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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美国遭受着地道的洋罪，老舍也不肯回国，主要原因应是国内的局势让他无法下此决心。他或许在观望，在等待。从他1948年写给在台湾《国语日报》工作的何容的信，能看出他这种观望与等待中的内心的矛盾与无奈。“所看到的东西毫无系统，只感到疲乏而已。……寂寞，饭食不可口，还有多少多少小的别扭，结果是体重未增，头昏如故。”“美国不高兴留外国人在这里（新颁法令，限制极严），我不肯去强求允许延期回国。但是回去吧，又怎样呢？”“英国又约我回‘母校’教书，也不易决定去否。英国生活极苦，我怕身体吃不消。但社会秩序也许比国内好。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然如丧家之犬！“不知如何是好，不知……整个世界仿佛到了末日。”“假若移民局不肯留我，也许一咬牙上英国。国内虽乱，但在国外的总是想回去，好像国乱也好似的，必须‘咬牙’也。”24
由此看来，老舍回国的最低要求至少是两条。第一，国家不能有内乱。第二，生活得让身体“吃得消”。可见，老舍的心态是极其现实与成熟的。与其回到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故国，还不如先留在美国把自己想做并能把握的事情做完。换言之，对国内局势他心里没数。如果共产党在国共对决中不能胜出，索性“咬牙”去英国“母校”教书也说不定。
据王昆仑之女王金陵在《老舍·茅盾·王昆仑》一文中追忆，为避开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王昆仑托辞赴美“考察”中等教育，于1948年初携女赴美，住在纽约。初秋，得中共指示，取道欧洲回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离美前，去看望老舍。希望如有可能，约老舍与他一同回国。“他说老舍先生的讲学工作尚未结束，而且正忙着在美国出版他的作品。但老舍表示一定回国，到解放区去，只要手头的工作告一段落就走。”25
不过，老舍在1948年2月4日致高克毅（即后面提到的乔志高）的信中，就已说明“定于三月中回国”，只是“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26整整一个月之后的3月4日，老舍还是在写给高克毅的信里，表明“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27到了1949年2月9日，老舍在发自纽约的一封书简中，仍在透露“还未回国的原因。”他这样写到：“《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此书甚长，而译手又不十分不高明，故颇需时日，始能完成。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并不是因为美国舒服，才不回去——此地，对我，并不舒服－……若不等《四世（同堂）》译完，我早就回国了。”28看来，一方面，是美国作家赛珍珠帮助老舍延长了签证，以使他能把翻译《离婚》和《四世同堂》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即因为工作离不开；另一方面，老舍“现在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被捕进监狱。”29只能继续等待。
随着国内局势的日趋明朗，老舍回国的意象也越来越明显和确定。“到1949年，老舍对美国的种种事情越来越恼火，从艾伦·拉德和贝蒂·菲尔德担任主角的影片的剧本，到冰淇淋和可口可乐，他都感到厌烦。然而老舍最终做出回国的决定却并非易事，他是在1949年秋天做出这一决定的，当时共产党的胜利已经无可争议了。”30这是老舍做出回国决定的两个直接原因，而后者才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
“人民艺术家”（1949—1956）（3）
据老舍的日本友人石垣绫子回忆，当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上海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老舍异常兴奋，打电话邀请他们到他所住的向友人借来的公寓，他要亲手烧菜招待大家。他们进门时，“便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阵剁菜的声音。老舍正系着围裙式的东西下厨做菜。他从唐人街买来了些鸭、叉烧、中国蔬菜、豆腐等，做了许多美味佳肴。”“更令我们惊奇的是这一天老舍实在精神特别的好。初次见面时那种郁郁闷闷的神情烟消云散。他只穿了一件衬衫，两腮红鼓鼓的，声音也带着点劲儿。”“他用激动的声音说：‘中国不久将新获生了。’‘上海这个城市过去是一个集犯罪、间谍、通货膨胀等毒瘤于一身的地方。如今上海解放了，病巢正被一扫而空。就由此可知，共产党完全可以掌握好、治理好全中国。’”“可是与此相反，在美国由于麦克阿瑟政策的缘故，政府对思想上的压制迫害却愈加激烈。对此老舍用诙谐的语调批判说道：‘杜鲁门总统偷学了蒋介石政策可恶的做法。’”“老舍对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是多么深，多么久。他很感慨地接着说：‘然而不管遭遇到什么苦难，我仍是中国的作家，光在美国写不出什么东西的。不和中国民众共同生活，耳畔消失了华语乡音，那么我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我们将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原来这是一次临别的聚会。”31另外，从时间上推算，老舍这时心情如此激动，很可能是已经接到了周恩来向他发出的邀请。据老舍夫人胡絜青回忆：“1949年6月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总理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平会合的大好形势，提出‘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根据他的旨意，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30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传递到了远在纽约的舍予手中。他终于在当年11月底回到了祖国，掀开了他新生活的一页。那封热情的邀请信他随身带回了国，后来夹在《鲁迅全集》里，时他特意保存的唯一的一封信。可惜，‘文革’时抄家不知所终。”32但据曹禺在几乎是30年后的1978年写文回忆，“1949年，北平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那时老舍在美国讲学。周总理对我说：你写封信请老舍回来吧，新中国有许多新事可以写。我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写了信，老舍立即整装返回祖国。”33如此说来，老舍至少接到过两封邀请信。照理，老舍此时回国应该是兴高采烈、水到渠成和顺理成章的。这也正如费正清1986年对前来拜访的王蒙提到老舍时所说：“他要回到新中国，我劝他再等一等，看一看。他说：‘不能等了，我必须立即回去／”34另外，从老舍旅美期间创作的描写江湖苦命艺人悲剧命运的《鼓书艺人》，不难发现“老舍创作的重大发展。”正如樊骏深刻分析的：“虽然《鼓书艺人》所写的，仍然是旧中国艺人的悲剧性生活和命运，到全书结束时，追求没有实现，抗争受到挫折，他们都继续在受苦受难；但因为写出了他们的觉醒和执着地寻找新的生活，从而给读者带来力量和信心。”“老舍以新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写出了时代的风云、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抗争、革命的深入人心。”35这在老舍以前的创作中是从未有过的，换言之，《鼓书艺人》体现了抗战爆发以后的老舍在政治社会思想上的明显变化。“这部小说以其艺术形象的全部内涵，表达了作家对于正在到来的新时代的热烈向往，对于指引人们走向新生活的革命的由衷拥护。”而这同老舍表示要急于回国，并能在解放后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辉煌贡献，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写于革命取得政权以前，而且写于不受共产主义任何‘束缚’的‘自由世界’美国的《鼓书艺人》中，老舍已经由衷地讴歌革命这一事实，同样早就预告了一旦置身于解放了的新中国，老舍将以更为充沛的热情歌颂革命和新生活，那些作品都是他的思想他的创作内在发展的必然产物。”36后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可是在史景迁的“历史故事”中，描述的却是另一番情形：“对于一个曾著书辛辣嘲讽‘大家夫司基主义’，并明确认为激进革命者善耍手腕的人来说，决定回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史景迁还引证了一则旁人的口述细节来说明，老舍对回国是有深沉思考的。“临行前几天，一位住在旧金山的好友赶来看他。他们一起坐在金门公园里的一个草坡上，老舍一声不响地思索者。轻风徐徐吹过，从远处动物园方向传来一阵铜管乐声，惊醒了他的沉思。他对这位友人说，他回国以后将恪守‘三不原则’——不谈政治、不参加会议、不讲演。”37史景迁在这里引述的“三不原则”来自乔志高写的《老舍在美国》。乔志高说，在老舍从旧金山乘船回国前的一个星期左右，他“几乎每天陪着他，吃馆子、看电影，开车四处观光。……老舍一开始就对我说，他的太太和子女已从重庆回到北京，他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与家人团聚。其次他又郑重地声明：他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38遗憾的是，乔志高的“记忆”是“孤证”，老舍在回国以后写的散文《从三藩市到天津》或其他别的什么文章里，对于离开美国前是否天天跟他在一起，只字未提。我当然无意，也无法对乔志高在写这篇回忆文章时的“记忆”与心态提出质疑，更何况据说赵浩生也在老舍上船前听过老舍的“三不”说。我只是在此提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