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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旖色佳人，是一个亲日派。根据胡适的投书，格瑞菲司认为美国应该“放手让日本去引领中国的未来”，他认为“那是解决两国争端最为睿智的一条路”。胡适反对的原因无它，还是民族自觉。他不否认格瑞菲司对日本有很深的了解，但是他认为格瑞菲司
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看不出今天的东方已经不同于他在一二十年前所看到的东方。在这个民族自觉、种族团结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用“引领其未来”的方法去解决它与另一个国家之间的争端。
胡适在日记里说他后来收到格瑞菲司的来信，说他只是转述日本政府的观点。他说：“你在报上所读到的，既不正确，也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胡适加了一个按语：“似是遁词。”①①902
到了1916年1月，当时的胡适已经扬弃了不抵抗主义，而服膺了国际仲裁主义。从韦莲司给胡适的信看来，他们（可能还包括郑莱）在那一段时间里显然讨论了自治与外来统治的问题。或者，用韦莲司的话来说，寻求一个能超越国家或民族（non national idea）的检验标准。韦莲司说他们还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她在1月14日的信里说：“当我们要断定对一个民族来说，什么样的发展政策是最好的选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找出一个对任何民族都适用的共同标准，则这似乎是唯一能使这个超越民族主义（non nationalism）（或者说，世界主义）异于自由开放、真诚的民族主义的地方。”＇45＇
1月21日从波士顿回纽约以后，当晚胡适跟韦莲司见了面。他在22日写的信里回答了韦莲司的问题。这是胡适第一次推翻他到那时为止一直强调的“民族自觉”、“反对外来统治、干涉、指导”的理论。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他自己所说的异端邪说：
如果我对妳的观点的了解是正确的，妳的意思是说：外来统治的问①《胡适日记全集》，2：9799。
题在于，统治者可能不知道什么样的发展政策对被治者是最好的；征服者有可能铸成的错误，是强加给被征服者他们并不真正须要的，而其结果正适足以斫丧真正能对他们“有益的发展”。这是妳的意思吗？
我的推断如果正确，则我要说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在不久以前说民族主义唯一能成立的理由，只是因为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属于一个民族自己的政府最有可能找到最好的发展政策。请注意，我在这里是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然而，我们还有待证明每一个民族确实能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好的。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个民族确实能知道这点，我们还有待证明每一个民族都有能力去作到、而且能把这个理想付诸实施、实现其潜力。＇然而，＇我们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来证明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僵死的传统，那可以阻碍其醒觉、改革的进取心、以及发挥其潜力。妳同不同意？
反之，这是非常可能的：一个外国观察家可能（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更了解一个民族所需要、而且迫切所需的是什么。一个有效率、开明的外来的政府，反而非常有可能替一个衰老、被成见所囿的民族提供它自己不幸所欠缺的进取心和原动力。妳同不同意？
我在这里所说的真是异端邪说！然而，妳促使我诚实、不畏缩地去作思考，而这就是其结果！“直捣其逻辑的尽头”常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大部分的人宁愿走到半途就找个退路。＇46＇
胡适后来在他的《留学日记》里，又再次引申了这个异端邪说。那就是他1917年3月7日的日记：
王壬丘＇王辏г耍�18331916＇死矣。十年前曾读其《湘绮楼笺启》，中有与子妇书云：
“彼＇八国联军＇入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今不能记其原文，其大旨如此耳。）
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十年以来，吾之思想亦已变更。今思“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语，惟不合今世纪之国家主义耳。平心论之，“去无道而就有道”，本吾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吾辈岂可以十九世纪欧洲之异论责八十岁之旧学家乎？
换句话说，王辏г恕叭ノ薜蓝陀械溃泻尾豢桑俊笔鞘攀兰兔褡逯饕逍似鹨郧暗墓勰睢Ｎ颐怯枚兰兔褡逯饕宓墓鄣闳ヅ兴傅氖鞘贝碇玫拿蟆Ｊ率瞪希室档牟恢蝗绱耍踔寥衔蹶＇运的这句话其实有走在时代之前的睿智所在；是消解二十世纪猖獗的民族主义的一剂消炎良药。于是他开始申论半年前他给韦莲司信里的“异端邪说”：
吾尝谓国家主义（民族的国家主义）但有一个可立之根据，其它皆不足辩也。此惟一之根据为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国之排满主义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满族二百七十年来之历史已足证其不能治汉族耳。若去一满洲，得一袁世凯，未为彼善于此也。未为彼善于此，则不以其为同种而姑容之，此二、三次革命之所以起也。
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
所以，胡适觉得他必须向有睿智的王辏г酥戮础Ｋ担骸拔岢⒃┩魍跞汕铩＝翊死弦阉溃始谴嗽蛞宰允辍！�
胡适接着解构自己从前为民族主义所设的前提，说那只是遁词：
若“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不能成立，则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亦不能成立。此问题未可一概而论也。此前提之要点在一“终”字。终也者，今虽未必然，终久必然也。如此立论，驳无可驳，此无穷之遁词也。
民族主义的前提既然只是“遁词”，则我们必须去寻找另一个前提。胡适于是在威尔逊总统连任的就职演说里找到了另外一个前提：
威尔逊连任演说辞中有云：“政府所享的合理的权力是来自于被治者的同意；任何其它来源的权力无论在思想、目的或权力上，都不应该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
此言：“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此共和政治之说也，而亦可为民族主义之前提。如英国之在印度，若印度人不承认之，则革命可也。又如美国多欧人入籍者，今以二百万之德国人处于美国政府之下。若此二百万德人承认美国政府，则不革命也。
然被治者将何所据而“承认”与“不承认”乎？若云异族则不认之，同族则认之，是以民族主义为前提，而又以其断词为民族主义之前提也。此“环中”＇注：循环论证＇之逻辑也。若云当视政治良否，则仍回上文之前提，而终不能决耳。
换句话说，“去无道而就有道”的观念，如果以民族主义为前提，则是不兼容的。胡适可能自知这个“异端邪说”的颠覆之力，他在《留学日记》里只点破，不像他在给韦莲司的信里，“直捣其逻辑的尽头”。然而，他还是在日记的结论里用比拟法来作启发：
今之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制运动者。）故记吾所见于此。欲人知民族主义不能单独成立。若非种皆必当锄去，则中国今日当为满族立国，又当为蒙藏立国矣。＇47＇
然而，“直捣其逻辑的尽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在写“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这则日记的一年以前，胡适就开始从这个激进的论点撤退了。1916年6月底，胡适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胡适和当时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读工商管理的夏威夷华侨郑莱一起发表了一篇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论文。我们今天可以在《胡适全集》里看到一篇题名为《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痞》（The Fetish of the Open Door）的英文论文。这篇论文是由“美国联合基督公会”（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rist in America）在1916年5月21日发稿的。稿件上只有胡适具名。我不能确定这跟胡适在第二次“国际关系讨论会”所发表的论文是不是同一篇，也不能确定这篇是不是胡适跟郑莱合写的。
《门户开放政策的恋物痞》是胡适一生中唯一一篇冷眼横眉批判美国的文章。如果胡适一生当中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过彻底的批判，这是唯一的一次。如果我们以这篇文章作为基点，胡适面对美国的中国政策，这是他最激进的高点，也是他的绝响；之后，就是每况愈下。等他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时候，他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诠释，已经走到了这篇文章的反对面。
在这篇论文里，胡适开宗明义就作了批判：
任何一个历史上的政策，一旦把它从其历史脉络抽离，就会很快退化成一个无意义的标语，而失去其真正的价值。＇美国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了解的人很少，美国人给予它过高的评价，其结果适足以混淆远东真正问题的所在，从而蒙蔽了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想法，以致于使他们无法从比较有益、比较有建设性的方向去寻求解决的方法。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估这个＇美国的＇传统政策，以便让我们来判定它是否仍然可以作为处理远东急剧变化的情势的指导原则。
胡适说他要坦诚地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已经不足以作为一个建设性的中国政策。理由有三：第一，“门户开放”政策只有经济的考虑；第二，它对中国的独立与主权的维持只有象征、消极性的帮助；第三，它完全忽略了中国自身的权益。胡适接着一一分析这三个问题。首先，纯粹经济的考虑。胡适说这个经济的考虑完全是着眼于列强。“门户开放”政策所顾全的是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机会均等。胡适引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Paul Reinsch）在1900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一书里所作的观察：“只要在这些＇势力＇范围内，＇列强＇有机会＇均等＇的自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