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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想回忆一下在斯大林监狱里会见过一些怎样的特殊的人物。
第六章 斯大林监狱中的意外相逢
战争初期红军节节溃退，我在监狱里跟在一起的高级军官谈话，知道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苏联军人都起过誓永远不活着落在敌人手里，都应该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但是作战并不是靠起誓就行的。攻势一开始，德国国防军就包围了整师整师的苏军。许多土兵能够逃了出来，但是也有很多被俘虏了。这些人就犯了罪，因为他们没有自杀。另外一些人穿过敌人的战线回到红军方面来，但却受到了指责，说他们是间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要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我曾经同三个将军‘在一个牢房里度过了好几个月。其中的一个从内战时期就参加了红军，那个时候他还很年青，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指挥一个哥萨克师团，被敌人孤立和包围了。他身负重伤，但居然逃脱了，躲在农民家里，农民偷偷给他养伤，这样过了好几个月。恢复健康后，他经过了种种艰难险阻，回到了友军的战线。人家却马上审问他：“为什么你回来了？ 德国人给了你什么搜集情报的任务？〃他震惊得呆住了，连回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捕了，下场是卢比昂卡……
我的第二个难友，内战时期便加入了共产党。大战开始，他已经当了师长。在德军步步进逼下，他的部队奋起抵抗，但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个师不久就被歼灭了。师长带领着一小股士兵，插进森林，建立了一支游击队，继续战斗了几个月。他的基地后来暴露了，受到了袭击。师长和两个同伴侥幸逃了出来，在游击队的掩护下，他终于回到红军的队伍。由于有进行间谍活动的嫌疑，他被逮捕起来。他犯的大错误，就是没有死，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第三名将军遭到监禁是毫无道理的。他的罪状是战时曾经在朱可夫的参谋部里工作……下场也是卢比昂卡。
这三个将军并不灰心丧气。他们一直坚持共产党员的态度，对于我们的看门狗的训斥，毫不理睬。他们保存着镶着红星的皮帽子，我还记得他们怎样消磨时间，没完没了地玩他们用面包心做的多米诺牌。
有一天，一个新的看守——顶多是个士官长——走进牢房来，勒令囚犯站起来向他敬礼。那三个军官继续玩他们的牌，其中的一个连身也不转一下，说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红军的将军要在一个士官的面前站起来的？ ”
这士官只好罢休。以后，他总算接受了这个教训。
要是不玩多米诺牌，我们便长谈时事。我那三个同伴，有一个最有政治头脑。他很明白他的遭遇并不是个别的意外事故，不是因为内政部的某一个密探过分卖力气而造成的。
他十分肯定地对我说：“内政部剑子手们所作所为是得到斯大林本人同意，主使、鼓励和指挥的。”
证据多不胜数，可以互相对证，刻画出这种有系统的，大规模镇压的可怕情景。例如那个将军告诉我的故事，是两个犹太医生的经历。他俩是亲兄弟，在白俄罗斯的一个军医院里工作，在德军的进逼面前，商量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最后，当主任医生的那个下不了决心抛弃他的伤病员，就决定留下来，在敌人占领下，继续照顾他们。这样，他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另外一个无论如何不愿落在纳粹手里，便和医院的其他医生（ 除了他兄弟以外） 逃走了。他参加了游击队。
战后，这两个犹太医生都被逮捕了，主任大夫被控同敌人合作，另一个被控临阵逃走和抛弃他的伤病员。
真是辩证法万岁！
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一个党员还给我讲过克里姆林宫的这个惊人的招待会。他被捕前，当过翻译——他的俄语说得很好——当时，他国家的一个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罗马尼亚党的总书记乔治乌·德治亲自前来同苏联的领导人会谈。他们讨论了一整天，晚上，斯大林邀请罗马尼亚代表团参加一个亲切的宴会，翻译员也参加了。宴会后，气氛是十分轻松愉快的。斯大林快活地走到乔治乌·德治身旁，友好地搭住他的肩膀，说：“你听着，乔治乌，你是个好样的小伙子。但是你仍然头脑十分简单。你还懂不了什么。可是你却领导一个国家，你就象一个排长要去指挥一个军团。你要想吃得消，那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与会的人在这种粗暴的侮辱下，震惊得酒也醒了，谁也不敢再开口。对斯大林的这番话，他们只好解释说，这是因为这位“说笑不笑的大师”十分幽默，他开玩笑开得同他摆弄马列主义理论一样高明。瞧，这就是两个兄弟党之间的友谊关系！
我另外的一个难友是个波兰老党员，他居然逃脱了1938年的清洗，这简直是奇迹。他给我叙述了斯大林的另一个招待会。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1945年曾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波兰共产党的一个代表团。那时他们即将建立波共的新领导机构。斯大林同他们握手，闲聊起来，并问道：“战前，波兰共产党领导有个妇女叫科斯特尔齐娃，人很聪明，忠心耿耿。她现在怎样啦？ ”
在场的党员你看我、我看你，望着自己的脚尖，不知所措。科斯特尔齐娃同波兰党的整个领导机构，都在1938年，按照斯大林的命令给清算了。这个“清算共产党人酌大师”
往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以便更好掩饰他在清洗中应负的沉重责任。他在贝拉·库恩事件牛就把执行权力下放，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了。当时是马努伊尔斯基负责搞这些肮赃的勾当的。
这里还有斯大林儿子的精神病大夫的故事。
1949年，也许是1950年，我有一个同房难友是苏联一个最有名的精神病大夫。他是犹太人，出生于维尔那一个十分信奉宗教的家庭，他父亲是犹太教长的助手。很年青的时候，他便脱离了他熟悉的环境，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完全归化了。从语言上，风俗习惯上，文化上，他都觉得自己是个俄罗斯人。战时，他入了伍，在解放波罗的海国家韵那支军队里领导卫生工作。解放时，这个有名的精神病大夫成了斯大林儿子的私人医生。他叫华西里，是大元帅的小儿子，二十三岁便当了将军，本来是个不怎么样的飞行员。他慢性酒精中毒，已经成了全苏联的笑柄。那位精神病学家负有把他治愈的雄伟任务，以后，内政部的那些先生们认为他事情知道得太多了，就决定把他逮捕。在历次审问中，从来不提斯大林儿子的问题；但却控告他有“犹太沙文主义”。证据呢？ 当红军开进里加废墟时，成千上百的孤儿，自生自灭，饥饿，一无所有，结成一帮一帮的青少年犯罪分子。负责这个地区的将军建议这位精神病学家设立一个流浪儿童收容所。他实实际际地负起这个工作，并且大部分收容犹太儿童。内政部的人就抓住这一点，责备他按犹太沙文主义办事。他们说；“显然你偏爱犹太孩子而排挤其他孩子。”
“一点也不！ 犹太孩子之所以比较多是因为他们原来的家庭受害更重！ ”
审讯带上愈来愈浓厚的反犹色彩。在填写他的档案卡片时，侦审官问他说：“民族？ ”
“俄罗斯。”
“你不是俄罗斯人，你不过是个臭犹太！ 为什么你隐瞒你是哪个民族的？ ”
这个精神病大夫平常多么善于治别人的病，这时却丧失了勇气。由于治疗斯大林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儿子，他遭到了判决，无处上诉。他的侦审官换了人，于是又重新审问他的身世；“民族？ ”
这一次，我的同伴回答道：“犹太！”
侦审官照例骂得他狗血喷头：“你自称犹太人难道不害羞吗？ 要知道你自己是俄罗斯人啊！”
那请神病大夫反驳说：“我是在这儿监狱里才知道我是犹太人的，我属于这样一个民族一点也不害羞，这个民族曾给了人类耶稣基督、斯宾诺莎和马克思。如果你不让犹太人加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活该！到了人类取消国家，种族和民族之间的区别那一天，我们犹太人，我们将第一批表明我们的国际主义。”
审问完了，他回到牢房，把他讲过的话告诉我，觉得十分自豪。这个场面使他想起了那一天他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寄给他父亲。他父亲回信说：“我对你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我希望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会有一天，人家不再使你感觉到你坐错了车，说这辆车不是为你这个犹太人开的。”
他的身体愈来愈坏了，他消沉，不再斗争了，逐渐变得听天由命。由于病情严重，人家把他迁走了。后来，我从卢比昂卡的女大夫那里得悉他死了，患的是心脏病。
1948年我十分幸运交上了一个难友。他先前在海军当大夫，年纪五十岁上下，能说能笑，身体壮健，情绪乐观，充满幽默感，说话十分风趣。他带来了一股轻松的空气，我甚至说一股快乐的空气。他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题目就是他自己的遭遇。
战时，由于他懂英语，所以给调到莫斯科海军部做联络员，同一队美国医生打交道。胜利后，人家把他逮捕了，原因呢？ 美国间谍，这是当然的了。证据呢？ 在第一次审问时，侦审官拿出来给他看了，他挥动着这个大夫的一个美国同事写给他的信，上面一开头就写着这两个字：Dear Friend（亲爱的朋友） 。
“亲爱的朋友，”侦审官认为事情是十拿九稳了，便得意扬扬说，“这是什么意思？ ……‘亲爱的朋友’，这不是间谍活动的证据又是什么呢？ 难道美国人写信给我会叫我‘亲爱的朋友’吗？ 不！可不是吗！……”
无可辩驳的逻辑！如果荒唐无稽积重如山，那么只有幽默能够把它搬掉。我的朋友始终不渝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虽然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却很痛快。我们从刚来的囚犯那里知道苏联承认了以色列，并且派军官去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