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匣帷币丫断蚬埠偷恼笥８媚甑幕岢す脑�1月26日致信主编曹云祥，知会他联合会要统合协调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力量去促进共和政体的实现。他指示曹云祥，说《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作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机关报，必须自此以后反映联合会的立场，戮力促进民国的利益。＇20＇值得注意的是，曹云祥仍然我行我素，继续他反共和、拥袁世凯的编辑政策。他说，一个人就是披上道袍，也不会立地就变成一个和尚。同样地，改个名字并不会使一个国家摇身一变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民国。他说唯一能保中国不坠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21＇哈佛大学毕业的联合会前任会长朱庭祺也为他助阵。他批评中国留学生没有判断能力，不了解袁世凯是一个政治的天才，不能体谅袁世凯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而必须斡旋的苦衷。＇2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可以继续发表与“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立场相抵触的言论，这显示的是，留美的中国留学生对革命、立宪、共和、袁世凯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会长可以知会其机关报主编联合会的立场，主编还是可以以反映民意为口实，继续实行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稽延战术。
事实上，当时留美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支持袁世凯的。他们从来就看不起孙中山。等到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更沦为留学生的笑柄。唐悦良，耶鲁学士、普林斯顿硕士，“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1914学年度的会长，在“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1913年在旖色佳举办的夏令会中得到英文演讲比赛冠军。他演讲的题目是《前进过了头》（OverProgressiveness），其主旨就在批判孙中山以及当时试图牵制袁世凯的各个政党。他说，这些政党沽名钓誉，只顾自己的利益，执意煽动革命与中央政府作对，罔顾国家的利益。＇23＇最直接歌颂袁世凯的，是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所称赞的李美步（Mabel Lee）。李美步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女子学院（Barnard）的学生。她是1914年“美东中国学生联合会”在麻省安谋司（Amherst）举办的夏令会英文演讲比赛的冠军，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爱国主义》（Chinese Patriotism）。这篇演讲的主题是以袁世凯为表率的中国的爱国主义。她演讲的策略用的是反问句：“在反革命＇注：即“二次革命”＇的时候，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该怎么做才可以表现他的爱国心呢？他应该接受敌人的要求而引退吗？他如果那样做的话，中国的命运会如何呢？”李美步的答案是把袁世凯跟华盛顿相媲美。如果爱国心使华盛顿婉拒接任第三任总统，爱国心则责成袁世凯继续当国：
乔治·华盛顿拒绝接受第三任的总统，这充分证明了他的爱国心；袁世凯的作法，则是继续当国，恪守激流中的岗位。前者是为了美国未来的福祉着想；后者则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他们的做法虽然相反，动机则同样是尽美与尽善。国家制度的确立决定了华盛顿的做法；国家安全的考虑则引领了袁世凯的作为。＇24＇
图10 1916年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同学会在哥大师范学院的合影。中间坐者是孟禄（Paul Monroe）教授，第一排右一：郑宗海，右二：孙科；左一：胡适；第二排左二：李美步；第三排右四：陶行知，右三：林彬（Lin Bing）；最后排左二：蒋梦麟。（胡适纪念馆授权使用）
不管历史的发展证明李美步对袁世凯的讴歌是多么地不堪，她的演讲据说是轰动了整个夏令会。《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5学年度主编、留学哈佛大学的宋子文在1914年夏令会的报道里说：李美步的演说，“人人争颂，与会代表在听了她的演说以后，每个人都被李美步化了（Mabelized）。”＇25＇杨铨的夏令会中文报道也说：“女士之文辞姿势，无不中节感人，为近年学生会中不可多得之演说家也。”＇26＇连说袁世凯是“蠢物可鄙”，袁世凯死后又说他一死都“不足以赎其蔽天之辜”的胡适，在参加这次夏令会的感想里说：“女子中有数人倜傥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诸女士，皆其尤者也。”＇27＇
李美步1914年8月底在美东“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的演讲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袁世凯在粉碎了“二次革命”以后，解散了国民党。他在1914年1月解散国会，5月公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然后他又修改了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十年，可无限期连任，总统继任人由前总统推荐给总统选举会。这就是李美步在演讲里所说的：袁世凯以“中国当前的危机为悬念”、“爱国心责成袁世凯继续当国”。其实，在“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被解散以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4年1月号里，就有一篇庆祝国民党流亡的讽刺短文。留学哈佛大学、后来精神失常的徐承宗在《时事短评》栏里，发表《迎接1914年》讥讽孙中山及其党人：
对那些心向革命的流亡人士，我们给他们新年的祝福是：长命百岁、多呼吸些新鲜空气。我们也敬祝他们可鄙的宣传彻底失败。因为：
无限革命革命到荒谬至极之境（Revolution ad absurdum）（墨西哥·牛顿爵士的感动＇emotion＇定律）
＋革命国土
（俄国、日本发明的最新定理）
∴万岁！“三次革命？”万岁！
（孙中山博士阁下妙算的结论，或者是记者一时的臆想。）＇28＇
留美学生对袁世凯的拥护、对孙中山的排斥，充分反映了他们保守的倾向。当时在纽约州西腊寇思（Syracuse）大学留学的罗运炎认为，打击革命分子绝对不能手下留情。他说：“不管这些自命为改革派的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为任何破坏性的批评者都是偶像破坏者，社会对他们绝不能通融，一定要迅速地斩草除根。”＇29＇在留美学生当中，罗运炎这种要把革命派“斩草除根”的言论也许是极端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以后厉行高压政策，打击追杀政敌的作为，《中国留美学生月报》是一点批评也没有。
当然，向袁世凯呼吁，恳请他对政敌手下留情的轻声细语也不是完全没有。最堪玩味的，是一篇不具名、夹在毫不起眼的时事短评之间的短文。袁世凯在1913年11月解散国民党，取消三百名国民党的议员资格。这篇短文呼吁袁世凯要用对待妇人与小孩的方式来对待反对党，以赢得文明国家的好感。“就好像要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就看它如何对待妇人与小孩一样，一个国家怎样对待其反对党，也就是它的政治智慧（genius）的指标。”几个月以前在众院里还是多数党的国民党，现在不但失去了它的党鞭，宋教仁已经被刺，孙中山也在“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当那些‘不可妥协派’在重整旗鼓的时候，就让中国人传统的容忍心态去静观待变吧。”这仿佛是说：那“不可妥协派”已经被“除牙”（defang）、“去势”，更确切地说，被“女性化”了。作为男性当家的“我们”——袁世凯、留美的精英、未来国家的栋梁——把反对党“女性化”、“家内化”（domesticate）以后，“须要反对党批评和温煦的影响力”，＇30＇就好像当家的男主人需要一个在壁炉边旁依偎着他的女性的柔化的影响力一样。
这种保守的倾向表现在他们对行政权至上的拥护。他们所担忧的是破坏、是混乱、是列强的干涉、是中国的被瓜分。这是梁启超跟革命党从1905年到1907年在日本针对革命与立宪的争论的核心问题。＇31＇有关这点，最好的例子是1913年10月公布的“天坛宪法”。由于“天坛宪法”的六十名起草委员里，是以国民党占多数。所以，虽然总统的权力扩大，它保有的是内阁制。袁世凯于是发表通电，指斥“天坛宪法”被国民党操纵把持，其结果是“宪法草案侵犯政府特权，消灭行政独立，形成国会专制”。＇32＇《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3学年度的主编魏文彬，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在1914年1月号的社论里抨击“天坛宪法”。他说：“这个宪法使行政权臣属于立法权。关键是：有没有能牵制来自于另外一个角落——立法权——的权力滥用？”他说国会也可以是不负责任和专制的。他认为在民智未开的中国，单靠舆论是无法牵制国会的专制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相信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我们认为只有把权力与＇该权力的＇自由行使权（liberty）结合在一起，才能有一个自由的、人人爱戴的（popular）政府。”＇33＇
袁世凯不但有《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声援，而且有更加有力的奥援，那就是他的美国法律顾问古德诺（Frank Goodnow）。《中国留美学生月报》还特别在魏文彬的社论之后，刊载了古德诺一篇意见书的摘要。古德诺抨击“天坛宪法”的一些牵制总统权的做法，等于是“立法控制行政走火入魔（run wild）”。他说袁世凯有权提交约法会议修改宪法。他说：“毫无疑问地，他＇袁世凯＇能认识到他有权这样作是非常明智的。我们不要忘记，由于他过去这两年治国的经验，全国大概找不到第二个像他那么有资格去审断宪法草案的优缺点的人。我无法想象国民会议可以因为技术上的考虑，而去剥夺向他请益讨教的机会。”＇34＇
毫不足奇的，约法会议在1914年5月1日公布的新约法无限扩大了总统的权力。魏文彬在《中国留美学生月报》6月号的社论里，征引了美国的报道，来说明袁世凯的总统权：“总统有权召集、停止、解散国会；宣战、媾和；全权任命或罢斥所有文武官员；统帅海陆军；否决所有国会制订的法案。”作为“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机关报《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魏文彬在这篇社论里对美国舆论界批判的声浪表示不解。他反诘说：“我们看不出这部新约法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这些权力，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