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起码，我可以肯定，盖世太保不久前出动了。事实上，下午六点左右，我打了个电话到白宫养老院，一个陌生的声音——当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声音——回答我说：“帕伦太太不在家……”
于是，我很镇静地回答：“请你上楼到我的房间告诉我姑妈梅太太，我晚上八点左右回来，请她等我吃晚饭……”
我以后才知道，这些话使别动队的人十分高兴，他们的情绪又高起来了，越来越肯定将会达到目的。他们乖乖地呆在那里，继续等我。人家在白宫养老院等我，就算这样吧，但是我却不能让自己相信在斯巴克家就没有安排好一个欢迎会了。
我想，如果别动队的刽子手在头一阶段，通过他们所惯用的方法，攻破了梅太太的反抗，那么，他们就没有任何理由不彻底利用这第一步胜利，他们必定加强压力。这已经是他们的惯技了，不幸地这种伎俩证明是有效的。一个人在酷刑下屈服了。最初设法只供出一个姓名，一件事实，说了以后，又找到了新的力量进行抵抗。但是这些深知人体痛苦及其极限的专家，熟悉受害者心理状态的内行必然会加强酷刑，直至得到全部口供为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成果是有把握的。所以我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梅太太年纪大了，比充满生命力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伤害，至少在肉体上是这样，她对地下斗争生活的变幻莫测又没有什么准备，就不会象卡茨或索科尔那些人有办法，虽然身受酷刑，但到死不说话。
出租汽车停在斯巴克住所前面。起爆的倒数口令开始了。我觉得自己象沙皇时代的一些军官拿命来赌博，把一颗子弹随便放进左轮枪的弹巢，然后把枪口对准太阳穴。有时，撞针撞空了，但也有时……
我慢慢地走出汽车，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无疑地——又一次、再一次——我站在命运的面前。当然，不可能后退了。我走上楼梯，把氰化药丸紧紧捏在手里，这是我一刻也不离的东西。我按门铃，过了几秒钟，门开了。迅速地扫了一眼……遇到了我朋友的目光。他在那里，显然安全无恙。
我多幸福啊，但是又害怕高兴得过早了。从我投向他的目光，他马上就明白了一个问题，就这一个：是你自己一个人？ 他们在吗？ 根据他的态度，我明白可以放心了。于是，我觉得刚才已经快要凝结的血液重新在我的血管里流通。我一口气对他说；“必须立即离开你的家，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斯巴克的反应是令人惊异的。
“怎么？ ”他对我说，“你按门铃时，我还以为是德国人来了。这是抗敌战士的命运，不晓得哪一天会遇上这种情况。盖世太保在追赶你，一点也不放松，你却跑来给我报信，可是，这间屋子有可能已经成为耗子笼呢！真叫人吃惊。”
“发生了圣杰尔曼那事以后，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了。”
我回答他说，“不能再有一个人牺牲了，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一点！”
是的，这个念头缠扰着我。
总之，这是激情爆发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细听我们心脏的跳动和沉迷于体会我们的情感。必须立即行动，应变。我们立即转到实际问题上来。他的家人在哪里？ 怎么通知他们，使他们逃脱潘维茨先生的报复？ 我们决定：苏珊和孩子们要在当天晚上九时左右从奥莱昂回来，斯巴克到车站接他们，把他们带到朋友家里去。斯巴克夫人和孩子们要尽快到比利时去。斯巴克本人则留在巴黎，转入地下。
关于斯巴克一家就这样了。但是，就在谈话之间，我们无法不看到另一个更难排除的危险。需要迅速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我同法共代表科瓦尔斯基的会晤本来约好和确定在10月22日，地点是布尔·拉·雷尼。确切的时刻还没有定下来。歇托克大夫要在两天之前，打电话通知斯巴克。但是会面的日期已经在梅夫人被捕之前由她告诉我了，而现在，一切都得取销！ 离开会面的时间只有一个星期了。为了同科瓦尔斯基接触，联络系统规定必须通过歇托克大夫和勒德曼律师。在地下生活中要找到他，就差不多象在潘维茨的贼窝里要找到一个好人那样难！ 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不可能。想到科瓦尔斯基，全国外籍抗战人员的负责人，游击队组织的联络员，法国共产党的心腹可能落在盖世太保手里，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出一身冷汗。用不着说，必须防止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分手之前，我同斯巴克安排了一些措施，约定10月21日晚上，在三位一体教堂会面。
斯巴克和我出了房门，慢慢走下楼梯，都一言不发。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我们握握手。快要分别的时候，他问我：“你到哪里去呢？ 起码有个躲藏的地方吧？ ”
“不用担心。是的，我有个栖身的地方……”
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就只有巴黎的街头……一幅凄凉的情景：两个人走进了夜幕。
我走入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就在这个时间考虑一下局势，让头脑冷静下来，回想一下，如果能这么说的话，回想一下10月15日这戏剧性的一天：乔琪出走了，不久就可以到达安全的地方，我为此多么高兴，然后是等候梅太太回来，和仓促离开布尔·拉·雷尼到斯巴克家去。我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没有消极地听凭事情摆布，而是设法对付敌人的打击。
由于把别动队拖住在白宫养老院，我居然救出了斯巴克一家。
“我们打败了他们”，所有反法西斯战士为自己胜利而自豪的这一呼声，我觉得也有我自己的一份。一个人坐在小咖啡店里，面前摆着一杯酒，在盖世太保全部出动追捕下，我满怀胜利的豪情。然而，斗争还没有结束。我提防自己乐观得太过分了。我打败了他们，但是能打败他们多久呢？ 以后怎么办？ 哪里去？ 而明天呢？以后呢？ 我刚刚离开斯巴克，就发觉有必要估计和重新估计一下情况。我赢得了一分，重要的一分。毫无疑问，别动队和它的帮凶，拉方一帮，就在这个时候正千方百计要把我抓回去。
只有潜伏的猎狗才必须压低吠声。但是为什么潘维茨和他那一帮子必须这样小心谨慎呢？ 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否已经把事情通知了莫斯科。他们得小心提防不让我越狱的消息张扬出去。假设情报中心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那么，要是发出全面警报，派出所有警探来追捕我，潘维茨就势必引起怀疑。
在街上，电影院或者咖啡店里，我就觉得比较安全。我感到最自由自在的时候是混在巴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谁也发现不了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越是这样，就越自由自在，其他什么地方都比不上。我觉得安心，特别是因为凭着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我比法国公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例如，凭着这些证件，我可以夜晚在街上通行。
一个幸福的外地德国人如果来巴黎呆几天，他会干些什么呢？ 当然，他一定大大地快活一番。因此，我将是个寻欢作乐的人。事实上，我没有想到，一个老是与死亡为伍的人是多么难以作乐啊！出了酒店，我又走进一家电影院，不要问我这天晚上放映的是什么片子。我只记得座位是舒服的，黑暗使人放心，并且对休息有好处。还有，时间在消逝。对于我来说，这就很够很够了。
电影散场了，我到蒙帕纳斯车站去。已经深夜了，我在街上兜过来兜过去，等候天明。不久巴黎屋顶上的天空发白了。随着清晨的嘈杂声，整个城市都热闹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经过了昨天一天发生的事和奔波，我面前的时间好象成了一片巨大的真空。我以后必须每小时每小时地，每分钟每分钟地，独自一个人警惕着会发生什么意外。由于我眼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于是便向别动队找点事。我从一家咖啡店打电话到白宫养老院：“对不起，”我对那边接电话的陌生口音的人说，“昨天晚上，我没有回来，因为我给留在朋友家里了。今晚，我到我医生那里去一会就回来。”
这样，焦急地等候这一天结束的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
这是行人稀少的时间。我漫无目的地往前走，中间在咖啡店、饭馆停留一下。然后又到了街上，好象贝壳总被冲到沙滩上一样。我一步一步慢吞吞走，但脑子翻腾着，两眼监视着周围，精神紧张。夜晚来临了，我觉得没有力量在街上再过一夜了。我需要一张床，至少几个钟头。我到蒙帕纳斯车站，走进去片刻，然后又到奥莱昂车站。路上，我睡着了。
到了车站，驾车的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不下车，便把我叫醒。当时，我的脸色怎样呢？ 唉，当然不那么正常了。无疑地，不难看出，这里面有点什么问题吧。
驾车的人已经上年纪了，相貌很和气，聪明。他弯F 腰来问道：“你也许找不到住的地方吧？ 要是你愿意，就到我家里来吧。但是回家以前，我还得再跑一遍……”
他知道我陷入了困境，这用不着我告诉他什么话。我信任他，并且向他提出补付给他没有跑的那一趟车费。
这个人独自住在一个阁楼里。即使他住在宫殿里，我也不会更幸福一些了！ 他在我身旁使我得到安慰。我不再是孤单的了。在我这个逃亡的人的黑夜里，这是一线友谊之光……
我觉得十分奇怪，他竟然一点也不打听我的情况。我们一边吃着粗茶淡饭，一边谈天，谈晚上戒严，谈供应紧张和配给口粮，谈沦陷的压抑……我幸福地睡下来。清晨四点起来，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我的同伴把我带到北方车站，我告诉他要在那里坐火车。我热烈感谢他，象老朋友一般分了手。他认为我是什么人呢？ 无疑是个流落巴黎的外地人，现在回到家乡去。
亲爱的老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也许，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但是，如果你还活着，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请你相信，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