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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1911年秋天，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的第三个学期。不论是对他个人还是他所心系的祖国，这都是一个多事之秋。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所学彷徨。他是应该继续学农，还是应该改变主修专业？那一年的十月，武昌起义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10月12日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到10月30日日记中断为止，胡适几乎每天都记载了革命情况的发展。由于胡适的《留学日记》从此中断了一年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他在这个对个人或对国家而言煎熬时期的心路历程。
辛亥革命的发生，由于局势不明，政局飘摇，直接影响了胡适这些官费生的经费来源。康乃尔大学当时有将近五十名中国留学生，除了其中四名是由其所隶属的省所支持的官费生，其他都是庚款生。11月下旬的时候，康乃尔大学说庚款生的经费没有问题，但那四名省官费生，有一名已经向学校申请贷款，校方也批准了。＇9＇然而，一个星期以后，康乃尔大学就报道说庚款生的拨款已经欠了一个月。而且，根据庚款生监督容揆的说法，他手头所掌握的款项只够支持三百名学生三个月。由于庚子赔款是由中国政府按月付给美国，然后由美国把其中的一半退还给中国政府，以支付庚款留美的教育费用，所以康乃尔的中国庚款生不担心他们会有断粮之虞。《康乃尔校友通讯》报道说，如果必要，美国国会会通过特别拨款来让这些中国学生应急。＇10＇到2月初，春季班开学了，《康乃尔校友通讯》还继续报道中国学生的问题：“随着第二学期开学，许多中国学生开始担心他们从革命初起就没来的汇款。他们上学期在事变发生之前，大都拿到了充足的款项。”＇11＇
图9 辛亥革命后，康乃尔大学中国留学生持龙旗摄影。最后一排正中是胡适。（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胡适自己也不担心庚款会有问题。事实上，不管谁当家，是满清皇帝还是革命政府，都不可能会停付美国的庚款，更何况那作为中国国家收入最大来源的海关，是在洋人掌控之下。其实，就像我们在前一章所指出的，庚款在武昌起义以前已经缩减了，从原来每个月的八十元，减为六十元。辛亥革命所带给胡适的，是希望、是那恨不得能束装归国投入建设的心情。他在给胡绍庭的信上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12＇
胡适对辛亥革命、对“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的振奋，当然是言之过早，而且是一相情愿。更令人省思的，是辛亥革命以及其后的政治发展，凸显出胡适所代表的一些留学生跟“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领袖之间在政治态度上的分野。“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或者说，大部分中国留美学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清朝还在的时候，他们拥护清朝，嗤笑孙中山跟他的革命党；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一直到清室确定已经瓦解，他们才转而支持共和。南北对峙之局形成，他们立刻支持袁世凯；等袁世凯筹划洪宪帝制的时候，许多留学生仍然死心地支持他。举个例子来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双双过世以后，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设了灵堂祭拜。他们发表联合声明说：皇上、皇太后在“立下了不世的功业”以后，“离世升天”；两校的留学生向全国人民致哀；全中国人都因皇恩而得享太平盛世，会永志皇恩而不忘。＇13＇
辛亥革命初起的时候，“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先是骑墙观望。最有趣的是，该年的“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朱庭祺，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撰文的用词也很骑墙：“叛变”（revolt）、“起义”（revolution）、“叛徒”（rebels）、“革命分子”（revolutionists）两相交叉使用。＇14＇《中国留美学生月报》（The Chinese Students’Monthly）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留学生办的一个英文刊物，名为月报，其实一年只出八期，每年暑假从七月到十月休刊四个月。这份英文刊物从1905年发刊。到了1931年，由于国共斗争延伸到美国，中国留学生组织在左右派对峙后崩溃，《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也随之成为祭品而停刊。无论如何，一直要等到1912年春，清廷大势已去，“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才开始支持革命。问题是，他们所支持的是袁世凯。《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1学年度的主编曹云祥，后来在1922到1928年间担任清华的校长。他在1912年1月号《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社论里，宣称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保清或革命，而是宪政还是共和。他说眼前的问题是谁能确保中国的安全、平安和繁荣。他说，这个人就是袁世凯，他是中国的加富尔——意大利建国的英雄。＇15＇曹云祥的立场是有代表性的。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在1911年12月25日致电袁世凯。这个电报是由三个学生起草的，其中一个就是后来在外交界鼎鼎有名的顾维钧。电报的主旨是敦请袁世凯支持革命，其结尾说：“国家的安危系于尊驾的决定。中国或将有其华盛顿。愿尊驾垂思之。”这个电报有它的代表性，因为包括芝加哥、伊利诺、密西根、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耶鲁的中国同学会都附议，而且愿意分担打这个电报的费用。＇16＇
曹云祥在1912年1月号《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社论引起了胡适和其他康乃尔中国学生的愤慨。1月17日，二十三名康乃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包括胡适跟赵元任，写了一封公开信向曹云祥抗议。当时康乃尔中国留学生的总数是四十八名，这二十三名将近半数。他们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唯一刊物，而居然会出现这种把袁世凯媲美为中国的加富尔的言论。他们说：袁世凯是“一个小人，是一个奸臣（traitor）。他背叛了已驾崩的皇上，使戊戌变法失败。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戊戌变法可能成功，至少可能使世界上不会发生庚子拳乱，中国也不至于会承受那巨额赔款的耻辱”。由于美国的舆论不了解袁世凯的过去，受其蛊惑，中国留学生的刊物有责任去揭发这个“阻遏了中国的进步与救赎”的奸臣，同时去“粉碎外界对袁世凯的盲信与崇拜”。他们要求《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在下一期发表声明，说那篇社论只是个人的观点，不代表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公论。＇17＇我们在下文会分析，这封康乃尔大学的联名信很可能是胡适起草的。
曹云祥拒绝屈服。他说主编为自己所写的文章全权负责，不能让读者的投书来指令他应该如何下笔。他承认说袁世凯是中国的加富尔也许有点过当。然而，说袁世凯是个奸臣，他觉得也是过甚其词，是智者所不为的事，也绝对不是大多数人所能苟同的。最厉害的是他的杀手锏。他提醒康乃尔大学那二十三名签名投书的中国留学生：大清皇朝还没有灭亡，他们还是皇清的臣民；袁世凯是否奸臣可以暂且不论，签名的学生才真是“叛徒”：
《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而“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并没有宣称它是一个拥护共和的组织，虽然有些会员或许会同情共和。我们顶多只能从学术的角度来为共和作辩护。大多数官费生拿的钱是大清皇库给的，我们的监督也是大清政府派任的。只有党同伐异的人，才会说袁世凯是一个“奸臣”，而另一方大可以说我们犯了叛国罪。在“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对革命采取立场以前，《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讨论只能是学术性、不具党派色彩的。＇18＇
曹云祥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他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编的时候，刚从耶鲁大学毕业，进哈佛商学院读企管硕士。胡适和当时许多非教会学校出身的留学生都看不起教会学校毕业的学生。胡适在跟康乃尔大学另二十二名学生联名投书的时候，也写信给了梅光迪。梅光迪在回信里说：“今晨接手片，知足下对于某报＇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与迪有同情。迪于前三日阅该报，即向此间同人声言，谓该主笔太无耻，太无胆，不足代表留美全体意见。同人等多亦唾弃之，谓该主笔恐开除官费，故不得不作是乞怜之语。”他接着说：“某报本毫无价值，安足为吾人言论机关。主笔之人实系买办人材，于祖国学问及现状毫不自知，日以污蔑祖国名誉、逢迎外人为事。外人不知中国内情，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在吾人当力与之辩。今某等反从而推波助澜，真非中国人也。”他又说：“此辈出身教会，洋奴之习已深。”＇19＇
其实，“盲以袁贼为吾国伟人”的，不只是外国人，也不只是“真非中国人也”的教会学校毕业生。比如说，哈佛的朱庭祺是北洋大学毕业的。就在曹云祥为自己的立场辩解、暗指康乃尔的投书学生才是叛徒时，“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已经投向共和的阵营。该年的会长郭秉文在1月26日致信主编曹云祥，知会他联合会要统合协调全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