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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斑斑的茶缸上保留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他的唯一同伴是他的小儿子，一个非常腼腆的孩子，他向调查人问声好，就躲到外边去了。
放蜂人的记忆力极好，20天前的往事像是录了像似的，记得纤毫不差。一看到那叠照片他就说没错，是有这么个人找过我几次，姓林，三十一二岁，读书人模样，穿着淡青色的风衣和银色毛衣，骑一辆嘉陵摩托，车牌号的后三位数是248。“我俩对脾气，谈得拢，聊得痛快！”
问他究竟谈了什么，他说都是有关蜜蜂生活习性的，便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调查人接受了这番速成教育，离开时已经变成半个蜜蜂专家了。老张说：蜜蜂靠跳8字舞来指示蜜源，8字的中轴方向表示蜜源相对太阳的角度；蜜蜂中的雄蜂很可怜，交配后就被逐出蜂巢饿死，因为蜂群里不养“废人”；养蜂人取蜜不可过头，否则冬天再往蜂箱里补加蜂蜜时，它们知道这不是它们采的，就会随意糟践；蜂群大了，工蜂会自动用蜂蜡在蜂巢下方搭三四个新王台。这时怪事就来了！勤勉温驯的工蜂突然变得十分焦躁，它们不再给蜂王喂食，并成群结队地围着它，逼它到王台中产卵，王台中的幼虫就是以后的新蜂王。新王快出生时，有差不多一半的工蜂跟着旧王飞出蜂箱，在附近的树上抱成团，这时放蜂人就要布置诱箱，否则它们会飞走变成野蜂。进入新箱的蜜蜂从此彻底忘了旧巢，即使因某种原因找不到新巢，宁愿在外边冻死饿死也决不回旧巢，就像是它们的记忆回路在离开旧巢时一下子给剪断了！这时旧巢中正热闹呢，新王爬出王台后，第一件事就是寻找其它王台，把它咬破，工蜂会帮它把里边的幼虫咬死。不过，假如两只蜂王同时出生，工蜂们就会采取绝对中立的态度，安静地围观着这场决斗，直到其中一只被刺死，它们才一拥而上，把失败者的尸体拖到蜂箱外。“想想这些小生灵真是透着灵气，不说别的，你说分群时是谁负责点数？那么大的数可不好点呐，它们又没有十个指头。”
林达与放蜂人并肩立在绯云般的杏花里，白色的蜂箱一字儿排在地头，黄褐相间的小生灵在他们周围轻盈地飞舞。它们有自己的社会，有自己的数学和化学，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信仰，有自己的语言和社交礼仪。一只孤蜂不能算是一个生命，它绝不可能在自然界存活下去。但蜂群达到一定数量后，就产生了一种整体智力。所以，称它们为“蜂群”不是一个贴切的描述，应该说它们是一个叫作“大蜜蜂”的生物，而单个蜜蜂只能算作它的一个细胞。智力在这儿产生了突跃，整体大于个体之和。林达对着养蜂人礼拜，林达对着蜂群自言自语，他说这些小生灵可以让我们彻悟宇宙之大道。他认真地追问老张，蜂群“分群”的临界数量是多少，但他又反过来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大略了解有这么一个“数量级”就行。放蜂的老张弄不明白这些话。
调查人员第二次听到了“临界数量”这个词。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神秘，也多少带点危险性（他们都知道核弹爆炸就有一个临界质量）。但他们针对这个词的追问得不到放蜂人的响应，老张只是夹七夹八地扯一些题外话。他指着那张带面罩的照片说，这张照片是林先生特意给我照的，林先生说要寄到我家，不知道寄了没有。“本来不是取蜜期，他硬要我带上防蜂罩为他表演。他说我带上它像是带上皇冠，说我是蜜蜂的神，蜜蜂的上帝。这个林先生不脱孩子气，尽说一些傻话。”
调查人很敏锐，从这句平常话中联想到苏小姐说的“神经失常”，便掉头紧追下去。老张后悔说了这句话他不想对外人讲说林先生的“缺点”，在再三追问下他才勉强说，对，林先生的确说过一些傻话。他说过，老张你“干涉”了蜜蜂的生活你带它们到处迁徙寻找蜜源，你剥夺了它们很大一部分劳动成果供人类享用，你帮它们分群繁殖，如此等等。但蜜蜂们能察觉这种“神的干涉”吗？当然这肯定超出它们的智力范围，但它们能不能依据仅有的低等智力“感觉”到某种迹象？比如，它们是否能感觉到比野蜂少了某种自由？比如，当养蜂人在冬天为缺粮的蜂群补充蜂蜜时，它们是否会意识到有一只仁慈的“上帝之手”？它们糟践外来的蜂蜜，是否一种孩子式的赌气？“林先生把我给逗笑了，我说它再聪明也是虫呀，它们咋能知道这些。我看它们活得满惬意的。不过，”他认真地辩解着，“林先生绝不是脑子有问题，他是爱蜂爱痴了，钻到牛角尖里了。”
调查人对谈话结果很失望，这条意外得来的线索等于断了。他们曾把最大的疑点集中在“养蜂人”身上，但是现在呢，即使再多疑的人也会断定，这位豪爽健谈的张树林绝不是阴谋中人。两人临告辞时对老张透露了林先生的不幸，放蜂人惊定之后涕泪滂沱，连声哽咽着“好人不长寿，好人不长寿哇”。
调查人又到了北大附中，林达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是来这里对学生作了一场报告。当时负责接待的教导处陈主任困惑地说，这次报告是林达主动来校联系的，也不收费。这种毛遂自荐的事学校是第一次碰上，对林达又不熟悉，原想婉言谢绝的，但看了那张中国科学院的工作证，就答应了。至于报告的实际效果，陈主任开玩笑说：“不好说，反正不会提高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他们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喊来了5个听过报告的学生，两男三女，他们拘谨地坐在教导处的木椅上。这是学校晚自习时间，一排排教室静寂无声，窗户向外泻出雪亮的灯光，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在远处的夜空中闪亮。学生们的回答不太一致，有人说林先生的报告不错，有人说印象不深，但一个戴眼镜女生的回答比较不同。
“深刻，他的报告非常深刻，”她认真地说，“不过并不是太新的东西。他大致是在阐述一种新近流行的哲学观点：整体论。我恰好读过有关整体论的一两本英文原著。”
这个女孩个子瘦小，尖下巴，大眼睛，削肩膀，满脸稚气未脱，无论年龄还是个头显然比其他人小了一截。陈主任低声说，你别看她其貌不扬，她是全市有名的小天才，已经跳了两级，成绩一直是拔尖的，英文程度最棒。调查人请其他同学回教室，他们想，与女孩单独谈话可能效果更好些。
果然，小女孩没有了拘谨，两眼闪亮地追忆道：什么是整体论？林先生举例说，单个蜜蜂的智力极为有限，像蜂群中那些复杂的道德准则啦，复杂的习俗啦，复杂的建筑蓝图啦，都不可能存在于任何一只蜜蜂的脑中。但千万只蜜蜂聚合成蜂群后，这些东西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为什么如此？不知道。人类只是看到了这种突跃的外部迹象，但对突跃的深层机理毫无所知。又比如，人的大脑是由140亿个神经元组成，单个神经元的构造和功能很简单，不过是根据外来的刺激产生一个冲动。那么哪个神经元代表“我”？都不代表，只有足够的神经元以一定的时空序列组合在一起，才会产生“窝石”……
调查人又听到了“窝石”这个词，他们忙摆摆手，笑着请她稍停一下。小姑娘，请问什么是窝石？我们在调查中已经听过这个词，不会是肾结石之类的东西吧，从没听过脑中也会产生结石。
小女孩侧过脸看着他们，笑意在目光中跳动。她竭力忍住笑，耐心地说，不是“窝石”，是“我识”。“我识”就是“我的意识”，就是意识到一个独立于自然的“我”。人类婴儿不到1岁就能产生“我识”，但电脑则不行，即使是战胜卡斯帕罗夫的“深蓝”，它也不会有“我”的成就感。“这是说数字电脑的情形，自从光脑、量子电脑、生物元件电脑这类模拟式电脑问世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林先生在报告中也提到了‘标准人脑’和‘临界数量’……”
调查人员相对苦笑，心想这小女孩怕是在用外星语言谈话！他们再次请他稍停，解释一下什么是“标准人脑”，这个名词听上去带点凶杀的味道。女孩简单地说，这只是一个度量单位，就像天文距离的度量可以使用光年、秒差距、天文单位一样。过去，数字电脑的能力是用一些精确的参数来描述，像存储容量（比特）、浮点运算速度（次/每秒）等。对于模拟电脑这种方式已不尽适合，有人新近提出用人脑的标准智力作参照单位。这种计算方法还没有严格化，比如对世界电脑网络总容量的计算，有人估算是100亿标准人脑，有人则估算是为10000亿，相差悬殊。“不过林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观点，他说，精确数值是没有意义的，不管是多少，反正目前的网络容量早已超过了临界数量，从而引发智力暴涨，暴涨的电脑智力已经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层面……”
调查人员很有礼貌地打断了她的话，说很感谢她的帮忙，但是不能再耽误她的学习时间了，再见。然后苦笑着离开学校。
他们还询问了死者的祖父祖母（林达的父母不在本地）。按采访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是排在第三位，但调查报告中却放到最后叙述，这可能是一种暗示暗示写报告者已倾向于接受林达祖父对死因的分析。那天他们到林老家中时，客厅里坐满了人，一色是60岁以上的老太太，头上顶着白色手巾，都在极虔诚极投入地哼哼着。林老急忙把两人让进他的书房，多少带点难为情地解释道，这都是妻子的教友，她们在为死者祷告。林老说，他和妻子留学英伦时都曾皈依天主，归国后改变了信仰，但退休后老伴又把年轻时的信仰接续上了。“人各有志，我没有劝她，我觉得在精神上有所寄托未尝不是件好事。可惜妻子所接触的老太太们都只有‘低层次’的信仰，她们不是追求精神上的净化，而是执迷地相信天主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