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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段回忆，把他的新觉悟定在1916年二三月间，这大致上是正确的。他在4月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中国历史上不只有诗国革命，还有“文国革命”：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之词也、曲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的语言，无可疑也。
顺着胡适这个思路推演下去，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理应是世界上国语文学——以别于已死的拉丁文学——兴起的潮流里的一部分。可惜的是，中国的白话文学——胡适在这则日记里称为“俚语文学”——受到明初反动之害，而顿然中挫：
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学＇，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这一则日记的重要，在于它是胡适白话文学革命思想成型的纪录。他的文学革命古已有之论、文学进化论、“活文学”取代“死文学”的世界潮流论等等，都可以在这则日记里找到踪迹。我们可以说，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的理论于焉形成。接下来的，就是透过他跟他在美国友朋论辩的激荡、他自己的阅读和思索，来进一步地理出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既然奠定，豪气干云的他，就在4月13日填了一首《沁园春》，作为他提倡文学革命的誓词。胡适这首《沁园春》前后修改约有十次，最后还是觉得初稿最好。这首词云：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日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敦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
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4＇
有关《沁园春》，胡适又在4月17日的日记里作了进一步引申，他说：“吾国文学大病在三：一曰无病而呻。哀声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膺鼎？……三曰言之无物。”胡适说他所填的《沁园春》其实就是“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5＇在往后两个月的日记里，胡适记录了他对文法与中国历史上“活文学”的阅读与省思。其中，最重要的是他5月间有关“谈话文学”的一则日记。在这则日记里，他已经认定了某些文体是中国“活文学”的样本：“适每谓吾国‘活文学’仅有宋人语录、元人杂剧院本、章回小说及元以来之剧本、小说而已。吾辈有志文学者，当从此处下手。”＇6＇
胡适的白话文学革命理论一旦奠定，他与友朋之间的笔战其实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16年6月底胡适到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开第二次的“国际关系讨论会”。这次会议其实是6月21日开始的。胡适16日从纽约启程，先去了旖色佳，在韦莲司家住了八天，一直到25日才到会场。在旖色佳的时候，胡适就向他的那一批友朋，包括梅光迪在内，发表了他的白话文学革命论。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在旖色佳八天，常和任鸿隽、杨杏佛、唐钺谈论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有趣的是，当时梅光迪也在旖色佳，胡适也跟他讨论过。但在此处，他独独漏列了梅光迪。胡适说，这时候他已有了具体的方案，就是用白话作文、作诗、作戏曲。日记里记有他谈话的九点大意：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二、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
三、白话并不鄙俗，俗儒乃谓之俗耳。
四、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凡语言要以达意为主，其不能达意者，则为不美。如说：“赵老头回过身来，爬在街上，扑通扑通的磕了三个头。”若译作文言，更有何趣味。
五、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而白话之所长，则文言未必能及之。六、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其进化之迹，略如下述：
1，从单音的进而为复音的。
2，从不自然的文法进而为自然的文法……
3，文法由繁趋简……
4，文言之所无，白话皆有以补充……
七、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文学。白话已产生小说、戏剧、语录、诗词，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证。
八、白话的文学为中国千年来仅有之文学。其非白话的文学，如古文、如八股、如笔记小说，皆不足与于第一流文学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读而听不懂；白话的文字既可读，又听得懂。凡演说、讲学、笔记、文言决不能应用……
从这九项白话优于文言的论点，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白话文学革命理论的渐趋成熟。胡适在同一则日记里说：“此一席话亦未尝无效果。叔永后告诉我，谓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叔永乃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决然作此实地试验，可喜也。”相对地，他在7月13日追记的日记里说，梅光迪“大攻我‘活文学’之说”。＇7＇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任鸿隽虽然表明他“将以白话作科学社年会演说稿”，但那并不表示他赞成胡适其它的文学革命纲领，特别是胡适诗国革命的主张。
把胡适和任鸿隽的根本分歧点凸显出来的，就是凯约嘉湖（Cayuga Lake）翻船事件。胡适在《逼上梁山》里回忆说：“我回到纽约之后不久，旖色佳的朋友们遇着了一件小小的不幸事故，产生了一首诗，引起了一场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7月8日，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杨杏佛、唐钺在凯约嘉湖上泛舟，近岸时翻了船，又遇着大雨，但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只是大家的衣服都弄湿了。任鸿隽作了一首《泛湖即事诗》寄给胡适。胡适在《逼上梁山》里，说他批评任鸿隽诗中所用的“猜谜赌胜，载笑载言”，前者是二十世纪之活字，后者则是三千年前之死句。在《留学日记》里，胡适还批评了任鸿隽的诗句：“行行忘远，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胡适笑任鸿隽：“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8＇
胡适的批评引来了梅光迪的路见不平。他去信对胡适说：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学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也。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语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
胡适说他过后写了一首一千多字的打油诗打趣梅光迪，模仿梅光迪生气的神情，“一半是少年朋友的游戏，一半是我有意试做白话的韵文”。其中有诗句如下：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
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
说什么‘中国要有活文学！’
说什么‘须用白话做文章！’
文字岂有死活！白话俗不可当！
把《水浒》来比《史记》，
好似麻雀来比凤凰。
说‘二十世纪的活字，
胜于三千年的死字’，
岂非瞎了眼睛，
定是丧心病狂！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
正要求今日文学大家，
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
拿来‘锻炼’，拿来琢磨，
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
出几个白话的嚣俄＇雨果＇，
和几个白话的东坡，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9＇
胡适的这首打油诗，不消说，当然没有讨得梅光迪的欢心。连任鸿隽也大不以为然。他说：“足下此次试验结果，乃完全失败；盖足下所作，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盖诗词之为物，除有韵之外，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辞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胡适当然不服气，他在7月26日回了一封三千余言的长信给任鸿隽，说他那首打油诗没有一句是“凑韵”而已，其实有许多“极妙之韵”，包括“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