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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日记里最耐人寻味的是他说：“世界大同主义，虽其说未可厚非，然其影响所及，乃至见灭于戎狄，可念也。”有谁能预料这个说出世界大同主义亡国论的胡适，两年后会变成一个绝对的不抵抗主义者呢！胡适写这则日记的时候，已经是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一个活跃的会员了。他在1911年9月6日搬进世界学生会，1912年5月被选为1912学年度的纪录。再过一年，他当选为1913学年度康乃尔“世界学生会”的会长。世界主义的理想已在他的内心中滋长着，可是他的情感仍然在抗拒着。到了1913年4月，胡适在美国留学将近三年了。他还是持两端，试图在国家与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安身立命的地方：
吾今年正月曾演说吾之世界观念，以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Cynics and Stoics＇犬儒与禁欲派＇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义者也。”顷读邓耐生（Tennyson）诗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深喜其言与吾暗合。故识之。＇2＇
换句话说，直到1913年4月，胡适仍然认为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囿于其希冀作为世界公民的盲点，反而不如现代稍有知识的人都莫不知爱国的道理。所以，他才会最喜欢邓耐生的诗句，说只有真正爱国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胡适刚刚觉得他已找到了爱国与世界大同并行不悖的交会点，但这个信念很快就受到了挑战。这个挑战的起因，是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胡适在1914年5月15日的《留学日记》里说：
自美墨交衅以来，本城之Ithaca Journal＇《旖色佳新闻报》＇揭一名言：“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意言但论国界，不论是非也。此言揭诸报端已逾旬日，亦无人置辩。一日，同居世界学生会之各国学生谈论偶及之，有表同情者，亦有反对者，莫衷一是。余适过之，聆其言论，有所感触，故以所见作一书寄此报主笔。其人不敢登载，社中访事某女士坚请登之，乃载入新闻栏。昨日余往见前校长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称余书，以为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曾两任使德大使，戊戌年海牙平和会，博士为美国代表团长，其功最多。夫妇都主张和平，故深恶此等极端之国家主义也。＇3＇
墨西哥在1910年革命以后，内战、割据持续了十年之久。美国威尔逊总统上任以后，拒绝承认用兵变上台的卫尔泰（Victoriano Huerta）。威尔逊不但施加压力要卫尔泰下台，而且考虑支持卫尔泰的内战敌手，试图把他拖垮。后来，终于给威尔逊找到机会了。1914年4月9日，美国一些水兵在坦匹口（Tampico）上岸买东西的时候，被墨西哥军队逮捕。虽然墨西哥守卫司令很快就把他们释放并向美方道歉，美国舰队的少将司令认为美国的国旗已经受辱，要求墨西哥以放二十四礼炮向美国国旗致敬的方式致歉。墨西哥守卫司令拒绝。这时，美国又收到情报，说德国一批支援卫尔泰的军火，即将运抵墨西哥的卫勒库鲁司（Veracruz）港。威尔逊于是下令美国海军在4月21日占领卫勒库鲁司港的海关，没收那批德国军火。美国占领了海关以后，墨西哥开始反击。次日，美国的舰队驶入卫勒库鲁司港。经过了两天的激战，美国占领了卫勒库鲁司。这次战役，墨西哥阵亡人数在一百七十人之谱，美方阵亡人数十七。＇4＇
胡适在1914年7月14日的《留学日记》里说：“墨西哥久为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义。至辱及国徽，忍无可忍，始令水兵在Veracruz＇卫勒库鲁司＇登岸，据其城，以绝卫尔泰（今总统）军械来路。是役美兵死者数人。”＇5＇表面上看来，胡适7月4日的这则日记，似乎与他5月15日那则批判“只论国界，不论是非”的日记立场歧异，其实不然。胡适人在美国，读惯了美国媒体对墨西哥的不屑与讥诋，以及终日喋喋于美国超然、虽为墨西哥的乱局扼腕、但雅不愿干涉云云等论调，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事实上，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只是导引胡适写5月15日那则日记的促因。他所关切的不是墨西哥，更不是美国出兵的问题，而是国界与是非的问题。
就像胡适说的，由于他的投书触及了太敏感的问题，害怕造成众怒，《旖色佳新闻报》不敢登，而用新闻报道的方式摘述了胡适的论点：
“世界学生会”的会长胡适觉得他找到了问题的核心。他的看法如下：
“我觉得‘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的谬误，就在于它犯了道德上的双重标准。没有人会否认是非正义是有标准的——至少文明人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我的国家’违宪向我征税，不法地没收我的财产，或者不经审判就把我拘禁，即使所有这一切都是以‘我的国家’的法律为名，我一定会抗议。然而，当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国际事务上的时候，我们立刻就把是非正义的标准抛诸脑后，而且还骄矜自喜地说：‘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我应该没有说错吧？这就是双重标准：一个用在自己的同胞身上；另一个则用在外国人或‘外夷’（outlandish people）身上。我认为除非我们用同一个是非正义的标准，不管对内或对外，我们就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讨论基础。”＇6＇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所关心的双重标准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原则问题。墨西哥的革命为何、如何？美国出兵干预如何？都不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他会用“墨西哥久为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义。至辱及国徽，忍无可忍”这样站在美国的立场、已经下了价值判断的字句来描述这个事件，就在在地表示他认定美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出师膺惩墨西哥的。美国的做法既然堂堂正正，他所关切的，只是美国人是否在舆论上也堂堂正正，而不是因为“国徽受辱”、群情激动，就可以说出“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种越了国界就不问是非的话。
由于胡适所提出的质疑不在于美国出兵干预墨西哥的革命对错与否，而是在于“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是否反映了双重的标准，争执点自然就环绕在这一句话的真谛，胡适也就难免于被批评他误解了这句话的真谛。7月22日，“世界学生会”有活动，来宾四百人。胡适是会长，作了“大同主义”的演说。有一位夫人在会后告诉胡适，说她对那句话的诠释跟胡适的不同。她说她自己不认为那句话是指“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而毋宁说是“无论吾国为是耶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康乃尔大学英语系散蒲生（M。W。Sampson）教授当晚也在场。他说那句话其实可以作不同的诠释，不应该只取一义。他认为其本义是：“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一对兄弟出门，弟弟因为喝醉了酒而得罪了一个路人，对方拔剑而起。做哥哥的是该维护喝醉了的弟弟，还是置之不顾，抑或是帮助受辱者来打自己的弟弟呢？哥哥明知弟弟不对，但他总不能弃骨肉之义于不顾吧？散蒲生教授最后又以十八世纪欧洲人移民来美国作为例子，来说明作判断的不易。他说：“其去国之原因，大率以专制政府压制为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胡适觉得散蒲生教授说得有理，就在日记里检讨说：“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7＇
胡适扪心自问，发现自己也不可能免于骨肉、家国之义的羁绊。他在7月26日的日记里反省说：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未尝无私，吾所谓“执笔报国之说”，何尝不时时为宗国讳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直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直也。＇8＇
胡适这段话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他虽然承认人不可能完全没有私心，但仍然坚持归根究底，是非的标准还是存在的。因此，他虽然是中国人，但他不会说中国的“拳匪”是对的，八国联军是错的。“吾国乎，吾愿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终为吾国耳。”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十九世纪初的海军将领笛凯特（Stephen Decatur，17791820）。胡适在1914年11月25日的日记里记下了它的出处。此外，他还引了其它意味相同的两句话：“不管英国会变得如何，不管她的缺点有多少，她依然是我的国家”；“英国啊，英国！即使妳有缺点，我还是爱妳，我的国家。”＇9＇
从1914年5月，第一次读到“不管对错，总是我的国家”这句话开始，胡适显然一直在思索“国界”与“是非”的问题。尽管他说师友的匡正，让他理解到那句话可以有狭义和广义的诠释。学哲学的他，终究还是没有办法接受模棱两可的说法。是非正义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一致”。就像他在10月26日跟韦莲司所谈的：“女士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