国税、地税三个所的所长叫来，召集班子全体成员认真开了一次扩大党委会。会上，认真听取了镇财政的大盘子汇报。国税、地税、财政三家，年收入预计二百二十万元，而实际需求至少是三百六十万元，缺口近一百四十万元。这缺口从何处弥补？大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倾向种烟。有一句口号说：“党政军民一齐抓，一切为了三十八！”三十八是指烟叶税率为38％，即老百姓卖上一百块钱，乡镇就可以从烟草公司拿回三十八元的税款，按说这收益真是不小。大家说，种烟见效快，能救急。在乡镇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可行性很强的项目。
不过也有的同志表示反对，他们说出了不能种烟的理由。他们说，其他平原、丘陵乡镇，土地面积宽，可以组织老百姓种烟，咱们山区土地窄，要群众种烟，群众不好接受。同时，种烟、炕烟、整理烟，都是在伏天，老百姓非常辛苦。可是一到收烟季节，如果收购环节不挑剔，价格高，种烟还是合算的。但是，这些年烟草公司为了自身利益，不停地给老百姓和乡镇操蛋，到收烟叶的旺季，群众排了一天队，他们千刁难万刁难，给群众对急。乡镇的干部们到了这时候，如同打仗，四路发兵，围追堵截，逮着烟贩子，不仅没收，还要重罚，一切手段使尽，唯恐烟税流到辖区之外。因此，老百姓伤心透了，对乡镇安排种烟任务的抵触情绪很大。乡镇没有别的门路，不管你群众愿意不愿意，也得逼着他们种植。我们山区群众没有这个习惯，许多年来，历任党委书记都做过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周礼让炮炮矢矢地说，曲书记在的时候，大力发展的乡镇企业，草创江山之初，除了能给面子上增光外，并没有给财政增收多少，资金缺口还得想办法弥补。于是，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把各村的种植烟叶面积按人口摊派下去，你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老百姓当然不想种，你不种，有门儿，你就把你该种的面积折算成能够得到的烟税交上来！高压之下，必有收益，弄了一笔收入。事后，果子峪的吴太、石盘沟的孙国禄和苏国华等人串通起来上访告状。当时正值快要考核广远的期间，广远当然不能任其泛滥，就采取尧舜治水的办法，以“堵”为主。对于卧牛坡村的吴庄组部分群众聚集镇政府闹事，几个副乡级干部说破嘴皮子，也没有把他们劝回去，过了中午，人还不散，广远书记爱民心切，安排人给每个上访群众发两个蒸馍。谁知这些上访群众吃了馍，反而闹得更欢，好不容易才弹压下去。对吴太、孙国禄、苏国华等人，他主要是采取怀柔政策，也不知许了什么口愿，平息了事态，总算没有影响到他的升迁。不过，事情到现在还没有降温，我听孙国禄说，曲广远说话不算数，承诺给他本人的两千块钱没有兑现，现任班子如果不给兑现，他就要背上锅盖上县政府找他算账去。
老镇长周礼让说这番话时，大家随声附和，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出现了反对种烟一边倒的态势。可见大家建议种烟，并非是成熟的意见。
我忽然想到吴国栋书记有言在先，不要议论前任的功过是非，赶忙制止了这种毫无意义的讨论，不让大家继续说下去。但是，说到这里，我也对组织种烟没有了多大兴趣，仍然主张种烟的一派人，马上偃旗息鼓了。
第22节：第八章（2）
看大家趋于沉闷，我就引用那时已经退下来的地委书记经常在各种会议上说的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来鼓励大家。可是分析来分析去，困难还是比办法多。不过，也分析出，从税收的情况看，营运税、屠宰税、印花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种还有潜力可挖。然后，就是要开好全镇乡镇企业厂长、经理的工作会，给大家鼓劲加油，加压升温，还是要把工矿业生产搞上去。
然后，我讲了几条带有大话、空话性质的要求：财政收入是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综合反映。为了完成财政收入的目标，一是要明确任务，负重奋进，先保吃饭，再保建设。镇党委、政府要齐抓共管，责无旁贷；三个所责任重大，要当好排头兵，对工作人员，要做到人人头上压目标，依法征税，年底视完成任务情况，奖惩兑现。二是要正视困难，不畏困难，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提高完成任务的信心和勇气。三是要对现有的企业，摆正“导与疏的关系、大与小的关系、养与创的关系”，转变观念，调整姿态，寻找新的突破口，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
最后，说到具体办法，我说：“大家不要着急，‘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咱们就是发不下来工资也不能总发愁，先拣好整的办。”我对大家说，看得见的，也就是发包金矿口，同时从几个萤石矿口多拿点承包费。
在议论发包金矿口时，春亭建议，必须首先弄清金矿的资料，才对发包有利。他这个建议，我心里很清楚，那就是想去廊坊。我说：“行，安排停当后，我、你和聚宝（财所所长）我们三个一起去廊坊！”春亭欣然同意。
对于萤石矿增加承包费问题，春亭说，这事你得出马。在鲤鱼岭大矿承包矿山的有两家公司，为主的一个是锡都市经济开发总公司，本地一个叫杨洪恩的人是他们的职工，派驻在家里当了矿长。另一个是长治市矿业公司，是山西省长治市一个个体私营老板开的。镇里派到两个大矿上一个总支书记叫朱群才，是鲤鱼岭村的老支部书记，专门去协调两个矿的关系。有朱群才、杨洪恩这两个本村人当家，没有人敢上矿上找事儿，矿上的生产一直很稳定，可就是一说交承包费，就得缠嘴磨牙，一把手不去办不成事。我表态，咱马上就去会会他们。班子成员们对这次会议感到挺过瘾，说贺书记抓住了全镇经济工作的“牛鼻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带上春亭、企业办主任马万通、财所所长范聚宝去鲤鱼岭萤石矿。灌河的工矿业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