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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杰顿所说的“用法律来取代劳工斗争，无异于是把工业界拱手让给资本家”，杜威所说的“眼前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人类争自由史上最新的一章”，以及洛克的“诉之于天”的起义论，都在在地影响了胡适。直到1940年代初期，胡适仍然认为二十世纪的潮流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汇流。胡适在1926年说：
十九世纪以来，个人主义的趋势的流弊渐渐暴白于世了，资本主义之下的苦痛也渐渐明暸了。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向资本家手里要求公道的待遇，等于“与虎谋皮”。
胡适说：“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本阶级的压迫与掠夺。”后者就是俄国走的路：“俄国的劳农阶级竟做了全国的专政阶级。”前者所走的路，就是洛克所说的，主政者知道人民可以“诉之于天”。他们于是反其道而行，借势使力地把“诉之于天”的理论因势利导，把它变成了洛克所说的“革命最好的阻碍，最能够阻止其发生的工具”。于是乎，有了“各国的‘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的发达，工厂的视察，工厂卫生的改良，儿童工作与妇女工作的救济，红利分配制度的推行，缩短工作时间的实行，工人的保险，合作制之推行，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的运动，失业的救济，级进制的（progressive）所得税与遗产税的实行”。＇38＇
胡适在读了杜威1916年那两篇他的“旧爱”以后，写了他自己那篇得奖征文的“旧爱”。此后的二十五年之间，这三篇双重的“旧爱”就变成了胡适政治思想的基石。他的仲裁主义是建立在杜威所强调的规划、管理和控制的观念之上的。就在胡适增订、润饰他那篇得奖的“旧爱”的最后阶段，他在《留学日记》写了一段话。现在，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他这段话的灵感来源就是杜威那两篇他的“旧爱”。他在7月20日的日记里说：
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漂泊。这种漂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欲免漂泊，须定方针。吾尝以英文语人云：“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此话不知可有人说过；译言：“打个坏主意，胜于没主意。”今日西方人常提“功效主义”（effciency）。其实功效主义之第一着手处便是“筹划打算”……＇39＇
胡适这个从杜威新悟出来的“主意”、“方针”、“政策”，也就是他后来“专家政治”思想的来源。最耐人寻味的是，胡适停留在他1916年的双重的“旧爱”，杜威却早已离开了他的原点。我在上文提到胡适1940年3月2日给杜威的信。他问杜威：“我一直不了解您为什么搁置了您在1916年写的这两篇文章的论点。”胡适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在几个月前写了一篇庆祝杜威八十寿辰的论文。他的基本立论用的还是杜威1916年的那两篇文章。杜威回答得很模棱两可，也很含蓄：
你对我从前那两篇文章的评论，我也很有兴趣。只是我必须细加思考，才能回答你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我当时的观点。毫无疑问地，那一定又跟“相对”是有关的！1916年（是1916年吧？）的情况＇指大战当中＇当然会把力量的问题凸显到最显著的地位。然而，我可以确定那也不是全部的原因。＇40＇
杜威说得很含蓄。但是在含蓄中，他也透露了真话。换句话说，他把1916年那两篇文章的论点，“束之高阁”，并不纯粹只是因为战争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对杜威来说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失败的实验。要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当然是逾越了我们的主题。简言之，杜威在战后彻底地修正了他在战时的立场。他原来是支持美国参战的，也是支持成立国际联盟的。现在，他觉得美国参战的做法是不正确、不彻底的。其结果是，所有希望用参战来达成的理想都没有实现。由于他认为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之下，任何民主、和平的理想都不可能实现，所以他不但反对美国参加国际联盟，而且进一步地反对任何战争。他要禁绝（outlaw）战争。在这种非战的理念之下，即使武力的制裁也是非法的。＇41＇换句话说，杜威从1920年代开始秉持着非战的理念，胡适却终其一生停留在1916年转而服膺的国际仲裁主义，主张在必要的时候用军事与经济的力量来作为制裁的武器。
其实，胡适在1916年的时候就没有完全了解杜威的立场，更何况是后来的杜威呢！他以为杜威既然主张用最经济、最有效率的方法来组织、统合力量，他的国际联盟的理想，应当像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里所说的一样，跟“强制维持和平联盟”主张组成国际警卫队来维持和平的想法是一致的。事实上，杜威在《力量、暴力与法律》里，已经很清楚地批判了强制维持和平联盟的谬误与盲点：
组织一个国际的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成立一个国际警卫队的想法，是触及到了实际。然而，力量在社会上要真正有效，就必须是来自于内在力量的组合，而不是外铄的。我们国家的人民之所以能利害共享、和平往来，并不是因为我们开国的元老缔造了美利坚联邦，给了它一个政府。美国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利害共享、和平往来的事实已经存在了。毫无疑问地，联邦的成立更促进了这些所有的向心力。但政府的力量再大，都不可能用外在的力量把商业、往来、统一的传统和视野强加在那开国的十三州身上。所有这些，都靠它们原来已经存在的联合与组织。没有任何一个强制维持和平的联盟会成功，除非它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具体利益的基础上，然后再与之作建设性的调整与配合。＇42＇
胡适与杜威之间思想的异同点，本传会在接下去的几部里随着胡适思想的成长、演变而逐次分析。我在此处就只点出胡适和杜威在1916年的分歧点。胡适认为透过强制维持和平联盟或国际联盟制裁的纲领，“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以后，世界和平就指日可待了。杜威则认为，凡是没有透过民主来凝聚的民意作为基础的“强制”的和平都是缘木求鱼的妄想。只有当由下而上、由民主的民意作基础的和平理念已然成形，世界和平的运动才可能水到渠成。胡适的仲裁主义可以用在国际，也可以施之于国内。他所要制裁的是那些不按牌理出牌的分子。他的假定是“牌理”已经存在，已经得到公认。同时他也假定如果有人不服那“牌理”，大家可以坐下来和平地讨论“牌理”的修正。殊不知那“牌理”是谁定的、是谁想维持的、是不是坐下来谈的每一个人的谈判的筹码是均等的？就像胡适康乃尔的同学艾杰顿所打的比方，是谁可以驾那辆篷车？当胡适坚持大家按牌理出牌的时候，他下意识地倾向于维持现状。这也就是胡适思想里的保守的胚芽。杜威则反是。终其一生，杜威坚持民主是一个伦理、道德的理念。对杜威来说，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与平等是毫无意义的。民主必须由下而上，“牌理”是争来的，必须是由下而上来订定的，而且必须是与时并进、随时修正的。
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走入国际仲裁主义的胡适，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其实又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抛物线式的转折。这个转折先是激进，激进到可以完全扬弃民族主义，激进到胡适愿意说：“去无道而就有道”未尝不可以被诠释为“去本国之无道”而“迎外国之有道的王师”的地步。然而，这个激进显然只是在逻辑、论理的层面。很快地，胡适就回到现实主义的（realist）立场，承认当今的世界还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宰制之下，任何政治措施都必须因应这个现实方才可能有效。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扬弃了绝对不抵抗主义、走入国际仲裁主义的胡适，又退回到了他服膺绝对不抵抗主义以前的原点，也就是说，以爱国为基础的世界主义者。
事实上，即使在胡适服膺绝对不抵抗主义的时候，他仍然坚持着自治的原则。比如说，他在1915年2月12日的日记里，记他读了2月6日《新共和》杂志上一篇署名为“支那一友”的作者所写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远东的时局，认为“日本之在中国占优势，未始非中国之福”。他的理由是：“中国的共和已完全失败，中国人不适于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国有好的政府。那会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胡适说他“读之大不满意，作一书驳之”。＇43＇
胡适在这篇投书里说：
“支那一友”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民族自觉的时代。他忘了即使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殖民地＇，即使美国的统治的确像是“仁政”，都不可能永远自甘于此。在二十世纪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希望它能和平地统治或干涉他国的内政，不管这种统治或干涉是如何地对后者有利。中国的民族自觉已经终结了满族的统治，而且也会使他们永远反对外来的统治或“指导”。＇44＇
胡适在5月4日的日记，又记录了他给《旖色佳日报》主编的投书。这次投书的诱因是旖色佳一位久居日本的传教士格瑞菲司（W。E。Griffs）对日本的“二十一条”的看法。格瑞菲司是旖色佳人，是一个亲日派。根据胡适的投书，格瑞菲司认为美国应该“放手让日本去引领中国的未来”，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