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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我其谁:胡适-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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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要明白清楚……意旨不嫌深远,而言语必须明白清楚……我们今日用活的语言作诗,若还叫人看不懂,岂不应该责备我们自己的技术太笨吗?我并不说,明白清楚就是好诗;我只要说,凡是好诗没有不是明白清楚的。至少“胡适之体”的第一条戒律是要人看得懂。'44'
如果胡适一向排斥现代诗,前卫诗就更不是他所能接受的了。胡适年轻的时候,要人家容忍。他在1922年替汪静之《蕙的风》作序的时候劝诫别人:
四五年前,我们初做新诗的时候,我们对社会只要求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现在这些少年新诗人对社会要求的也只是一个自由尝试的权利。为社会的多方面的发达起见,我们对于一切文学的尝试者,美术的尝试者,生活的尝试者,都应该承认他们的尝试的自由。这个态度,叫做容忍的态度。容忍加上研究的态度,便可到了解与欣赏。社会进步的大阻力是冷酷的不容忍。'45'
讽刺的是,年岁渐长的胡适,对前卫艺术的态度就作不到“容忍加上研究的态度”了。当他反诘徐志摩,说那些前卫诗人并没有把特殊的经验表达出来给我们看,他就跟他们留美时任鸿隽批评他的态度完全一样了。当时胡适提倡“作诗如作文”,任鸿隽不以为然,说:你先证明给我看。换句话说,用功成名就、捍卫写实主义典范的胡适的话来说,就是你先要证明你能把特殊经验表达出来给我们看。对前卫艺术,胡适也许还能作到容忍,但他已经不再肯去“研究”,更别谈“了解与欣赏”了。中年以后的胡适的立场仿佛已经变成是:前卫艺术家必须自己去“研究”如何“把特殊的经验表达出来”,以便于我们“了解与欣赏”。
胡适注定永远不会喜欢艾略特的诗。可是他再怎么不喜欢艾略特的诗,也影响不了艾略特作为美国现代诗的巨擘的事实,而且他还必须眼睁睁地看着艾略特在194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
'1' Hu Shih,“The Reminiscences of Dr。Hu Shih,”p。135。
'2' Williams to Hu; August 31,1938。转引自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281。
'3'《胡适日记全集》,2:365。
'4'《胡适日记全集》,2:383。
'5'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7月'廿四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446。
'6'《胡适日记全集》,2:365。
'7'《胡适日记全集》,2:383384。
'8'《胡适日记全集》,2:364。
'9'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1:181。
'10'《胡适日记全集》,1:147。
'11'《胡适日记全集》,1:572537。
'12'《胡适日记全集》,1:573。
'13'《胡适日记全集》,2:3。
'14' Daniel Fried,“Beijing’s CryptoVictorian:Traditionalist Infuences on Hu Shi’s Poetic Practice,”pp。374,386。
'15'《胡适日记全集》,2:10。
'16'《胡适日记全集》,2:7173。
'17'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8285;《胡适日记全集》,2:165166。
'18' Daniel Fried,“Beijing’s CryptoVictorian:Traditionalist Infuences on Hu Shi’s Poetic Practice,”p。387。
'19'《胡适日记全集》,1:268270。
'20'《胡适日记全集》,1:405。
'21'《胡适日记全集》,2:8788。
'22'《胡适日记全集》,1:481482。
'23'《胡适日记全集》,1:319320。
'24' 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全集》,1:181。
'25'《胡适日记全集》,1:244。
'26'《胡适日记全集》,1:268。
'27'《胡适日记全集》,1:321。
'28'《胡适日记全集》,2:127。
'29'《胡适日记全集》,2:128。
'30'《胡适日记全集》,2:172176。
'31' 胡适,《〈尝试集〉再版自序》,《胡适全集》,1:197198。
'32' 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18:80。
'33' Daniel Fried,“Beijing’s CryptoVictorian:Traditionalist Infuences on Hu Shi’s Poetic Practice,”pp。384385。
'34' 胡适,《论短篇小说》,《胡适全集》,1:135136。
'35' 请参阅拙著《星星·月亮·太阳》,页5558。
'36'《胡适日记全集》,2:510511。
'37' 胡适,《答任叔永》,《胡适全集》,1:88。
'38'《胡适日记全集》,6:516517。
'39' Rushworth M。Kidder,“Cummings and Cubism:The Influence of the Visual Arts on Cummings'Early Poetry,”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7。2(April,1979),p。287;Edmund Spenser,“Cummings’s Ta,”The Explicator; Vol。31,1972,http://。questia。/googleScholar。qst?docId96618028,2010年4月13日上网。
'40' 胡适,《〈蕙的风〉序》,《胡适全集》,2:824。
'41'《胡适日记全集》,3:455。
'42'《胡适日记全集》,7:525。
'43' 胡适,《评新诗集》,《胡适全集》,2:809810。
'44' 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胡适全集》,2:343。
'45' 胡适,《〈蕙的风〉序》,《胡适全集》,2:824。
“作诗如作文”
像胡适这么一个对诗词的韵调、音节、句法作过琢磨、省思,甚至挪用、转借英诗的体例的人,要他走到“作诗如作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对胡适这样一个已经透过实地试验,把英诗的体例成功地拿来挪用转借的人,在走上“作诗如作文”的道路,都还须要挣扎、都还须要经过脱胎换骨的过程才作得到,那就更遑论他那些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朋友了!在胡适提出这个口号以前,他的《老树行》就因为末尾“作诗如作文”的两句,逗得他那批友朋笑得前仰后翻。胡适虽然了解三句转韵体不是他的发明,但他显然因为这个诗体比较自由而喜欢上了。这首《老树行》,他录在1915年4月26日的日记里,也是三句转韵体。胡适虽然自谦,但也放出豪言:“虽非佳构,然末二语决非今日诗人所敢道也。”'1'那最后两句是:“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
胡适所自傲的这两句正是他的朋友忍俊不禁的所在。他在6月23日的日记里说:
前作《老树行》,有“既鸟语所不能媚,亦不为风易高致”之语。侪辈争传,以为不当以入诗。杨杏佛(铨)一日戏和叔永《春日诗》“灰”韵一联云:“既柳眼所不能媚,岂大作能燃死灰?”余大笑曰:“果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盖杏佛尝从余习英文也。今晨叔永见芙蓉盛开而无人赏之,为口占曰:“既非看花人能媚,亦不因无人而不开”,亦效胡适之体也。余谓不如“既非看花任所能媚兮,亦不因无人而不开。”此一“所”字、一“而”字,文法上决不可少,以“兮”字顿挫之,便不觉其为硬语矣。'2'
胡适体的诗,嬉笑为之,他的友朋可以共乐之。然而,作为一个文学主张,就不是他们所能苟同的了。胡适这句“作诗如作文”的誓师宣言,是他在1915年9月20日晚从旖色佳到纽约的夜车上写的。然而,由于他和梅光迪都是刚刚转了学,所以战火一直要到次年的二月才展开。梅光迪在信中对胡适说:
足下谓诗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迪颇不以为然。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poetic diction)与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为革命,则不可也……一言以蔽之,吾国求诗界革命,当于诗中求之,与文无涉也。若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则诗界革命不成问题矣,以其太易也。'3'
胡适当然反对梅光迪把诗、文分途的说法。他认为“诗之文字”并不异于“文之文字”,就好像诗之文法也不应该异于文之文法一样。胡适更进一步地说:“今日文学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无精神,徒有文而无质,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而已。今欲救此文胜之弊,宜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胜之弊也。”
胡适把他对梅光迪的反驳同时寄给了任鸿隽。只可惜任鸿隽也不赞成。他说:“无论诗文,皆当有质。有文无质,则成吾国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学,吾人正当廓而清之。然使以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欲其行远,得乎?近来颇思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救之之法,当从绩学入手。徒于文字形式上讨论,无当也。”任鸿隽在这封信里着重于批评胡适“作诗如作文”的说法是舍本逐末,而他的看法跟梅光迪一样,认为“文之文字”是不可以入诗的。
胡适的问题是他当时所说的“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都还停留在文言的范畴里。就像他在《逼上梁山》里所回忆的:“我那时的答案还没有敢想到白话上去,我只敢说‘不避文的文字’而已。但这样胆小的提议,我的一班朋友都还不能了解。”然而,胡适很快就有了新的看法。在《逼上梁山》里,胡适回忆说:“从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我曾彻底想过: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胡适这段回忆,把他的新觉悟定在1916年二三月间,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他在4月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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