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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秘书们都十分重视这一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嘛。为这一办公时间，秘书们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他们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需要立即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周恩来只要睡下三四个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这一切都连着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在“第二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周恩来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那么卧室就被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工作人员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逐“瞌睡虫”。有时，等工作人员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周恩来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周恩来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周恩来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大家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医护人员帮忙做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周恩来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有时工夫不大，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代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情满西花厅（3）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周恩来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周恩来床头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在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秘书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周恩来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周恩来的“第三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周恩来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邓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周恩来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周恩来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猝发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邓颖超手里没有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要进办公室，得事先报告。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地细致认真，他的这种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
周恩来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楷模，他的这种作风值得各级干部学习。也许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的严格保密习惯。就拿周恩来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钥匙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据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做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常常因工作过度劳累而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医护人员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周恩来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个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周恩来没有改正过来？周恩来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周恩来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左上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衔接处不会多字或缺字。
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紧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周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情满西花厅（4）
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周恩来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地交代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周恩来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
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周恩来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周恩来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周恩来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周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周总理全能记在心里。”其他秘书说：“你还不知道呢，周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周恩来看，全向周恩来汇报，首先要经过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恩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