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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抵美。该轮共运输美军1650人，美侨200余人。作家老舍、曹禺亦乘该轮赴美讲学。”1020日，抵达西雅图。美国方面的接待是高规格的，在首都华盛顿，二人曾在招待国宾的“来世礼”宾馆的乙宾馆下榻。而此时，访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就住在甲宾馆。
老舍、曹禺先后到了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并顺访了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和魁北克。应华盛顿大学、丹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天主教大学、费城国际学生总会、西雅图西北部作家协会等学府、社团的约请，二人分别做了数次讲课或演讲。老舍讲的内容主要是《现代中国小说》、《中国抗战文学》、《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等等。
来美国以前，老舍对美国的民主、自由颇多好感。初到美国，在芝加哥停留四天，他便“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但在今天的许多美国人眼里，中国人还是“千百年前唐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老舍更明显感到，中国的对外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11他在考察了美国的文艺状况以后，于1946年6月5日写给吴祖光的信里，谈到中国的话剧时提到：“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这一点，他在后来通过话剧《茶馆》做到了。12总体说来，也许正像能把历史写得如故事般生动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所指出的：“老舍旅美期间事事不如意。有些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他刚到美国不久，想尽量与当地人搞好关系，结果在纽约的塔夫脱旅馆里被一个他信任的男子骗走了50美元。有些事情则很大，比如他的声誉问题。1945年，纽约出版了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英译本。该书被‘当月好书俱乐部’选为好书，并成为畅销书。但当老舍仔细一看译文时——他从未授权翻译此书——他对译本的成功发行大失所望：小说的整体结构被改得面目全非，也许是为了满足公众求乐的愿望，译本中删除了原书中所有的纠葛，不论是家庭的，还是社会的。……
在滞留美国的三年中，他越来越多地批评美国和国民党。老舍生气，根源可能在重庆，抗战时期他居住在那里，为国民党写宣传文章，而他的妻子儿女住在北京。说来也怪，他的家人们现在居住在重庆（他们是在抗战结束前才搬去的），而他却到了纽约，他肯定很担忧家人们所面临的困境，一方面内战又起，一方面通货膨胀惊人。老舍在《猫城记》里曾明显表露过的那种对中国文化的忧虑此刻再度出现，在谈及五四时代的杰出知识分子已公开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时，他非常气愤。与此同时，他对美国试图干预中国内战的不满，已超过对共产党的批评。老舍对1947年魏德迈将军访问中国尤其不满。1945年在重庆时，魏德迈曾积极支持蒋介石，时隔两年他再度造访，显然是打算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援助，帮助他们在满洲和华北与共产党作战。”13老舍在一些包括与友人聚会的场合，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有一次会议上，有个美国人缺乏善意地问老舍：“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平素一向以温和、幽默待人的老舍，立刻态度严肃地郑重回答：“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令对方十分尴尬。14事实上，从老舍此时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时局的态度与看法，不难看出他身上具有一种相当浓郁的自由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结。而耐人寻味的是，在1946年到1948年内战局势趋于明朗和最终尘埃落定之前，中国有许多作家、文人，尤其是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多有自由主义倾向。这种情结往往是超越阶级和国界的，就内战而言，他们不去管国共双方哪边代表着正义，只“超阶级”地一心反战，认为一切战争都是“屠杀和平人民”。1946年1月，国内燃起了内战烽烟，老舍写文章，对“和我一样的是老百姓的人说：（一）……八年的抗战，使我们受了极大的损失。今天我们要休息，要和平。……自相残杀，反之，是同归于尽！（二）发动内战的，不论说得怎样有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和平是活路，内战是死路，其他都是诡辩。关心民众的，决不会教民众再破产，再流血，再流离失所。这是真话，也是唯一的真话。（三）……武力可以征服别人，可也可以毁灭了自己。我们不能替任何人去打内战，因为征服与毁灭都是我们先吃亏。我们不想占谁的便宜，也没有替谁先毁灭自己的义务。（四）我们反对内战，不去打内战，别人就没法支使我们。我们不受别人支使去打内战，我们才是真正的主人，而不是甘心作炮灰的奴隶。……你们打，你们会毁灭了自己。”15可见，老舍在赴美之初，曾因这方面的言论，遭到过“进步作家们”的“冤屈”也是十分自然了。据叶圣陶1946年11月6日的日记载：“上午梅林来谈老舍事。老舍到美而后，美国通讯社曾发简短消息，谓老舍曾在某一会中发言，美国应保持原子弹秘密，以与苏联折冲云云。上海友人见此，颇不满于老舍，沫若、雁冰、田汉皆尝为文论及此事。其文传至美国，老舍大恚。大约通讯社之消息系有意或无意之误传，而沪友不察，遽加指摘，且执笔者均为支持‘文协’之老友，尤伤其心。最近老舍致书与余及振铎、梅林，请辞‘文协’理事，并退还前年‘文协’支助之药费，于发言事并未直接提明，唯言到美后未公开演说。此事欲求弥补，转落痕迹，唯有俟老舍归来时当面一谈。庶几前嫌尽除耳。”16
“人民艺术家”（1949—1956）（2）
后来经曹禺回忆才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当时他和老舍应邀出席一个科学家讨论原子能的会议，美国国务院还专门派人出席听会。会上有人问老舍，应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向苏联公开？老舍反对扩散原子武器屠杀和平人民，便回答说，不应该将原子秘密告诉苏联。日后美国报纸在发会议消息时，“编造谣言，严重歪曲了老舍讲话的原意，”宣称老舍反苏。看到报纸后，曹禺对老舍说：“你看把你的话歪曲到了什么地步？”可国内并不了解真相，马上有人写文章批判老舍。17老舍本人似乎一直未对此作过辩解，因此，他当时对郭沫若、茅盾和田汉等人的此举会有什么想法，不得而知。只能推测：如果老舍在从美国回国前有什么犹豫的话，这或许也是一个理由？也许此时的老舍尚意识不到，他所钦佩的“绝顶聪明”18的郭沫若，已经是共产党的文化权威，被他批判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当然，老舍毕竟不是沈从文。至少单从老舍与沈从文建国之初的境遇，看不出老舍受过郭沫若批判的什么影响，相反，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样，都是受到新政权尊重的作家和民主人士。而沈从文一下子从文艺队伍里销声匿迹，与郭沫若的批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无论如何，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老舍，不可能不惦记家人，不牵挂故国。据曹禺后来回忆，在他和老舍形影不离生活的11个月里，“一到礼拜六，我们买回一瓶酒，两杯下肚，两人就唱起京剧来。老舍先生擅长京剧的须生和老旦，一唱起来，就似乎又生活在故国了。平时外出都讲英语，只有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说起祖国的话来，畅谈、交饮，真是尽兴尽致，谈到高兴的时候，便常常痛骂美国社会生活中那些虚伪和残酷的现状。”19这不该是虚言。
尽管如此，当1947年1月，曹禺要先期回国时，老舍还是决定留下来，理由是他自己在美国还有许多未竟的事情要办。与曹禺分手之前，老舍十分难过，说他要一个人“苦写”了。他一改平素的幽默作风，脸上无一丝表情。他沉默着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他上车，一直向远离而去的汽车摇着手。20
老舍1947年至1949年在美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真的一直在“苦写”。除了写完《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他还努力把自己的几部作品在美国翻译出版，其中包括与美国友人艾达·普鲁伊特（IdaPruitt）女士，合译《四世同堂》（TheYellowStorm），请旅美作家郭镜秋女士，翻译《离婚》（TheQuestforLoveofLaoLee）和《鼓书艺人》（TheDrumsSingers）。
老舍在美国的最大快乐可能是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斯诺、史沫特莱、赛珍珠和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他与斯诺交情很深，在他归国以后，斯诺每逢来中国，都必去他在灯市口西街的丹柿小院做客。21以“大地的女儿”自喻的史沫特莱当时正在撰写《朱德传》。
事实上，从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与到美访问的老友冯玉祥将军会面不难看出，老舍对国内的政局是关注的。那天晚上，老舍买了水果到旅馆去看冯玉祥，并领他到一家北方饭馆共进晚餐。老舍提到美国最新出版了一本书《希特勒的下撤，描述当年希特勒败局已定，身陷重围时，还疯子一样把这个抓起来，把那个吊死或枪毙。而今天的蒋介石，把中国搞得跟当年的希特勒一样。冯玉祥一听，很感兴趣，马上请老舍给他弄一本。两人一直谈到深夜才分手。22
由老舍自己的描述看，他在美国的确受够了洋罪。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找。“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