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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的第一天，一把大剪刀就把我刚刚留了三个月的头发剪短到耳朵之上，让我哭得眼睛都肿了。初中三年加上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时间，学校规定我们的头发长度在耳上一公分，于是毕了业第一件事就是把头发烫了留长。虽然知道演的是高中生，还是舍不得那一把长发。
电影前三分之二的学生戏，对于刚离开校门的我，演来不是问题。结婚以后的戏，在没有接受过演艺训练和没有生活体验下，演起来明显地生涩。我的初吻就献给了这部戏。还记得和男主角胡奇拍接吻那场戏。他教我把牙齿合上，嘴唇张开，其他的就交给他。我照做，两个人牙齿磨得咯吱咯吱响。导演喊“卡”之后，我见摄影师陈荣树的眼睛从镜头后面慢慢移出，一脸迷惘地说：“她像个木头。”
《窗外》女主角江雁容的知己由张俐仁饰演，她也是我要好的高中同学，现在育有一子一女，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演我妹妹的恬妞，当时只是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还背着书包来片场。（现在她的女儿已长大成人了。）她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目前还在影圈发展，是个自食其力的坚强女性。
演我另一个同学的谢玲玲，在她只有几岁大的时候，就已做了童星。第一部戏是李行导演的《婉君表妹》。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嘴巴，又聪明又可爱。当时大受欢迎，也小有名气。很早就嫁入豪门，现在已经是单身，与五个儿女同住，是个伟大的母亲。
而男主角胡奇，戏拍完没几年就因病去世。
两年前《窗外》导演宋存寿住在疗养院里，我去探望他。我们紧紧握着对方的手许久许久，导演的神情就像当年一样，眼皮低垂着，像是陷入深深的思绪中。我则忆起当年的少不更事，常惹他生气，仿佛我们又回到了三十五年前拍《窗外》的时候。他喃喃地说，梦里胡金铨导演找他拍戏。两年之后（二零零八年），他离开了人间，或许是应了胡导演的约，上天堂拍戏去了。
《窗外》合伙人郁正春，也是《窗外》的导演之一，对电影十分狂热，每天准时到片场，经常指导我演戏，他不厌其烦地跟我对戏，拍到需要大笑时，他会在我对面哈哈大笑，让我跟着入戏。因为宋导演的去世，我约他到四季酒店叙旧。当我踏入四季酒店的咖啡厅，眼前见到的是一位步履蹒跚、身形肥胖的背影。在这个时髦而现代的场合，似乎显得很不搭调。我心里一紧，几年没见，他，他怎么会这个样子？哦，不是几年，是十几年。我赶忙上前搀扶，他很费力地坐在对面那柔软的沙发上。我望着他，眼睛湿润了，当年那炯炯的眼神，变得灰白而无神，似乎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劲似的。最记得当年在杭州南路，八十年代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吃饺子，郁导演说：“青霞，你以后红了就不会在这儿跟我们吃饺子了。”唉！真希望能回到从前，再跟他吃一回饺子。我们谈到电影，他眼神即刻闪出亮光，仿佛又见到以前的他。
这些幕前幕后的伙伴们，经过数十年光阴的洗礼，都有着不同的人生风景，沧海桑田，永恒不变的只有《窗外》，它留住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梦想，提醒我们曾经拥有的一段回忆。
还记得拍摄《窗外》的日子，每天就像只快乐的小鸟，从片场飞到家里，和母亲诉说着拍戏有多么好玩，有多少人陪着我呵护我。母亲躺在床上，双臂环抱着头，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以后都这么快乐。”
一九七三年夏，《窗外》在香港上演，我一夜成名。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没停过拍戏。有了名，有了利，更有了得失心。在忙碌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下，已经忘了什么是快乐。一九九四年嫁到香港，育有三名可爱又美丽的女儿。在人生的道路上历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虽然离开影圈十几年，还是逃不开媒体的追逐。
世人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真实人生这场戏，比虚构的剧情更富有戏剧性。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一日
一百年前香港第一部电影《偷烧鸭》开启了香港电影之路，那是黑白无声电影的年代，记录了百年历史的变迁，变到现在的彩色宽银幕加上电脑特技。一路走来，中国人的电影，走出了香港，走出了台湾，走出了大陆，走到世界上许多角落，捧回无数的国际大奖。身为中国电影人怎不感到与有荣焉？
七二年从街上被人领入影圈，拍了第一部电影《窗外》，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说我平均每年拍一部戏的话，那得拍上一百年。我的电影生涯跨足了七零、八零、九零三个年代，历经了电影的三大潮流，也是我人生的三个阶段。
七十年代的唯美文艺爱情片。
八十年代的社会写实和诙谐喜剧片。
九十年代的武侠刀剑片。
七三年我来香港宣传《窗外》，香港人被我的清纯所吸引。媒体给了我一个“清纯玉女”的称号。《窗外》票房录得六十五万港币，当时对文艺片来说是相当高的票房。我一夜成名。
至今《窗外》没有在台湾上演过，一九七四年台湾上演我的第一部戏，是刘家昌导演的《云飘飘》，当时西门町大排长龙，卖座四百万。从此我片约不断。七二年至八零年我总共拍了五十五部戏，其中五十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那个年代的台湾还在戒严期，民风保守纯朴，电检尺度很紧，我们这种片子最受欢迎。现在的情爱片关系很复杂、层次也丰富，有同性异性恋的，有政治色彩做背景的，有讲前世今生的。我们那时候的爱情片非常简单，就单纯是男女谈恋爱，多数是男追女，几乎每部戏都有父母角色的参与。很容易拍，不用搭景，不需造型，阳明山的别墅我们都拍遍了，服装自己带，导演前一天告诉你带几件衣服，你回家就自己配，化妆梳头也可自己搞定，一部戏三十个工作天，两个月内就可拍完。
琼瑶小说改编加上俊男美女最受欢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观众更是疯迷。当时制片只要签到秦汉、秦祥林、林青霞、林凤娇其中两个人的合约，就可拿到新、马片商的资金，也就可以开镜了。所以媒体称那个年代是“二秦二林”年代，那时候我们每个人手上同时都有几部戏。我最高纪录是同时间有六部戏在拍，忙起来两个礼拜没上过床。男女主角一到片场就找床，见了床倒头就睡。有一次我靠着墙站着就睡着了，导演喊：“预备！预备！”才把我吓醒，现在想起来还很怀念那段轧戏的日子。
成名带来的压力和长期的体力透支，我就像快断了的弦似的，终于承受不了了。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离开了电影世界，到美国加州进修和享受自己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
在美国的十五个月，拍了一部谭家明导演的《爱杀》。这部戏是非常讲究的奇情戏，也稍带血腥，导演为了要表达一种冷的感觉，整部戏在洛杉矶和旧金山拍摄，戏的背景以蓝、红为主，在我的电影里是第一次有美术指导（张叔平）。从这部戏开始我进入了电影和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八三年三月回到台北，电影界已经大移位，文艺片不再受欢迎。八十年代台湾解除戒严，电检尺度放宽，电影类型也多样化。这十年我尝试了各种类型的戏，没有一部是唯美文艺爱情片，电影里也不再出现父母的角色。也许是时代改变了，开始崇尚自我感觉的关系。起初片商对我持保留的态度，直到拍了朱延平导演执导的诙谐喜剧片《红粉兵团》，票房再创佳绩。从此又开始了我的轧戏生涯，甚至是港、台两地轧。
七十年代是戏里文艺戏外也文艺，常在人情的压力下接了不少不想接的戏。八十年代是戏里江湖戏外也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况下也接了许多不想接的戏。拍徐克执导的《蜀山》后跟香港结了缘，八四年拍林岭东导演的《君子好逑》之后，就在香港待下了。香港信息发达，电影也较国际化。香港人不讲人情，不求人，合则来不合则去，我没有了人情的包袱，也不再身不由己，拍了些比较考究的电影。
因为时代的改变，港台电影开始陆续到大陆出外景，九零年第一次到长春、哈尔滨拍摄《滚滚红尘》，这是以大时代的动荡期作为背景的爱情故事，也因为这部戏我得了唯一的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
九一年接拍《东方不败》，《东方不败》之后的十七部戏里有十一部是武侠刀剑片。徐克拍《东方不败》的念头是因《蜀山》而起，八三年拍《蜀山》有两个镜头，是我站在水中的大石佛像上，一身红，挥舞着衣裙转身邪魔似的狂笑。下了戏导演以坚定的眼神跟我说，将来他会找我演一部戏。八年后他来找我，要我演企图一统江山的教主“东方不败”，是个男人，我没什么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对他有信心。这部电影的票房是想象不到的好。这部戏带起了武侠刀剑片的潮流，九十年代大部分电影公司找我演的都是反串男人的武侠片。
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九四年的二十二个年头里，我从飘逸的纯情玉女，演到刀里来剑里去的男人，见证了人世间的浮浮沉沉和电影潮流的起起落落。拍过一百部戏，演过一百个角色，其实，林青霞最难演的是林青霞。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朋友有时会问我，看自己的电影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不只是在看自己演的戏，同时也在看拍那部戏时的戏外戏，我会想我在拍那部戏的时候，做了些什么、想些什么、发生过什么事，在拍某个镜头的时候，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情景，剧中的演员经过了岁月的洗礼，在真实的人生中又有着什么样的转变。
重看二十八年前拍的《红楼梦》，更加赞叹李翰祥导演的才华和功力。电影的剧本、演员的造型、戏中的布景、道具、剪接、配音，甚至指导演员演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