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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机械地回答着他的问话，他用他的卡开了门，带我一起走了进去，这就省得我向门口那台计算机费口舌了，至少这会儿是这样。简斯解释了一下他平时都是怎么做的，还谈到他的工作，他工作的部门和工作业绩。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已经在沃维森扎下了根。这使我确信，他把妻子和孩子也带来了。简斯可不是那种能在单身汉公寓楼里挨过孤单单的夜晚的人。
那是一个晚上，诺拉和我在多普勒夫妇的家里，就像同事之间为了互相熟悉，大家一起聚餐那样。我们都喝得醉醺醺的，诺拉醉得很厉害，喝酒多多少少违背了她的爱尔兰人的天性，她不能像一个无底洞那样往里猛灌。天已经很晚了，简斯又胡诌说他必须马上就同国外进行什么联系，也许他是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必须挤出时间来安安静静地去蹲厕所。诺拉像一只小刺猬那样蜷在房间那头的一张沙发上打呼噜，她喝酒已经喝到了极限，她在这一年里已经这样醉过一两次了。这是一个她不能逾越的极限，她没有一次不吐个一干二净，没有一次不在第二天早晨头痛难耐，没有一次不说可把她折腾苦了。她就这样一直喝得蜷成一团，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还得把她弄到床上去。
当然还有莎拉，她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识的，我突然之间与她面对面在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互递秋波，对诺拉的豪饮和简斯那不堪忍受的自我吹嘘极尽挖苦嘲弄。可突然之间，当人与人之间和事物之间都没有了距离的时候，要再这样做下去是很难的。
“我们两个之间该有点什么吧？”我有意做个试探。
她十分阴郁地看着我，然后用她那双光着的脚轻轻地碰碰我的腿，她脚上的鞋早就为了舒适而甩掉了。
“我盼着呢！”
就在这一刻简斯回来了，“跟这伙美国佬打交道真叫人要吐了！”
我们两个人都往回退缩了一点儿，没有再往下进行。
哎呀，天很晚了，我承认，先生，我让您感到无聊了，是吗？您是说，您明天将继续传讯我？您想更多地知道有关沃维森的事，我为什么从马科隆出版社转到了数据中心？是啊，您知道，这也是和简斯有关的，他那时候……
是的，好吧，我懂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您要回家了，您肯定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嗯？啊，好吧，明天见。”
第二天
不，我没有睡得特别好，先生。我不想对您进行谴责，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是您知道，我在牢房里已经孤零零地待了这么久啦。隔了这么久再同一个人说话，是很容易抑制不住的。
昨天夜里我针对您的问题回想了一下，我怎么到的数据中心。我感谢您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密谋的理论从何而来，以及谁参与了这一切等等，我跟您说，这是不真实的。我不包庇任何人，反正您本来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人把我秘密地带进数据中心，或者就像您总是想表述的那样，是有人策划的。简斯是参与了的，可他并不是有意的。我将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您，但是我不会同意您把与这件事无关的人扯进来。请您把莎拉排除在外，我承认，自从简斯死了以后，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她跟这件事毫无关系。还有，您听着。
在第一个星期简斯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他的家在森林后面的一幢小房子里，我从我的窗子里就可以看见。我当然去了，是为莎拉去的。
她显得老了，不仅老，而且不幸。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她了，尽管当她为我开门的时候，我们之间立刻就又有了那种焦灼的心情，也就是渴望，就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简斯还是不回家来，只有两个孩子在后面的卧室里蹦蹦跳跳地玩。她不会相信，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彻底地迷失在我们之间的对视里了。她给了我一瓶波尔图葡萄酒，这对我来说也是十分可怖的，因为波尔图葡萄酒已经成为我的嗜好，也许在当时已经是我的恶习。
如果您今天问我，我在这儿，在牢房里最缺的是什么，那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波尔图葡萄酒。请您相信我。不过，没有也无所谓，我已经安下心来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它能使夜晚变得短一点儿。我们两个一整夜单独在一起坐着，因为简斯不在家。莎拉把两个孩子弄到床上去睡觉，简斯打电话来说，事情还得再耽搁一点，他很抱歉，他感到十分为难等等。从根本上说，简斯没有什么可为难的，如果他能够表明他是在怎样工作，那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为难的。莎拉做了点儿吃的，没有简斯在场，我们很容易就开始了，在我看来，她整个晚上都变得多少有点儿幸福了。
大约到十点半的时候，简斯突然冒了出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可是显得十分满意。他并没有为这种表演而痛苦，谁痛苦呢？是莎拉。他只是在嘴上一千遍地道歉，什么也不想吃，只是咕咚咕咚地灌了一杯威士忌酒，在我们的交谈中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几分钟以后他又兴奋之极，独白似的对我们大讲特讲他在生意上的成就，然后他又灌下去威士忌酒，因为他什么也没吃，他很快就醉了。他的醉态比他的可爱来得要快得多。莎拉也不再说什么，我们两个就这样一直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简斯谈起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事政策来了，这可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过看起来他在自己的职位上对此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解释了将要以什么方式来实施社会规划，首先要协商，有多少人应当裁减，又有多少人应当接收，然后将强制实行，让他们到沃维森来。
莎拉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我，简斯是不是忘了，她和我不是已经这样被送到沃维森来了吗？或者他要暗示我应当尽快找一个新的地方？无论如何他这一通废话在我这儿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这是一场游戏，他说。他这样解释那些规定，对于那些从别的城市里来的新居民，将仔细筛选，只接收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其余的人嘛，就把他们吐出去，打发光。
“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作报告似地说，“人们在这儿，在沃维森也需要一定的失业率，以便把工资控制在低水平上，也是为了对移民进行调整。你自己也想想吧，假如每个欧洲人在这儿都能得到优厚的报酬，有保障的工作，那会怎么样？那用不了多久，柏林、伦敦、慕尼黑和巴黎的商店都要关门，因为那里没有人了。”
我不知道，他这是已经把底牌都摊出来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很多同事认为的那样。可是，如果突然之间人事部门给你打电话，这种热情就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我心里很清楚，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轱辘，也许只是一粒豆大的微光。
从那个晚上开始简斯的酒精水准不断攀升，他也开始对莎拉步步紧逼，纠缠个没完。等我走了以后，他打了她。
“我要去看你一次。”她轻轻地对我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不仅仅是一种诺言，您知道，而它确实是一种许诺，这里面没有第二层含义，它的意思很明确。这使我感到幸运，同时也感到孤单，至少对那个晚上来说是那样。我需要空气。
不管怎么说，我对坐在散发着霉臭味儿的电子包车的车厢里呼的一声回家不感兴趣。皓月当空，城市的天空中交织着橙黄色街灯的光芒和浅灰色的月光。在为收入较高、没有孩子的夫妇修建的台阶式建筑的后面，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飞降落。再后面的什么地方一准矗立着我的那栋公寓楼，还有收入较高的单身汉住的公寓楼群。我迈开脚步向那里跑去。
我奔跑着，起先是急匆匆的，随后脚步越来越放松，就像我在大学学习时那样。我在跑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就像马拉松那样的长跑，我也像许多人一样，没把它放在眼里。跑，只是跑，什么也不想，什么问题也不提起，只是一门心思地跑，呼吸，跑，呼吸。
在这个时间，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在阶梯式房屋前的汽车都缩在了停车处，漂亮的小轿车正适合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他们在沃维森这个新世界里挣了很多钱。我渴望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可是我跑呀，跑呀……这会儿脚步放慢，已经松懈下来，头脑里血管膨胀，连空气也烧灼着我干干的喉咙。在我的身后几公里的地方，耸立着沃维森西区的公寓楼群，在这座城市的行话中叫做单四楼。那里面有成千套小公寓房，我的那套在其中的不知什么地方，我可不能一下子就把它找出来。我要继续跑下去，也许再跑上半个小时，只要我的气还能喘得过来。
突然，我在一道低低的篱笆前停住了。进场航道！它把机场和整个森林完全隔绝开来，我看到在它的背后是那些房子，可是我必须在它的外圈跑，绕过整个机场。
我转身看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我飞快地一跳，跃过了篱笆，隐没在浓密的冷杉林的阴影之中。在我的左边，一架喷气式飞机轻轻的哨音和隆隆的吼声越来越近了，接着我可以从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辨别出跑道灯。我又开始奔跑，我想跑过跑道中间，这样，当飞机向这里飞来时，我可以看见飞机从我的头顶上掠过，感觉到大地地震般的颤动。我又像一个孩子了，就像从前那样，我和朋友们一起躺在草地上，那些银色的“燕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隆隆地飞过。我们必须第一眼就辨认出，必须在巨大的雷鸣般的隆隆声中大声说出它是什么飞机。“波音７６７”，或者“Ａ３１０，翼展８７米，两台罗尔斯·罗伊斯引４５６人”……几分钟以后，当所擎，最大载客量有的飞机都飞了过去，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航空煤油味，可是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然后我们又躺下来，等待两只跑道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