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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上写作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教我们写作要有起、承、转、合。我写文章经常是想了个头，就一路顺着往下写，写到最后不知道该怎么收尾，只好写个圆满大结局，但总觉得没什么新意，经常为此而苦恼。二零零八年九月我正在写《重看〈东邪西毒〉》的时候，认识了散文大师董桥，我借此机会好好地向他讨教一番，他说得潇洒：“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有大师的一句话，我轻松多了。《重看〈东邪西毒〉》之后，每篇文章都得先过了金圣华那关才敢拿给董桥看。董桥很注重标点符号。我文章里的逗点、句点、惊叹号、问号……在他的调度和修改之下，就更加地鲜活了。
龙应台在辛苦耕耘她的大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时候，还抽空在四季酒店的咖啡座给我私人上了一堂课。她很快地翻阅了几篇我的文章，然后简单地赠了我几句：“不要写‘我觉得’、不要教训人、不要太客气地写我很荣幸我很庆幸这一类的话。写文章有些‘我’字是不需要的。要像雕塑一样，把不必要的多余的字都删掉。”这些话我都铭记在心，谢谢应台。
林燕妮说得好：“文章是脑子在演戏。”我在想，戏是我的文章，摄影机是我的笔，导演是我的脑子。我的写作过程不过是换一种形式演戏罢了。现在人都喜欢用电脑写字，我喜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稿纸上，写不好就把稿纸搓成一团往地上丢，丢得满地一球一球的，感觉就像以前电影里的穷作家，很有戏。
有一次从外面吃了晚饭回到家，经过梳妆台，突然想到什么，怕一会儿忘记，马上伏在桌上写，不知不觉坐了几个小时，窗外传来鸟的叫声才知道天已亮了。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失笑，原来我脸上的妆还没卸，耳朵上的钻石耳环正摇晃着，低头一看，一条蓝色丝质褶子裙，脚上竟然还穿着高筒靴。时钟指着六点半，正是女儿起身吃早点的时候，赶忙下楼陪女儿。两个女儿见了我，一点也不惊讶，只淡淡地说：“妈，你又在写文章啊？”
人说写作是一条寂寞的路，在这条路上我有杨凡，他在我还没正式开始写作之前送了我一大堆稿纸，先帮我铺好了写作之路。我有施南生，她为了鼓励我写作破费送了我一套名作家限量版的MONTBLANC笔，让我开开心心地走上写作之路。我有远在洛杉矶的唐书璇、旧金山的幸丹妮，他们在香港的午夜，那边的早晨时刻跟我隔空讨论文章。我有陶敏明、林美枝、黄秀如沿途的支持和鼓励，一点也不感寂寞。每当写出一篇感动自己又感动朋友的文章，那种快感是再怎么辛苦都值得的。
十七岁踏入影圈，至今的三十九个年头里，有无数人写过无数篇有关我的文章，有的有根据，有的却完全是虚构。这是唯一的一本林青霞写林青霞的书。这本书，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写出我最真的感受，希望和你分享。
在此我衷心地感激金圣华、董桥、马家辉、感谢琼瑶姊和蒋勋老师在百忙中抽空为我写序，感谢张叔平帮我设计这本精美的书，感谢所有鼓励我、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你们就没有这本书。
林青霞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多年之后再看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仿佛视线模糊了，看到的竟是“窗外”后面的生活片段和“窗外”之后的人生。
那年我十七，就读台北县私立金陵女中。高中三年级，同学们都在准备大专联考。台湾就那几所大学，人人都想挤进大学之门，功课不尽如理想的我，常感焦虑和迷惘，不知何去何从。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注定要走上电影这条路。
高中快毕业那年，我和李文韵、袁海伦两位同学走在当时最热闹的西门町街头，经过天桥前“西瓜大王”冰果室（那时候学生们都约在这儿见面）门前，听见后面两位中年男子正在谈论拍戏的事，我不经意地回头看了一眼，结果那两位男士就跟着我们，吓得我一路从“西瓜大王”跑上天桥。一位男子抓着跑得较慢的李文韵，说他没有恶意，只是想找我拍戏。当时我又瘦又小（还不到一百磅），心想他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他们想请我们喝咖啡，我们不肯，请我们留下电话号码，我们也不答应。直说：“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坏人？”他没辙，只好留下名片，请我们打电话给他，名片上写着杨烈。因为还在上学，回家后当然没有回电话。
高中毕业之后我没考上大学，白天没做事，晚上就到台北车站对面的补习班上课。有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张俐仁到“西瓜大王”隔壁的西装店，拿订做好的蓝白花纹喇叭裤。走到街角转弯处，有位矮胖、大肚子、突眼睛的男人，撞了张俐仁一下，问她要不要拍电影，回头又看了我一眼，说我也可以。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跟他拿了名片就走了。这个人叫杨琦。
有一天，张俐仁到我家，两个人无聊，偷偷跑到附近的杂货店门口打公共电话给杨琦。互相推托了一阵，最后决定由我来打，我战战兢兢的。找到杨先生，他说：“你再找四个同学，你们六个人，有一场戏是你们六个美女穿着功夫装，在游泳池边练功夫，大家打打闹闹就掉到池子里，然后你们爬上来，于是若隐若现地看到你们的身材。”
我马上要挂电话，连说：“不演！不演！”他说：“那你要演什么角色？”我说：“我们刚高中毕业只能演学生。”他说：“有一部学生电影正在招考新人。”于是我留下了电话号码，等他有消息再打给我们。过一阵子接到他的电话，约我和张俐仁到咖啡馆，他帮我们填了履历表，带我们到八十年代电影公司。记得当时我穿的是紫色的棉质上衣喇叭长袖，胸口绣着四个大大的白色英文字母LOVE，下着白色喇叭长裤，脚踩当时流行的松糕鞋。张俐仁则穿一条白色热裤和六吋松糕鞋。办公室里有导演宋存寿、郁正春，还有一位谢重谋副导演，他们要我们脱了鞋站起来比高矮。临走时和我们约了试镜的日期。
我们家是传统的山东人家庭，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影圈。爸爸、妈妈、哥哥都反对，只有妹妹支持我。母亲为此卧病在床三日不起，于是我打消这个念头。
到了试镜那天，张俐仁要我陪她去。植物园里有六七位女生一起试，导演要求我也顺便试一下，当时用的是八厘米黑白无声录像机拍摄。过没多久杨琦到家里来，说是导演选中了我做《窗外》的女主角江雁容，我惊讶地说：“怎么可能让我做女主角？我以为只是演同学甲乙。”
父母为了保护我，坚决不让他们的女儿走入复杂的电影圈。我对拍电影充满了好奇心，怎么也不肯放弃。母亲苦口婆心地劝我，甚至拿当年最红的女星林黛和乐蒂做例子，她说：“最红的明星到头来也是以自杀收场，你又何苦……”电影公司三番五次派人到家里来都被赶走，最后来了位山东的国大代表。见了老乡三分亲，加上我再三保证，进了娱乐圈一定洁身自爱，母亲才勉强答应陪我到电影公司见导演。记得那天，母亲拿着剧本把所有接吻戏都打了叉，导演连哄带骗地说：“可以借位。”母亲要了《窗外》里演我父母的曹健、钱璐家地址，出了电影公司的门就直奔他们家按门铃。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佣人说他们不在家。我和母亲在门口从下午一直等到黄昏，他们夫妇俩被我们的诚意所打动而开了门。母亲经他们再三保证宋存寿导演是电影圈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这才放心带我回家。
一九七二年夏，郁正春导演带着两份合约到我三重市光明路二零二号的家。一人一份，因为还未成年，母亲代我签了生命中第一张合约，片酬新台币一万元，分四次给。
签完约当天，我就和张俐仁到西门町逛委托行（当时没有名牌衣服，委托行卖的是国外进口的高级服装，非常昂贵）。张俐仁发现有一对穿着时髦的男女，一直在打量我们，她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星探，果然没错，那位美丽的女子过来问我有没有兴趣拍电影，我说刚签了约。看样子他们很惋惜。后来才知道那男士就是国联电影公司大制片郭清江。（进了电影圈之后，我还是为他们拍了一部他导演的《枪口下的小百合》。）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又去逛西门町，迎面走来几位穿黑西装的男子，同学们惊呼：“柯俊雄！柯俊雄！”第一次见大明星，大家都好兴奋。刚一转身后面跟来一位高大的西装男士，同学们说他刚才是跟柯俊雄在一起的。他要找我拍电影，这次我竖起食指和中指老练地说我已经签了两年的电影合约。（成名之后，柯俊雄邀请我拍他公司的戏，我问他记不记得那年在街头，他身边的人找我拍电影的事，他竟然记得。后来我跟他合演了《小姨》和《八百壮士》两部戏。）
在这期间，还有一位中央电影公司的经理张法鹤，经他妹妹透过张俐仁打电话给我，邀我见面，当然我不可能再答应任何电影公司的邀约。（日后我也为中央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到旧金山出外景的《长情万缕》。）
就这样，命运的安排，我走进了“窗外”。
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
《窗外》摄于一九七二年，那年我刚高中毕业，还是个爱做梦的年龄，就像初生之犊，一头撞进了森森的丛林里。幸运的是我遇见的都是圈里的老实人，所以在这个大染缸里并没有被污染，一路走来也很顺畅。在影圈二十二年的日子里，我和我的影迷们一起成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