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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斯还领着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一层，在它的后面就是花园。他让我看了他整个宅第的平面图和模型，还有绘画和照片。
我们一起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我钦佩他，而对妈妈却怒从心起，本来一切都是这么简单，可她为什么偏偏要迁出这个大院，一别十六年呢？
“你需要帮助吗？”我要走的时候他问我。
“眼下一切都不错，”我说，“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要是在学习上需要帮助，或者你没了兴趣，你可以辞了那份工作，我们有钱，我让你上完学，好吗？下次再来！”
突然之间我有了父亲。
滑稽的是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他，直到毕业我也只见过他两三次。我就是不去。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他的帮助。有时候，他在我的终端机上留下一两句话，可大多数时候我都没给他回话。我只想自个儿把事情干好。我的一部分来自妈妈——当然是从个性上说。毕业的时候他要送给我一辆汽车，可我拒绝了，我还没有驾驶执照呢。他还要为我付驾驶执照的钱，那倒是不错。我在慕尼黑都是坐学校的班车来来往往，直到我有了执照，我把它扔在了一边，又跨上了自行车。在快开学时，他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我在我的信箱里看到了他的邀请，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虽然我以前一次都没有去过，可他每次都给我发来邀请，他并没有因此责怪我，他从来也没有责怪过我。可那一次我却一时冲动，居然决定去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认识了诺拉。她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学生，学建筑学，正在他的公司里实习。她留着红色的短发。我发现她这么让我激动，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自从莉莉走了以后，我又有过几个小故事，大多数都是那种校园里的事儿，有一次只有一夜，另外一次持续了几个星期。可我一看到诺拉，我就想和她厮守在一起。我虽然还没有话要跟她说，可我马上就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我开始一次次地到尤利斯的办公室去，看到她在那儿，我就凝视着她。我还从来没有对女人有过这样想入非非的好感，我深信，像诺拉这样的女人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也不会对她的家乡离这儿有两千公里感到遥远。我总是想，男人献殷勤对她来说也许早就是一种消遣罢了。这种殷勤是经久不衰的，她想要的，也许是那种能和她一起呆在家里的人。她需要一座孤岛，她要在那上面生活。当我第三次到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她朝我走了过来。
“你是为我来的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点头。
我们一直坐在煮咖啡的小厨房里。
“你是谁？”
“图波尔，我是尤利斯的儿子。”我用一种小心谨慎又让她有信任感的嗓音说。
“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
我们说的是英语，她的德语那时候还结结巴巴的。
“一切！”我眼睛看着别处，轻轻地说。当我直视她的时候，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太多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看看吧。给我打电话，好吗？”
也许很正式的关系都不是从匆匆忙忙就上床开始的，也许是因为她谨小慎微，也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我是有耐心的。在第一个晚上她对我说，我们都是各自寻找着的，总的来说，凡是她想要的，都是我乐意和她一起寻求的。她喜欢我的眼睛，可那却是我自己最瞧不起的，这双惺松呆板的睡眼，可她却把它们叫做孤独和安静的小岛。
我们在一起待了七年，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相爱着。她转学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一直待到毕业。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学校的时光，在同一年得到了文凭，并且还一起找到了工作。她开始在一家主要是建造厂房的小建筑公司里上班，我在马科隆出版社工作，那里正在开始实施一项叫做“洛果”的工程计划。我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接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到来了，她的那家完全依赖于工业投资的建筑公司在２０１１年底之前就早早地关了门，很多人对此都怒不可遏，可那全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她转向了住宅建设，找了一份报酬很低的工作，她很不满意。
我们那时候在“洛果”工程上还有很多钱，那项工程是由我工作的出版社资助的，叫做“检验多媒体市场营销目标”的工程，可在内心里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发行量在走下坡路。我更深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十个到十二个小时，弄得我晕头转向，周末在家里也趴在计算机前，千方百计地要把那个星期里余下的工作都做完。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不再注意她的存在。她已经漂泊到她自己的那座小岛上，远远地离开了我的小岛。
有时候我们也在一起用早餐，可实际上她已经心不在焉了。突然之间我们不再寻求那些我们过去一直在寻求的东西。我们已经不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了。
接下来是“洛果”工程下马了，我们在２０１３年停止了出版，因此不会再有四月号的出刊了。
三十四个人站在街道上，其中七个人将由出版社提出接收建议，我是其中之一。
这项建议简单明了：
由在沃维森的马科隆出版集团接收；减薪；职位由专业部门负责人降为基层单位负责人。
另一项选择：去劳工局。
沃维森那时候有一个矛盾的声誉，许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全新的、装配好的城市，非常有魅力。在那个城市里，所有的技术和信息系统都是最新的，在慕尼黑要花很多钱才能得到的东西，在沃维森的每套住房里都已经预先配置好了，是标准化的。跟ＰＴ也就是个人通讯机相配套的是，每套住房里都有与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数据网连接的终端机，而且，还通过ＶＯＣ即视频在呼系统与欧洲三大电影公司连接。因此，这座城市是根据使用π卡的要求设计的，现金在那里是多余的。只要有那张卡，或者说甚至仅仅一张π卡与一次性写入的语音识别系统连接就足够了。
哎呀，我这是在给谁说这些事呢？我承认，检察官先生，您在这儿已经住了很久了，您了解这座城市，您对这些早就了如指掌，对吗？
好吧，先生，既然您想知道，我都可以谈谈。是的，这件事是我的主意，也许不那么客观，可当时我确实是那么认为的。我的视角后来慢慢地改变了。当然啦，那时也许不应该走得那么远。不过如果您听得无聊，您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
沃维森建在柏林门前边，当时在柏林的联邦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座大都市，那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的。然后就是欧洲的联合，欧洲政府在柏林只能分成几个部分，突然之间这项计划要泡汤了，拯救的办法是通过电子工业和建筑业的合并。人们想把这座城市建成欧洲的样板城市，很多企业要迁到它的周围，因此，应当创建可选择的生活条件，同时还要创造可选择的工作条件。
当我得到这个到沃维森工作的建议时，沃维森已经运转了两年了，有关这座新城市的落成和第一次、第二次扩建的数不清的电视报道，我只依稀记得一些数字。这座城市里单身汉占百分之八十四，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五。到购物中心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少于三公里。人们计算了ＮＥＡＲ也就是新型电子化区域包车的运行，它的停车点紧紧围绕整个城市的中心划分，从城市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十九分钟之内到达，并且，为了城市未来的扩展，在直径十五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实行工业化。那时候，这座城市里已经住着二百万人，平均每天新迁入沃维森的大约有四百人。
但是诺拉知道另外一组数字：每个人住房面积大约是二十九平方米，生活费用比欧洲平均费用高出百分之三十四，中风人数比欧洲高出百分之十七，死于心脏病的人数比欧洲平均数高出百分之四十二，自杀率高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那个地方她连看也不想看一眼。
可是我却要去那里，我想要亲自去了解它。我已经决定，不附带任何前提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这座城市整个逛一遍，我还要对它的好处和坏处进行比较和权衡。不过，我也没得出什么结果来。
马科隆出版社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要我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决定是否接受那个工作，如果不接受，他们将把那份工作转给别人。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吧。”诺拉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看起来，她似乎早已作出了自己的决定，我是说，我觉得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决定。当时我确信，她也许无论如何是要走她自己的路了，即使我仍然待在慕尼黑——在慕尼黑没有工作，无所事事。
我坐到自己的计算机前，进入网络，咔嗒咔嗒地把我自己敲进去，直到我到达了沃维森的门口。然后，我戴上了ＶＲ，也就是一种虚拟现实的头盔，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戴那玩意儿啦！随着一种温柔动听的当当的声音，我被领进了这座城市的虚拟现实之中。我当然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这座新城市做广告而播发的，当然是为广告，不过我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感染的。
考察的结果也大致差不多，不过我今天的看法与那时候可大不一样了。那种只存在于表象世界里的踏实感，姑且就叫它踏实感吧，仅仅几分钟之后就让位于一种冷淡麻木的感觉，这种踏实感是不能通过虚拟现实世界来得到的。仅仅几分钟以后，大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环境，以至于连真实和虚拟之间的区别几乎都分辨不出来了。只是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那些尝试者声明说，他们想弄清楚，他们现在正要去的那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表象世界。可是因为对许多人强化应用了虚拟现实手段，他们连这点仅有的现实性也没有了。
情况总是这样，那时候我确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