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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以及当中的趣闻，其中私人藏书往往有许多异想天开的分类法，有一位作家以各种颜色纸包装书籍封面并作分类，如小说用蓝色，西班牙文用红色等，使其书房一眼看过去有如几度彩虹。曼古埃尔还记述他的书痴友好们各种古怪的图书分类法，如把兰波的诗集《醉舟》列于“航海”之列，把利瓦伊．史陀的《神话学：生食与熟食》列作“烹饪”一类！
书痴们的古怪分类不是一种望文（书名）生义，而是出于玩笑和重新安放知识之雅意。古怪的分类其实不止于私人藏书，曼古埃尔留意到公共图书馆的分类也有离奇的类别，如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里，主题标题中还包括有“香蕉研究”、“蝙蝠皮装帧书籍”、“艺术品中的靴子与鞋子”等类别，这是图书馆编目员的创造性杰作，曼古埃尔认为，“简直就像是对这些编目员而言，书籍内容还不及它们所归类主题的独特性来得重要”。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序言（3）
其实，对书籍分类的观念意义知之最切、用功最深者，莫如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家，从《七略》以六经即儒学为中心，演变至“经史子集”四部的分类，古代目录学除了反映社会思潮流变，也标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意义。梁启超一*六年在《时务报》发表《西学书目表》，把其时所见之译着分为西学、西政、杂类三项，西学类又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等，约相当于清末维新派新政的内容；《西学书目表》作为一份书目，既有配合新政的经世意图，亦抱持以西方科技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为改革中国的理念。
梁文道首本书话集《弱水三千》依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的纲目，为个人涉猎建立体系，评说的对象是书；本书以“准备做一个读者”、“不正常读者”、“政治花边”、“经典常谈”和“学点文艺腔”、“常识补充”和“都世界杯了，你还读书？”共七项作类别，评说的对象是读者，在梁文道看来，政治、经典与文艺、常识固然同等重要，但更要紧的是作为一个“读者”的自觉。与一般消费性或功能性阅读不同的是，本书所要造就的“读者”指向抗衡宰制和蒙蔽的自主，姑不论谈论自主书商的《壮哉万圣》、关注内地女工的《打工妹的声音》、坚守言论自由的《十博士大战于丹》等文，在最后一辑与足球相关的书评中，梁文道举引多种书籍，由足球谈到反全球化，也谈论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时期，球员因坚守尊严和自主而被处死，《世界不是只踢一种球》、《心物不二说足球》等文谈论足球运动真正的趣味及其勇猛的精神理念，批判商业行为带来的异化；该辑文章由足球读出自主、抗衡和批判，它绝不由犬儒和玄说而来，实基于坚实的阅读系统，这样的””读者」才得以强立于流变和断裂中。
由此理念，《读者》一书不妨视作我心目中的“现代目录学”之一种。在古代的目录学相关著述当中，有一种称作“藏书纪事诗”，记录藏书家遗闻轶事，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谈及清代藏书家冯舒冯班兄弟，冯班“为人傥荡悠忽，动不谐俗。胸有所得，辄曼声长吟行市井间，里中指目为痴，先生怡然安之，遂自署曰‘二痴’”冯氏藏书以异本闻名，最著者为《文心雕龙》隐秀篇手钞本，惜后世子孙不甚爱惜，“即宋元精版，尽化为蝴蝶飞去”，叶昌炽题诗云：“沧海横流自闭门，莫城西畔有孤村。箧中隐秀何须秘，化作春风蛱蝶魂。”夫文体代降，诗形代迁，兹谨以新撰“藏书纪事新诗”一则，演化梁文道《读者》一书之理念：
阅读人间（梁文道《读者》）
陈灭
叶片掉落如书页飞翻
我们的作者步过裂缝
步过枯草织就的人间
灰烬与硝烟化作霓虹
你把它熄灭又轻翻书页
换取另一房间的光容
一切流逝都由阅读而复现
我们的读者不就是我们
窗格下疾书浮出的话圈
悠悠飘过都市，未破灭前又听见
横巷间的暗语是犬吠还是哭声？
列车划过，删去车站前流浪艺人的歌声
只有读者为都市编就的书页与尺牍
一所抽象的图书馆与一串话圈，编了目录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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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正常读者（1）
英国评论杂志《Prospect》在2008年初的时候做过一个特辑，找来一批人评选去年最被高估和最被低估的事物，其中当然包括了书。一位记者选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的《世俗年代》（ASecularAge），他认为一般媒体都忽视了这本书的价值。查尔斯·泰勒是最重要的在世哲学家之一，而这部厚达九百页的煌煌巨著则被誉为他一生中的最高成就。或许大众媒体忽视了它，但学术圈可没走漏眼，此书一出，不只得到许多专业期刊的评论赞扬，还拿下了一座人文学界的大奖。
有意思的地方不是为什么主流媒体忽视了这本分量奇重的大书，而是那位记者，一个本身就是替《金融时报》、《卫报》和《TimeOut》等主流媒体供稿的传媒人，为什么会看上这么难啃的学术专著？
《经济学人》、《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在香港拥有不少订户，它们的长期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英语主流刊物的记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辈，平日一篇报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而出一本专题书也是文字可读，内容扎实，明显下过一番工夫。难怪市面上许多畅销的“非虚构”（nonfiction）书籍都是记者手笔。无论是谈全球暖化，还是印度的崛起，它们都跟得上学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还照顾到了一般读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看过这么多的示范之后，我起码学懂了一件事：原来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来国际水平的传媒人是这样子的。
最近两年常在大陆活动，其中一件最叫我尴尬的事就是老有人称我为“学者”。所以当我看到有人在博客上留言给我，说“你算哪门子学者，你只不过是个‘伪学者’，是个传媒人罢了”，我就大大松了一口气。对极了，我连硕士都没读完，又怎能僭用“学者”之名？我只不过是个传媒人，在报刊发稿，在电视台做节目，如此而已。
和那位喜欢查尔斯·泰勒的记者一样，我也会花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学术论著；但我绝对写不出那种书，甚至也不够格去为它们写一篇专业的书评，因为我是一个传媒人。做一个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在大众媒体上发表意见，应该要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解自己正在谈的话题。不用太深入，但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假如连我们都不看这些东西，那么学者们的苦心又有何意义呢？我不专业，不能在所有课题上投下长年的心血；我只能泛泛而读，什么东西都得摸一摸。然而，这是个基本责任，如果我根本没读过任何讨论*化问题的材料和书籍，我又怎么能去评论香港的*进程？读者又凭什么要看我的文章？
读书首先是我的嗜好，然后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它让我知道一点社会的脉动，了解身边的人和事，使我在面对镜头和稿纸的时候觉得比较踏实。既然是工作，自当全力以赴，所以我每天都花不少时间看书看杂志。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被一些朋友误会为“读书专家”，别人找我去办讲座谈心得也就罢了，自己竟然也当仁不让地弄起了读书节目与读书杂志，好像还真是回事。可是我打从心底知道，我只不过想努力做好一个达到正常水平的读者罢了。
或许根本没有所谓的“正常水平”，可我自己有把简单的尺子，那就是看不看得懂人家在讲什么。二十多年前看台湾的《当代》杂志，里头有一半的东西是我不知道的。那种感觉很难受，为什么那些人老是说什么“众所周知，解构主义的初次登场正好是在结构主义的高潮时期”，“有名的韦伯论题到底能不能适用于东亚的情况呢？”……似乎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晓得解构主义与韦伯论题是什么。类似的智性屈辱，我后来还一再地在其他报刊上领会得到。除了我，每个《信报》的读者好像都能理解高斯怎样分析公司的出现；除了我，每个《百姓》的读者都对遵义会议了如指掌；除了我，每个《读书》的读者都晓得陈垣的史学成就；除了我，每个《纽约书评》的读者都烂熟《在路上》的一字一句；除了我，每个《电影双周刊》的读者都看遍了高达的电影；除了我，每个《时代》杂志的读者都能理解上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的来龙去脉；除了我，每个《新科学人》的读者都懂什么叫做统一场；除了我，每个《南方周末》的读者都对中国的户籍制度了然于胸……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自序：正常读者（2）
据说这都是些很有影响力的刊物，也都不算是特别艰深的专业期刊，那么我为什么会不知道那些好像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呢？最令我介怀的，不是那些文章那些报道的主题有多深奥（恰恰相反，它们一般都写得很浅显），而是它们的作者总是很轻松地东引一句话西摘一个名字，然后也不多加说明，仿佛这是圈里人全都明白的常识。我努力阅读，原动力就是想获得这份常识而已。假如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我怎么能站在媒体的平台上和人家平起平坐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隔行如隔山，说不定一个《读书》的作者连一份《新科学人》都看不下去，你又何必苦苦追求那种幻觉般的常识呢？可是我又不服气了，《新科学人》明明是科学界的流行读物，怎么能轻易容许自己看不懂呢？再说，《读书》作者群不乏资深的老学者，他们自己可以说自己“隔行如隔山”，不必知道物理学的新一进展；但我们干媒体的本来就要什么领域都浅尝一番，这种话是不该随便讲的。
也有人说，《卫报》和《纽约时报》里有国际级的大评论家，劝我不要痴心妄想能够企及他们的成就；而何况这里是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