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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馆长来到位于Ｓ美术馆六楼的监控室，找到保安部门的负责人，要求播放二楼Ｃ展区那几天的录像。
摄像头安装在天花板上，居高临下，虽然画面是黑白的，Ｃ展区的状况仍然看得清清楚楚。Ｍ先生画展的展期为三周，整整二十一天，之前的二十天，这个挂画的位置一直空着，显然它是最后一天才出现的，调查范围一下缩小了，陈馆长把最后那天的录像用快进格式播放了一遍，怪事出现了。
第6节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
中午时分，画面忽然受到了某种强烈的干扰，屏幕上除了一片雪花，什么也没有，一分钟后，干扰消失了，画面恢复了，那幅无名氏画作已经赫然出现在那个空地方。
面对陈馆长的质询，保安部的负责人挠了半天头，承认中午是保安管理中最松懈的时段，大家都去吃午饭，保安大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Ｓ美术馆里有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中午正是联络感情的最佳时机。
按规定，必须有人坐在监控屏幕前，但实际操作中，这条规定形同虚设。这也难怪，Ｓ美术馆毕竟不是博物馆，陈列的都是现代画，不是价值连城的古董，新馆落成三年多，从未发生过失窃案，所以大家都放松了警惕。
看来“这个人“对美术馆的保安程序了如指掌，才会趁虚而入。从这一点来讲，即使不是馆内工作人员，也有内线。
但是，那个干扰又是怎么回事？
陈馆长来到二楼Ｃ展区，这儿已经恢复了常年展的陈列品，二楼的Ａ、Ｂ展区，是几幅水彩画，Ｃ、Ｄ展区，则是一组金山农民画，在挂无名画的位置上，挂着一幅叫《二嘠子卖驴》的农民画。
陈馆长抬起头，朝天花板上的摄像头看了看，那是一台德国博世球型摄像机，具有放大目标和跟踪移动物体的功能，摄像头外面有一个乌黑的圆形玻璃罩，普通的观众即使抬起头来，也分辨不出那是什么。
陈馆长推理出“这个人“的作案过程：他一定使用了某种仪器，对天花板上的摄像头释放出干扰电波，请注意，他所站的位置必须在镜头的拍摄范围之外，以免被摄入画面，然后“这个人“迅速来到Ｃ展区的这个位置，把画挂起来，转身溜之大吉，整个过程只有短短一分钟。
有如此敏捷的身手，“这个人“可以去偷故宫了。
“这可真是……“陈馆长咕哝了一句，“活见鬼了。“
陈馆长决定不再追查这件事情。
这幅画已经属于自己了，明智的做法是让所有人尽快遗忘此事，最好忘得一干二净，永远别再提起。等到哪一天，有人发现它不翼而飞，如果他不识相，提出报警，陈馆长就会严厉地训斥他：本来就是多余的东西，没了就没了吧！
这幅无名氏画作搬进书房的时候，陈太太只是朝它看了两眼，并没有引起她的兴趣。
丈夫的书房，陈太太一般不进去。陈太太的宝贝女儿读的是寄宿制高中，周六与周日才回家，继父的书房，她也从不进去，因为里面没有一样东西能吸引她的眼球，包括对继父本人。她曾听见卧室里传来那种气喘如牛的声音，这是继父在蹂躏母亲，让她感到恶心。
钟点工通常下午两点半来，打扫房间，烧好晚饭，洗了碗再走，一般要到晚上七点。
这天上午，陈馆长在上班的时候突感眼睛不适，有一种强烈的异物感，好像眼里进了东西，对着镜子看了半天，没有找到什么，连一根小小的眼睫毛都没有，但强烈的异物感几乎让他睁不开眼睛，只好去医院就诊。医生给他开了一瓶治结膜炎的斑马牌眼药水，离开医院，陈馆长就近回到家中，想休息一下，睡个午觉，下午再去美术馆。
家里没有人，陈太太回浦东了，要晚上才回来。她父母住在浦东的三林塘，靠近2010年世博会的会址。2002年上海赢得世博会的主办权后，周边房价立刻飙升。
陈太太在家的时候，喜欢听邓丽君的歌，把音响开得很响，结果满屋子都是“小城故事多……美酒加咖啡……问君何日归……“，要么在家里摆牌局，几个牌搭子都是师奶，她们抽烟，弄得乌烟瘴气，害得有支气管炎的陈馆长只能躲在书房里，打开窗户通风，眼不见为净。
这种时候，陈馆长就想起了他的前妻，她从不打牌，也不抽烟，只会做家务，不要佣人。虽然没有现任太太那股风骚，但很实惠，就像一根抽了几十年的烟斗，既顺手又顺口。
怨谁呢？是我自己把烟斗扔掉，改抽大麻的。
陈馆长躺在客厅沙发上，点了眼药水，异物感有明显的减轻，眼睛舒服多了。
家里静悄悄的，能听见墙上的石英钟发出的滴答声。
难得这么安静，如果能这样安安静静离开人世，倒也不错……
陈馆长闭着眼睛在想。
他睁开眼睛，朝墙上的钟看了一眼，快到中午十二点了，午饭还没吃，没觉得饿。
陈馆长把眼睛重新闭上，想打个盹，忽然，他听到一种声音，很轻，象一件衣服掉在地上，轻轻的扑一声。
过了片刻，这种声音又来了一次。这回陈馆长听清楚了，声音来自书房。
陈馆长从沙发上坐起来，抽了一张纸巾擦去眼角的残余药液，走进了书房。
书房里静悄悄的，没有什么异常，陈馆长朝地上看了一眼，目光就被直勾勾地锁定了。
地上扔着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都是浅蓝色的，陈馆长对这套衣服似曾相识，却一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不过他发现，上衣胸口佩着一块塑料牌，上面写着“主治医师Zoe“
陈馆长慢慢抬起头，目光往上移，墙上挂着那幅《窗台上的Zoe》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陈馆长的眉头渐渐合拢，拧成一个大大的结，就像一个“？“挂在脸上。
是我的眼睛有问题……还是我的幻觉？
下午四点多，像往常一样，S美术馆已经停止售票，馆里还有一些逗留的观众，他们或驻足观望，或拍照留念，或坐在展区里的固定椅上，安安心心欣赏自己喜欢的作品，一切都很正常。
将近五点的时候，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发生了。
第7节没人愿意得精神分裂症
事后，这天轮休的美术馆工作人员无不后悔那天没来上班。
这一幕发生在美术馆底层的右大厅，第一位目击者是A展区一名来自美国的女观众，她用双手捂着嘴，发出“Ohmygad“的惊呼，很快，旁边一名上海女子也跟着惊叫起来。
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赤身裸体跑进来，脚上穿着一双黑皮鞋，嘴里唱着一首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奔……“
一边唱着，像只没头苍蝇，在大厅里跑来跑去，女性观众无不惊叫着躲闪。
此起彼伏的惊呼声引来了工作人员和保安，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不仅仅是这个男人的赤身裸体，还因为这个男人竟然就是Ｓ美术馆的馆长陈子期。
当陈馆长离开右大厅，朝左大厅奔去的时候，呆了半天的保安终于缓过神来，一拥而上，把陈馆长摁翻在地，有人脱下自己的衣服要给他穿上，陈馆长非但不要，还拼命挣扎，试图冲出重围，继续这场裸奔。无奈之下，有人解下皮带，把他手脚捆起来，终于将他制服。
大厅里乱成了一锅粥，此时，馆长助理正在办公室里策划着下班后的约会，约会对像是美术馆接待部的小波，她是公认的馆花。保安部的大奔也在追她，身为馆长助理，自己的优势显而易见。
办公室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来电话的是保安部的负责人。馆长助理只听了前几句，就意识到今晚的约会泡汤了。
馆长助理匆匆来到会议室，推门一看，啼笑皆非，不知谁用一条毛毯将陈馆长整个裹了起来，外面用绳索五花大绑，乍一看，像一只台湾肉粽。
面对馆长助理的大声询问，陈馆长充耳不闻，比起裸奔时的亢奋状态，显得安静多了，满脸的轻松，嘴里居然还吹着口哨，旋律是民歌《好一朵茉莉花》。看起来，这次的裸奔非但没让他觉得丢人，而且像是完成了一项重大使命，让他彻底解脱了。
疯了，馆长大人一定是疯了。
堂堂的Ｓ美术馆馆长，拥有的各种头衔足以覆盖一张名片，美术界的知名人士，就这样废了。
“给他老婆打电话吧。“馆长助理喃喃道。
我还没见过他老婆呢，正好一睹芳容。
上海市精神疾病防治中心出具的诊断书上这样写着：
陈子期，男，58岁，患精神分裂症。
拿到诊断书的第二天，陈太太就委托律师向居住地的虹口区人民法院递交了离婚诉状，要求法院准予自己与丈夫解除婚姻关系。
通常，离婚是去民政局办的，只要夫妻双方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民政局就会依法解除他们的婚姻关系，给夫妻俩每人发一张蓝色的离婚证书，并收回红色的结婚证书。走出民政局，两个人就自由了。
正在疯人院接受治疗的陈馆长，是不可能去民政局主动要求离婚了，万一在民政局里来个裸奔，那可要闹笑话了，因此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法院。
丈夫患精神分裂症，维持这样的婚姻，无疑是痛苦的，我们要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在审案讨论会上，主审的女法官这样发言。
当然，我们也要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生病是天灾，不是他自身的过错，没人愿意得精神分裂症。
陈馆长与前妻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三十岁，小儿子廿五岁，都已经独立了，女法官同他们进行了一次沟通，兄弟俩都表示愿意做父亲的监护人，承担今后的生活开销，为父亲养老送终。
其间，女法官还去了一次疯人院，想征求一下当事人的意见。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想看看这位堂堂的Ｓ美术馆馆长究竟病到什么程度。
洁白的病房里十分整洁，要不是窗户上安装的铁栅栏，真看不出它跟医院里的普通病房有什么区别。这儿条件不错，四人一间，陈馆长坐在靠窗的一张病床上，埋头做着一件繁琐的事情。
据男护士说，这是他新近染上的一个怪癖：数阴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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