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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我怀着一线希望能够重新接上关系。苏珊当时除了安排同法共代表接头外，还布置了我同她的一个朋友会面，这个人叫格鲁·拉德内，是一个抗敌组织的成员，同伦敦有联系。我的计划是通过这个关系同苏联驻英国大使馆接触。我们预定于中午在奥对教堂前面见面。我便在约定的时间到那里去。我小心谨慎地——象往常一样，小心谨慎是必须遵守的原则——走近教堂一带。正往前走的时候，我发现教堂大门前停着一辆黑色的雪铁龙小轿车，这是盖世太保最喜欢的车，我刚刚来得及转过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开了。我始终没有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不晓得我要会见的使者是不是被逮捕了。
乔琪于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在博斯她的小村子里被捕。
当然，我是以后才知道的。这是拉方的人，在这个月的15日，从她早先交给梅太太的小纸片上发现了她的地址。别动队等了两天，才跟踪追击。
潘维茨看到我不回白宫养老院去，估计我到乔琪那里去了。要真的是这样，那就太不谨慎了。村子给盖世太保包围起来，他们来了大批人马。别动队的人埋伏在那里，直到深夜，想等我一到便发动攻击。最后，潘维茨和伯格手里拿着枪，带领人马，冲了进去。无疑，潘维茨想当导演的愿望落空了，真是无可奈何。他希望拿乔琪和她儿子来做工具，施加可怕的压力。但奇怪的是，这个名牌的肉体和灵魂酷刑专家并不懂得，讹诈伎俩无论看起来如何有效，有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
第二十七章 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当时，我没法明白为什么乔琪遭到逮捕。很长时间，一直到解放，我老在琢磨这个问题：怎么可能呢？ 因为，所有安排她出走的人都是绝对可靠的，而且这些人显然都没有被捕。我百思不得其解，得不到答案，只不过因为我不知道梅太太的一个口袋里有那么几行字。直到战后，我们才明白怎么一回事。
因此，10月17日这一天晚上，我并不知道乔琪被捕的消息。但是，在奥对没有接上头这件事已经是个危险的信号，足够引起我加倍警惕了。盖世太保就在这一带兜来兜去，我必须停止在巴黎街头流浪了。这一天已经很晚，不可能认真考虑干些什么事了。我又重新游荡，眼睛寻找着还开门的酒店。走到了夏巴奈街，我注意到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德文写着：“德国人专用店”，这是专供德国国防军用的窑子之一。
过去，不止一次，别动队的人曾对我谈到他们在香什里舍区光顾的这种地方。
午夜了，我需要找个地方躲避四、五个钟头。人声和饮酒作乐的歌声从屋子里传出来。醉醺醺的大兵忘记了战争，沉迷于这种有意安排的淫乐中。他们烂醉如泥，根本不注意我。至于姑娘们，她们的职业，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给战胜者解闷。在她们看来，我只不过是那些德国鬼子当中的一个罢了。于是，我老实不客气推开门，走进去。我避开了客厅，那里一片喧腾。我请女主人把我直接带上楼。房间的陈设同它的用途是相符的。我躺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过了一会儿，店里的一个“女职员”走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我；“呆半个钟头，还是过夜？”
当然，我没有想到这个细节……半个钟头太短了，不能让我充分利用这个栖身之处。因此，我告诉她，我一点也不急，可以拿瓶香槟酒来，让我们愉快地彼此认识认识。我的“女伴”马上照办，拿了酒来。我开始喝酒。但是，我刚喝完第一杯，就觉得天旋地转，好象失去理性。我艰难地站起来，踉踉跄跄，和衣倒在床上。那姑娘不知所措地望着我。半个钟头过去了，我才慢慢清醒过来……才明白我在什么地方。
那姑娘安静地，耐心地看着我半睡半迷糊的，等着我醒过来。我重新站起来，我们又继续聊天。她很清楚我是个特别的客人，不是来参加这种地方节目单上所安排的表演的。
她直盯着我的眼睛，对我说：“为什么你来这里呢？ 你到旅馆去不比这里强吗……你害怕什么吗？ ……你一点也用不着怕。请看，宪兵从不到这里来。你想在这里呆多久就呆多久。这儿比别的地方更安全……”
我回答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要害怕的。我把我的外地德国人证件给她看。但是无论我怎么说，她都不相信；于是，她给我讲述到这窑子来的德国军官没完没了的事。我想顺便指出，潘维茨之流应该考虑到告诫他们的姑娘说话小心些。我从那儿了解不少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所谓“高涨”的士气。在这1943年底，德军士气十分低沉，就象他们在楼下喝干了的那些酒瓶瓶底！
早上五点钟，我离开了这个宾至如归的地方。我问那个姑娘我该给她多少。
“不，”她对我说，“一分钱也不要，因为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挣这些钱。”
“拿着吧，只是为了友谊。”
她最后还是接受了。同我话别时，还叮咛道：“当心啊，不要在街上磨蹭！如果没有地方去，就来我这里，我这里是安全的。”
就算这样吧，但是我想，一个战士是不会在这种地方长久休息的！
10月18日。接连第四天，我又开始流浪，到处徘徊，始终不晓得应该走哪条路。我从这条街到那条街，碰巧走到哪里便到那里。就这样，走到了一幢楼房前面，这是马尔塞．德阿的亲纳粹党党部。这个时候，我记起了德阿那篇臭名远扬的文章，发表在他办的《事业报》上，题目是《为但泽而死》。这个前社会党领袖，观在竟然驱使他那群受骗的党羽去为希特勒卖命，人各有志嘛！ 正在回想这些事的时候，一刹那间，我想起了就在这幢楼里，住着一个护士，名叫吕丝太太，以前，她给我打过针。
于是，我起了一个有点不近情理的念头，我这个逃亡的人，遭到盖世太保追捕，竟想在这座楼里找个躲避的地方，明知鼓吹“合作”最卖力的组织，全国人民同盟就设在这里。另外，回过身来看看，不远就是索赛街，潘维茨就是从那里指挥搜捕我的。这个区域的确是块凶地。
从表面上看，这个念头完全是神经失常的表现。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在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吕丝太太。其次别动队不会想到在这样近的地方搜捕我，也不会料到我就躲在离他的巢穴两步远的地方。可是，我看见有人在站岗。最好还是等这些背时鬼走开。所以，我决定耐心等待，以便万无一失。二十二点，我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这幢楼，其中一部分是还没有被通敌分子占据的。
上到四层楼，我按了按门铃，吕丝夫人来给我开门，她仔细地打量我一会儿，脸刷地白了。
“可是，你怎么啦，吉尔伯先生，”那个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吗？ ”
我轻轻把她往门内推，想进屋去才说明情况。她又说：“你变得真可怕，简直成了另一个人，我都认不出来了。”
迄今她认识的那个人是个比利时工业家，每周只来巴黎逗留几天。
“吕丝太太，”我一口气对她说，“我是个犹太人，逃了出来，盖世太保在追捕我，你能够把我留在你家里几天吗？ 坦率地告诉我，我请求你，行还是不行。要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马上就走。”
她泪水盈眶，声音十分激动，回答我说：“怎么，你怎么能想到我会拒绝你呢？”
她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对我说：“这里是安全的，你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我去给你找点喝的。”
我掀开床罩：雪白的单子，暖和和的被子在等着我。于是，我最后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一头倒下来昏了过去。我醒过来时，正好吕丝太太回到房间。毫无疑问，我就象个垂死的人，因为她不停地问道：“他们把你怎么啦！他们把你怎么啦！”
我吃了点东西，便躺下来，刚才紧张的精神松弛多了。
但是回想到过去的时刻，我就睡不着。大概午夜时分，我听到有人敲外屋的门。象有个什么机关把我弹起来似的，我蹦了起来，侧耳细听。有人按门铃。是不是索赛街我的那些邻居来光顾？ 我迅速拿起那片氰化毒剂来。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似乎在低声说话。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敲门。吕丝太太走进来，随着射进一线亮光。
“是谁？ ”我问她……
她大概从我的声音听出我很紧张，便走近床边，用最保
密的口气告诉我……但天真得叫人没法生气。
“哦，吉尔伯先生，请放心，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法国军队的军官，参加了抗敌活动，现在是到这里来投宿的。〃 两个抗敌人员住在一间屋子里，就在潘维茨的鼻子底下。这太过分了……我严肃地向吕丝太太进行解释，提议把位置让给那个人。她不同意，走了出去。又听到低声谈话。
不久，她回来了，同时，听到外屋的门重新关上。
“解决了，”她对我说，“他到另一家去。”
第二天是10月19日，我一醒来便发高烧，我起不来，躺在床上，生平第一次昏昏沉沉，睡梦里见神见鬼，昏迷中，噩梦象演电影，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地演过去，就象一个失灵的万花筒，各种情景，蜂拥而来，互相冲突，彼此重叠。在波兰的年青时代，巴勒斯坦的监狱，莫斯科，巴黎的场面乱七八糟，一幕紧接着一幕，既遥远，又逼近，既昏暗、又明朗，既紊乱，又有条理。我看见父亲去世，重新感受过去的激情，欢乐和痛苦，悲伤和爱情。这一切是那么强烈，那么逼真。
我终于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从梦幻的漂流中挣脱出来。
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