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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条反革命狗到巴勒斯坦去？ 我们派到那里去的，都是最好的军官，久经考验的。”
这些小故事在我们集中营天地里是唯一的消遣，帮助我们抵抗、坚持。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欣赏我们的同伴。在漫长得没个完的灰色的日子里，这就是生命。
1956年，我在莫斯科又遇见他，他还是那么幽默，一点也不减当年。他之所以能活下来，就全凭这一点。不幸的是，我们所遇见的并不都是“好人”。我早先说过，在无辜者的海潮里，也有一些坏蛋落在内政部的罗网里。由于幸运的巧合，在昨天的一大批敌人里，我遇见了几个有趣的人物，他们是以同等的名义同我住在一起的。
有一天早上五点钟左右，门开了，看守把一个穿得很好的军人带进来，在半明半暗中，很难认出到底是个中国人还是个日本人。他自我介绍说：“富荣将军”，日本的满洲关东军参谋长，他是在战争末期被俘的。人家把他从一个集中营带来，以便让他在东京举行的日本战犯审判时出庭作证。
头一天开饭的时候，他看看给他送来的饭，便要求见监狱长。
“我有严重的胃病，”他解释说，“我吃不了这种食物。” （我从来没有见过更好的饭食了，因为同我关在一起的军官可以吃到军官食堂的饭） 但是富荣抱怨说；“我吃不了这些，我不需要很多东西，每天有几根香蕉就行了！”
他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纵声大笑。战后要在莫斯科找香蕉，尤其是在监狱里！这等于要到北极去找桔子……
富荣只好放弃他的香蕉饮食计划了，但是人家给他特别做饭。当然我们不懂日本话，监狱的领导以为我们不懂英文，由于害怕富荣把他受审经过说出来，所以才把他放到我们牢房来。这些牢头禁子的算盘打错了，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军官和我都懂得莎士比亚的语言，尽管我们讲得不好。几天后，我意外地听见富荣讲起法语来，并且得悉他曾任驻巴黎的武官。于是我们交谈就再也没有什么困难了。
“你知道点关于理查德·索尔格的情况吗？ ”我问他说。
“当然知道，在索尔格问题爆发时，我是副防卫相。”
“那么，为什么索尔格1941年被判处死刑，而只是到了1944年11月7 日才被枪毙呢？ 为什么你们当时不提出来把他交换呢？ 日本和苏联还没有开战啊。”
他急忙打断我的话说：“这完全不对头，我们曾经三次向苏联驻东京大使馆建议拿索尔格同一个日本犯人交换，我们三次都碰到了同样的回答：‘我们不知道有理查德·索尔格这样一个人。’”
不知道理查德·索尔格这个人？ 可是当时日本报纸大谈特谈他同苏联武官处的关系。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可是他曾经把德国的进攻事先告诉了苏联，他在莫斯科战役最紧张的关头透露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的消息，使苏联能够从西伯利亚调回整师团整师团的生力军……
人们宁愿让理查德·索尔格给枪毙，也不愿战后又多背上这么一个见证人。这个决定不是来自苏联驻东京使馆，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这就是理查德·索尔格同柏尔青将军交好的代价。自从柏尔青给清算以来，他就受到了嫌疑。对于莫斯科来说，他不仅是个双重间谍，而且是个托派。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连他发来的密码电报都没有译出来，直到情报中心终于发现他提供的情报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才改变了态度。他被捕后，领导上就象扔掉了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新班子的政策。
莫斯科听凭日本人在1944年11月把理查德·索尔格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枪毙了。我觉得特别痛快的是今天能够向全世界揭发这种伪善的态度。索尔格是我们的人。那些借刀杀人的人是没有权利把他据为已有的。
历史的又一个见证……来到我们这里的人身材短小，消瘦的面容加深他刚毅的表情。他说出了他的姓名，可是到今天我已经忘记了。当时也一点没有引起我注意。后来听到他开始谈他的生平，我惊了一下，猛地想起来了：这是弗拉索夫的助手！这个人的遭遇多么离奇啊……
十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还是沙皇军队里的一个年青军官。他狂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对于革命胜利，怀恨在心。以后他参加了红军。时间并没有能够平息他对现政权的仇恨，他耐心地等待时机。德国的进攻使他高兴若狂。战争一开始，他便想投到对方去。当弗拉索夫按照德国人的意旨建立起这支出了名的“俄罗斯解放军”时，他是第一个报名参加的。
可是大失所望！这个向往旧沙皇制度的人，由于相同的思想意识而投到纳粹的一边，却发现弗拉索夫的军队是个骗局，主要是被德国人利用来进行宣传而已。他当了弗拉索夫部队的政委，徒劳无益地想给他的人灌输些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哪知这些人是迫于饥饿而投到敌人的旗帜下的。要么就在集中营里慢慢饿死，要么就穿上“俄罗斯解放军”的制服，于是红军许多被俘的士兵便选择了苟延残喘的道路。
弗拉索夫的助手给我们讲那些人怎样在第一次较大的交战中就成批地开小差投奔红军。一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空军部队起飞了……却飞到了苏联的机场。
即使是在弗拉索夫的参谋部内，那些军官主要是一些投降的人，而不是死心塌地的人，他们主要赞赏的是酒，而不是《我的奋斗》。经过了几个月， “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部变成了一帮兵痞子，他们才不关心解放什么地方呢！弗拉索夫的军队毫无军事价值可言，德军最高统帅部便把他们调到被占领国家去执行镇压任务。
弗拉索夫的助手在他上级和参谋人员接受审判的整个期间，都同我们住在一个牢房里。这位老先生先前有多么狂热，现在就有多么无耻，每天晚上他都给我们讲述白天过庭的情况，他讲得很客观，自己觉得很有趣，好象他不是被告，而是个观察员。
他告诉我们说：第一天，一开庭，弗拉索夫就表示要发表个郑重声明。他摆出英雄的架势，提高嗓门，对他的法官喊道：“无论你们作出什么决定，我都要进入历史的！〃 法庭听了他的慷慨陈词，默不作声，突然被告席上传来了一个尖细的声音：“是的，不错，你是要从屁眼进入历史的！ ”
这就是我们这位老先生，弗拉索夫以前的助手，他打定主意要开玩笑开到底。
他被判绞刑，宣判后，法官问被告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们这个活宝站起来，煞有介事地对法官说：“我有个要求要提出来，我恳切地请求法庭不要把我吊在弗拉索夫旁边！”
“那为什么呢？ ”法庭庭长惊奇地问道。
“这会显得很滑稽，弗拉索夫那么高大，而我却那么矮小。这就势必破坏这个场面的严肃性。”
人家来找他把他带到死囚的牢房去，他同我们握手，向我们声称：“我过去和现在都是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不可调和的敌人。我只后悔一件事情：就是落在弗拉索夫军队这个粪坑里……”
他讲这话，是心中有数的。
除了这个弗拉索夫的助手和其他许多人，在囚犯的世界里还不停地遇到意想不到的人，使我惊讶不已。我同新囚犯认识的过程总是差不多的：门打开了，出现一个新面孔，一个新的身影，几秒钟内集中注意力，设法记起个什么名字。
搜索点什么回忆，观察他到了我们这儿的一举一动，一见面就产生的印象，一般是错不了的。他是从哪里来的呢？ 过去他曾经是我们的人吗？ 虽然上了年纪，他的高个子还是笔直的，模样仍然很英俊，他穿的衣服同他高贵的举止适成对照。裤子太短，腿肚子也露出来了。披在身上的褂子太宽了。他好象走进“上流社会”的客厅里，走到我们每个人跟前，轻轻地点点头，用讨好的声音自我介绍。
他走到我面前来，于是我听见说，“维塔利·朱金……”
我望着他，十分诧异：“维塔利·朱金，‘黑百入团”的团长？ ”
“就是他本人。看来你是读过莫斯科出皈的那本关于我的小册子了，但是当心，这同事实相去很远。”
我接着说：“我要马上告诉你的是，我是犹太人。”
“在监狱里，我们没有什么要彼此隐瞒的，但是我要向你指出，多年以来，我已经不再反犹了。1935年，我在巴黎共济会的一个分会做过报告，题目是：为什么我不再反犹了。”
朱金就安置在我旁边那个铺上。他几小时几小时地给我谈他的生平……
战争初期，纳粹把他请到柏林，要他参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但是这个倾向法西斯的反动派，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却拒绝了，他认为德国人并不关心俄罗斯到底是红的还是白的，而是一心想要占领大片领土。整个战争期间，朱金隐姓埋名，生活在南斯拉夫的一个小村子里。希特勒匪帮溃败后，他决定返回苏联。胜利激起了他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虚荣心。他留恋他的故乡，准备在那里度过他的晚年，即使在监狱里也好。
他前往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使团。内政部值班的军官惊奇地望着这个自愿投案的人。他查看一张名单，看看要追缉的人里面有没有朱金，结果名单里没有他。那军官便回答他说：“你可以走了，我们不认识你。”
但是，他并不罢休，第二天他又来了。有一个上校坐在办公桌前面。朱金一说出姓名，他就站了起来，扑上前抓住朱金，他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吼叫道，“朱金原来是你，就是在俄罗斯组织屠杀犹太人的那个家伙？ ”
“黑百人团”团长还是那么安静地回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