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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莎拉约定，下个星期天到市中心去购物。“逛逛街吧。”我说，“要是简斯有时间，他可以一块儿来，要不然就我们两个人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莎拉又回到她那个小笼子里去了，为的是等她的丈夫。
我拨通了我的旧号码，我问诺拉，要是我回去，有些事儿要同她谈谈，那样对她是不是合适。
她的爱尔兰人的微笑在我的巨大屏幕上晃过，叫我悲伤、迷惘。“合适，你放心来吧，我在这儿。”她说。
飞机笔直地上升，向右转了一个巨大的弧形，飞过沃维森的一个个小盒子一样的住宅楼上空，向南飞去。我想像着，莎拉正站在下面，看着我飞去，她在招手，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在慕尼黑我乘坐有轨电车，车厢里热烘烘的，乘客拥挤不堪，有些人身上恶臭难闻。在车子的前边，司机烦躁地发着脾气。车上没有可编程的能自动抵达目的地的机器，而是用驾驶仪，它不断地由一个重要的校正仪进行控制。不过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又要回家啦。
诺拉做了些吃的，她的气色不好，自己只吃了一点点。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说。”她开始说了。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很重的爱尔兰方言口音。不过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某种存在的缘故，那是一种越来越深的出自她爱尔兰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东西她用德语是讲不出来的。
“我要回老家去。”她说，“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回爱尔兰，回家去。”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解决办法，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想到呢？我们本来可以搬到基拉尼去，找一份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人需要一名建筑师就行，哪怕只是把那些给旅游者居住的空房子改建改建也行。我呢，反正是有工作经历的统计员，我甚至可以同时当记账员，或是采购员。
“我还在见习期。”我说，“我不能没有理由就不干了。”
她长时间地看着我，她很悲伤。
“我没说你，图波尔，我没说你。”她犹犹豫豫地说，“我想，我还是不带你一块儿走。”
“你要一个人回去吗？”
她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问她，她重复了一遍：“我已经结识了别的人，图波尔。”
这可不是诺拉做的事，至少不是我的做事慢慢悠悠、信奉天主教的诺拉做的。我着手准备一次演讲，我开始讲了，我讲啊，讲啊，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当妻子要走的时候，男人们就把她们当成孩子，告诉她们，要提防，大千世界，什么样的恶毒男人都有，还要劝她们再好好想想，让她们能再给一点儿时间。所以，正如爱情开始的时候，她们是那样急不可耐，拼命地催促，可当她们刹车的时候，爱情也就到头了。
我还在口干舌燥地说啊说啊，我吓唬她，劝告她，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我的话像止不住的鼻血一样从我的嘴里流出来，不过那纯粹都是些屁话。
“屎蛋。”我说。
“什么是屎蛋？”她问。
“我说的统统都是屎蛋。所有的一切都忘掉吧，我走了，你另外找一个。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你长大了，变得聪明了，做出这种惟一正确的事来，你瞧，你都找到退路了。”她凝视着我，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可是，如果我仍然爱着你，你怎么办？”我问，“如果我一定要你把这件事忘了，你怎么办？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乱七八糟，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那你就想办法解开这个谜——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我的。”
“那么，那个别的人呢？”
“什么别的人？”她反问我，“也许他并不重要。”
她突然开始吃东西，她吃得喉咙都噎住了。
我知道，那是在告诉我，她是在下决心，看来她最好还是走。我问自己，我自己怎么办？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想过一次，”她又开始了，“我想到过，我们永远在一起。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来来去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对我们没什么好处。我想过，我们两个就像一座爱尔兰小山上的青草，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羊群把它啃短，冬天使它变得枯黄，可是只要春天一来，它又长出来了，郁郁葱葱，茁壮成长，永不消失。我想过，我们有了孩子，孩子们欢叫，幸福快乐，在爱尔兰小山上的草丛里追逐奔跑。可是接下来，一切就忽然变成了这样。”
老毛病又犯了。正是这道鸿沟，把我们隔开有七年之久。诺拉在她的观念中从来就有一个反世界。每当她对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她都知道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她的头脑里，从来都有一个选择方案。即使她不进行争辩，也至少有一种想法，某件事情本来应该怎样怎样。可我却没有，我只会这也不满，那也抱怨，可我究竟想要什么，心里却没有底。“我什么也不想要了。”这句话又一次闪过我的脑际，我母亲正是用这句话来结束了我的童年。
本来事情应该再简单不过了，也许我只要说一句：“好吧，诺拉，我们就上那儿去吧。把别的都忘了吧，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算不上什么。我们生孩子，就在那些翠绿青葱的小山冈上的什么地方，在草地上，在那些你头脑里还没有想出来的地方生孩子。”
我不能说我那时候不想要这些，也不能说我想要这些。实际上真的想要，那只不过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激情。正像我没有待在慕尼黑另找出路的激情一样，我也缺乏去沃维森、在那里继续干下去的冲动。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对，可什么也不能使我满意；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对，又都不会使我绝望，我想。
“我今天晚上能待在这儿吗？”
“这也是你的房子，图波尔，不光是我的。”
“我们还在一块儿睡吗？”
她摇摇头，慢慢地说：“你知道，我不想再当甜果汁，我也早就不是甜点心了。”
我就到我叔叔洛那儿去睡，对我来说，跟她在一个屋子里太挤了。
我告诉洛，诺拉想回爱尔兰去，所以，我无论如何要对她说清楚，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洛用他那双变得衰老了的眼睛注视着我，他瞳孔周围的白色好像已经发黄。我问自己，是不是屏幕让他的眼睛变瞎了？
“这么说，问题在哪儿呢？你也许根本用不着来，你给她发个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在他看来，这样就把事情了结了，他这种人，你根本不可能跟他谈论人际关系。
为了过夜，我们从沙发上搬掉了成摞成摞的纸，还是这张沙发，我曾经躺在这张沙发上迎来了新的千年。我知道，洛的冰箱里什么也不会有，当然也不会有啤酒，所以我随身带来了几瓶。我为他开了一瓶，他一句话也没说，接过瓶子就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即便瓶子里是水或者果汁，他也是分不出来的。
我做好了几个面包，他一把抓过来，身子挪到桌子边上，跟我一起吃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身子更伛偻，头发更灰白了。
“你现在在数据中心？”
“是的。”我惊奇地回答，“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自己找的。你知道你在那儿干的是什么吗？”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也不应该知道。
“平平常常的事情，”我说，“干统计，调整鉴定标尺，就这档子事儿，没什么复杂的东西。”我想多少把布莱因在最后这几天讲的背诵给他听听，听了这些话，大多数人都会信以为真，可这骗不了洛。
“年轻人啊，年轻人。”他说，“你实在是蒙在鼓里，你知道吗？你不是在做数据协调吗？你们坐在一只大鸟的操纵杆前，这只大鸟在自动控制的盲飞中向着不知哪儿飞去，而且没有人知道往哪儿去。你对此一点儿都不知道吗，图波尔？”
他极少称呼人的名字，当洛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时，至少可以肯定，他明白自己跟谁在一块儿，也可以相信，他有什么话要对人说。
“不知向哪儿飞的大鸟，”我说，“哎，是啊，看起来倒也是这样。”
我认识了他。我还没有提起这些，他反倒有一种艺术，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弄得有戏剧效果，然后他激情澎湃地像演员背台词一样做了大段独白，并在除了他自己别人谁也不明白的图形和联想中漫步。我并不特别喜欢伴随着他去做这种怪诞离奇、不着边际的高空漫游，眼看事情到这儿就为止了，不料他又说了起来。
“数据中心是一个计算机僚的试验气球，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里，计算机清白的智慧承担了不清白的责任，反正那些先生们自己就是这样想像的。这艘失去了控制的政治家之船的结论是，它需要不容争辩的理智的统治。可是这些第四帝国的建筑师们胆怯起来，他们已经乘上了这艘自动飞船，可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却没有信心。他们安置了一支可替换的克隆的精锐队伍进行操纵，你懂吗？”
我选择了诚实，于是就摇摇头，在他看来我是不感兴趣。
“克隆，假定他们能克隆的话。可是他们需要的不是那种计算机自己可以寻求的自身的克隆——计算机克隆，不是曾经应用过的计算机克隆，而是天才的克隆。别这样看着我，对于那些能够复制出很多个你的东西，你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就连我自己也不是惟一的，没有一个人是惟一的，在一个八十亿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惟一的。蔑视了责任，责任已经分裂到了最后一个原子。这已经不是轰炸机驾驶员手下的按钮，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将要按下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可是炸弹依然是炸弹。你们迷迷糊糊地在你们的数据公墓里闲逛，可是那些尸体仍然活着。一个人的头脑灵机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