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此义耳。”某夫人极以为然。＇45＇
随着胡适走向和平不争、绝对不抵抗主义的立场，他对基督教的批判也跟着越来越严厉。如果早在1912年的秋冬之际，作为宗教的基督教已经对胡适失去了吸引力，到了1915年，作为伦理道德系统的基督教，也被胡适宣告破产了。2月8日晚上，胡适在旖色佳的两个教堂作了演讲。第一个是在一尊教会（Unitarian Church）的晚餐演讲；第二个则是在卫理公会教堂的餐后演讲。胡适在写给韦莲司的信里描写了两个教会的听众不同，反应也迥异。他说一尊教会是年轻人，卫理公会的听众则以白发居多。两个演讲的主旨相同。胡适说他“非常坦率地告诉两处的听众，从基督教的真谛，从其最根本的教义来说，基督教已经彻底失败了”。他说，一尊教会的听众“和颜悦色地接受我的看法——他们是‘新生代’”。卫理公会的听众，胡适说：“一定是目瞪口呆了。我没等他们发问就离开了。但我已经先对他们声明过了，我不能接受邀请而不说实话。”胡适告诉韦莲司，说他可能会把那篇演讲写成一篇长文，名为：“基督教正被考验着”（Christianity on Trial）。＇46＇
胡适显然没把这篇文章写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论点是什么。幸好胡适2月21日又在卫理公会的教堂作了一个演讲。他在2月25日给韦莲司的信上附了一张“报道非常不正确”的剪报。＇47＇虽然这张剪报很可惜今已不存，但因为这个演讲，引来了胡适跟韦莲司母亲的一场辩论。过后，胡适在信上向韦莲司作了报告。我们因此得以管窥胡适那个演讲的大旨。这封信没有注明日期，只说是写于3月的一个礼拜天。我认为这封信是2月28日星期天过了半夜以后写的，写的时候已是3月1日清晨。理由有三：第一，胡适在信里说当晚“月当圆”。2月28日是农历1月15日，下一个月圆的日子是3月15日，不是星期日，是星期一；第二，胡适在信里说韦莲司的母亲提起他上星期天在卫理公会教堂所作的演讲，亦即2月21日。所以他们之间的辩论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发生的事，亦即2月28日晚；第三，韦莲司在3月10日的回信里提到了胡适跟她母亲以及以下引文里会提到的客鸾女士的谈话。总之，胡适在信上描述了他跟韦莲司母亲这场辩论的来龙去脉。胡适在演讲里、在与韦莲司母亲的辩论里所摆出的姿态，比他所谓的基督徒更基督徒：
我今晚7：45到妳家去。不久以后，哲学系的研究生客鸾（Marian Crane）女士也来了。我们有了一个非常激动的谈话。妳母亲听说了我上星期天在卫理公会教堂的演讲，她非常激动。她上星期天从教堂回来的路上，听到一个年轻人跟一个朋友在交谈。他提到我的名字，说我说“这场＇世界＇大战是基督教的考验”。她要那个年轻人告诉她我说了什么。他就从头说了一遍。她听了大为震惊。她急着要我解释我的立场。
所以，我就重复了我那天演讲所说的话。我说只要基督教这些根本的教义——“不能杀人”、“不要垂涎邻居的所有物”、“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敌人”、“不抵抗恶人”、“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只要这些教义没有被实践，基督教就算是失败了。
接着我们辩论了很久。我很坦率地说，如果《圣经》里有任何真正能“激励人心”、“字字珠玑”（literally true）的话，那就是《圣山宝训》。妳母亲说“不抵抗主义”不能照字面来诠释。她举了一个例子，她说有一次跟妳在纽约搭地铁，碰到一个女扒手。我对她说，如果她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她不但应该把钱包让那个女扒手给扒走，还应该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她。因为那有可能感化那个扒手，变化她的气质。
她不能接受这种“极端”的言论。她说那不合常理。我说：耶稣的伟大，就在于他超乎“常理”，他要把人类带到比常理更高的道德层次。换句话说，我说她心目中的伦理道德不能算是真正基督徒的伦理道德。说这些话，我心里很难过。但是如果我没对我的好友、妳的母亲、我所敬爱的人说真话，我会更难过。
她这时还不能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对坦诚的论辩终究会带来益处，这一点我是有着无比的信心。我私自相信总有一天，她会了解我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建议她读雨果的《孤星泪》。她答应我一定会去找来读。对我的看法，她震惊莫名，但并没有恼怒。这让我很感激。
客鸾女士也参加了辩论，大部分是站在我这边。她跟我十点钟离开妳家。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她也是一个非常坦诚，思想上非常真诚的人。她有一个康乃尔大学女生的查经班，她希望我能去她的班上谈我今晚说的话。＇48＇
其实，胡适很了解韦莲司的母亲是一个主见很强的人。他们当晚的辩论有没有恼怒韦莲司的母亲暂且不论，但要改变她的想法，则难如登天。我在《星星·月亮·太阳》里，有一段描写韦莲司母亲的片断，可以供还没读过的读者参考：“认识她的人，说她无论在长相或行径上，都酷似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以捍卫‘礼仪’、‘教养’为己任，最看不惯年轻女士一边上电车，一边慢条斯理地戴上她们的长手套；只要被她撞见，一定挨骂。还有一件更耐人寻味的轶事。据说，她搭电车的时候，很爱指挥驾驶员。有一个驾驶受不了长期疲劳的轰炸，干脆作了一个玩具电车，亲自送上府，咬牙切齿地告诉她，这样她就有一辆可以自己全权管理的电车了。”＇49＇
胡适在旖色佳本来就很有名了，既有征文得奖的成绩，又有演讲大家的荣衔。现在又加上了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语惊四座的“极端”言论。一个月后，他又在旖色佳的长老教会作了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当地的报纸刊出了，胡适把它登录在《留学日记》里。因此，让我们有机会知道他当时对基督教的批判。根据《康乃尔太阳日报》的报道，胡适的演讲是长老教会所举办的一系列的演讲，名为“人世间职业的精神意义”（The Spiritual Signifcance of＆nbsp；Secular Callings）。这个系列的演讲共有七个，胡适的演讲是第四个。最后三个演讲者，一个是法学教授，一个是前农学院院长，一个是“康乃尔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演讲的对象是大学生，但其他听众也欢迎。＇50＇
胡适这篇演讲的题名叫《基督教在中国的机会》。他开门见山就当头棒喝：
在捐献慈善，在日常的公私生活面上，基督徒可以称得上是基督徒。可是在国际关系上，他们就不能算是基督徒了。他们“懂得把蚊蚋给挑出来，却把偌大的骆驼给吞了下去”＇《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24节＇。只要自诩为基督教的国家只认“铁拳”，只要他们不尊重弱小国家的权益，只要他们把自己国家、商业上的利益以及领土上的野心，放在公理与正义之上，基督教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的权力中枢；所有传教的工作也永远不可能永续，只要战神一发号，就会马上土崩瓦解。
如果基督教想要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的责任，去提升国际道德的标准。你们大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们所号称的“文明”＇注：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盘石之上的。可是，我要出以至诚地告诉你们：眼前这个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的爱与公理之上，而是建立在丛林——强权就是公理——的法则之上。我们闭上眼想一下，就在当下，有多少基督教的国家正在教堂里对它们的基督祈祷，祈求牠保佑它们可以成功地摧毁其他基督徒！然后，我们再反思这些基督的戒律：“要彼此相爱”；“爱你的仇敌、不抵抗恶人”。
胡适说传教士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收信徒；第二，传播基督教的观念与理想；第三，从事实际的社会服务：
从前传教士收入的多寡，是取决于他们收了多少信徒。但那不是中国所需要的，也不应该是教会派传教士所应注重的。比较重要的，是去传播基督教的精义；这精义，我指的不是基督乃童贞女所生、原罪、赎罪，等等教条，而是指那些基督教的真髓：爱、爱汝邻居、爱你的敌人、不抵抗、宽恕、牺牲、奉献，等等。传教士应该用最合适的方法，去对当地人传播这些基督教的理念。他不应当注重教会的会众是否增加了，而是让这些理念在人们的心中生根结果。
传教士所可走的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路，是从事实际的社会服务，包括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与手术的服务。传教士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医疗方面，我认为这是传教事业至高无上的光荣与胜利。
外国传教士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具有新的观点，具有批判的精神，那是当地人由于生于斯长于斯而习而不察的，却又是任何改革运动所必须的。
胡适在录下了这张剪报的内容以后，在《留学日记》里加了一段按语：“昨日星期，此间十六七所教堂之讲演无一见诸报章者，独我之演说词几占全栏，不可谓非‘阔’也，一笑。首末两段自谓大有真理存焉。”＇51＇
胡适自诩“首末两段自谓大有真理存焉”。第一段的论点，其实就是我在第六章分析过的，也就是从他的世界大同主义到绝对的不抵抗主义思想的发挥。最后一段，把传教士和归国留学生相比拟的说法是别有意味的。且不论这个比拟是否恰当，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太抬举了归国留学生，仿佛留了学就一定会有“新观点和批判精神”一样。胡适的这段话不但是他的夫子自道，而且是他对所有归国留学生的期许。他刚回国的那几年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但这是后话。
事实上，胡适在这个演讲里所说的话，真正奠定了他日后对基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