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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杀》中谈到，一旦生的恐惧战胜了死的恐俱，自杀就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死也相当艰难，肉体的毁灭并不容易。自杀也许是人对自然的质问：人的生存在死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在叔本华看来，这种发问太笨拙了。世界本来就没有幸福可言，一切都是无常，幸福是虑妄的梦，生活无异于带着希望去死，自杀如果是为了向人生讨寻意义，等于是误解人生的行为。
叔本华自相矛盾，他关于自杀的论述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既然生存世界没有意义可言，有什么理由嘲笑退场的人？为什么人非得在一个虚无的世界中接受虚无的支配？固然，在一个无聊的世界中，自杀只会增加无聊的数目，但这难道就成了应该接受无聊的世界法则的理由？
庄子学派十分欣赏自杀并不奇怪，他们与犬儒哲人一样有清醒的现世理性。孔子称颂“杀身成仁”也不奇怪，因为他主张仁义高于个体生命。明代哲人刘宗周不忍亡国之耻辱，绝食而死，大概是儒家君子“杀身成仁”的典范。为了道德的目的，自杀就是崇高的。“杀身成仁”不仅是君子原则，甚至也是常人的道德理想，众多女子不就是因道德性的自杀而成烈女了吗？
进入科学化时代，自杀现象成了超价值判断的“客观的”科学研究对象。不过，精神病学家把自杀归结为精神反常、归结为精神分裂的冲动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精神分裂。道德社会学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杜尔克姆的《自杀论：社会学探讨》的基本论点是：自杀是人类的集体弊病的一种形式，反映了一般的社会原因和社会状况。根据定量研究原则，杜尔克姆说，自杀的百分比是地区、家庭、政治、民族和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等多种社会变数的函数。研究自杀，重要的不是个体人的动机和思想，而是影响自杀的百分比发生变化的那些不同的社会环境状况。由此看来，自杀不过是个人根据社会的文化要求和价值观念作出的一种故意行为。要么因为个体疏离社会的总体规范（利己主义自杀型）；要么因为个体将自身奉献给社会集团的存在价值（利他主义自杀型）；要么因为个体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要求（脱节的自杀型）；要么因为个体无法忍受社会过多的规定和要求（宿命论自杀型）。
道德社会学的定量分析确实达到了严密的精确，随着这种实证定量分析的合理化，世界中的意义问题被排除了，对作为整体的世界以及人在这个世界中的意义作出解释，不再是理智的内在需要，世界的价值虚无状态几乎被科学的方法合理化了。道德社会学只考虑社会的事实，人在这种事实中抛付的鲜血和眼泪被作为事实接受下来。
一个人已经欲死不能，就算他清楚知道自己与社会规范和文化形态的所谓“偏离关系”，对他身处的绝望困境有何裨益？面对”时代脱节”导致的绝望，人要求获救的信念；面对生命的无意义，人需要某种有意义的观念。价值虚无的世界中孤苦无告的灵魂需要爱的救护。只有受苦的爱，来自神圣受难的爱的行动，才意味着孤苦的心灵总算被理解了。因存在的事实而产生的绝望心情恳求相信和希望，而不是对事实的定量分析的理知道德社会学一类所谓客观科学不能告慰自杀者的亡灵。在世界的生存孤单中，没有真实的价值可以相信和依赖，没有可以依赖的真实信念帮助作出正确的选择，人选择自杀的权利就是正当的。
①参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0页。
与道德社会学相反，19世纪以来的西方诗人和小说家带着极为沉重的心情从信念问题角度思考自杀现象。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自杀与人是否应该有对上帝的信仰有关。安娜的自杀迫使人们考虑，为克服心灵的脆弱，人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自杀是产生虚无感的人向世界强行索求意义的一种手段；在黑塞看来，自杀意味着放弃自我完善，要求返回母体、返回上帝、返回宇宙，从死亡而不是从生存之中发现拯救者。
然而，重要的不是诗人们对自杀的见解，而是诗人自杀这一事件本身，以上的议论只为了表明：如果要思考诗人的自杀事件，必须采取价值现象学立场，而不是道德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立场，必须根据信念的意义问题来体察由生存事实产生的绝望心情。
四
按古希腊宗教传统和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现世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可言。现世的意义仅来自于诸神的嘻戏或来自于上帝的神圣救恩。现世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只是由于它显示了诸神安排的命运或上帝的旨意。身为罗马皇帝的斯多亚派思想家奥勒留也说，整个世界不过就是历史不断的无聊循环，只有上帝的救赎才可能阻断历史的无聊。
但是，人生活在现世之中，而不是生活在本质之域或上帝的国之中。现世是人生的所在位置，这生存位置是自然的、不存在意义问题的质朴之境，人偏偏又难以忍受在一个没有意义的现世中存活，向现世索求意义就成了人的本质冲动。生存的悖论出现了：现世本无息义可言，不得不在这世界中生活的人又要求它有意义。自杀产生于、并体现着这个悖论。世界就是空虚，世界的意义需要人自己寻求到的信念来确立。不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反而向世界索求意义，等于缘木求鱼。
超脱主义力图通过取消人向现世索求意义的本质冲动来解决这一悖论。庄子哲学和佛教都有这种意图。根据这种学说，迫求现世人生的价值就是无明，就是有所蔽，要求现世有意义基于一种错误的执着，现世的空虚是人无法用道德的意义来填充的。与佛教和庄子思想相近的叔本华对此看得很透。在《论自杀》中他提出，生存世界的空虚乃由于在生存的全部形式中；时空是无限的，而个人是有限的。个体的突然诞生和突然消亡，使人感到时空外在于人。人的感情禁不住要反抗这种生存的偶然性，把时空理想化，不懂得这种理想化只是无谓的行为。生存的意义只是刹那的现在，除此而外一切都不为人所拥有。
确认了世界的空虚，只是问题的开始，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如果因为世界的本相即虚无就否弃对现世意义的要求，无异于肯定现世的虚妄就是意义，世界之外的价值无法透入到这个世界。如果肯定这一点，就得承认放弃生命的要求是合理的。超脱主义难以避免这样的结论：绝对的超脱现世，唯有否弃在世的生命。既然问题只在于离弃这个虚无的在世，如何离弃就无关紧要了。德国哲人迈因兰德（Mainlander）读了叔本华的书后马上自杀，可谓相当真诚。既然在世就是虚无，就是生、老、病、死、苦、业、无明，有什么理由继续活在世上？既然意义之光就是生命的解脱，自杀不正好是方便？
超脱主义并不倡导自杀，但所有超脱主义、厌世主义在逻辑上都无法避免肯定自杀。靠解脱来摆脱世界的虚无和无意义，必然推导出整个人生自绝的合理性。否则人就只有靠自我欺骗苟活，这又必然引导出人类的不真诚。
肯定世界虚无的哲学，难免推导出虚妄的信念。
世界本身的确无意义可言，但人的现实性恰恰出现在否定虚无现世的意义活动中，诗是这种意义活动的原初方式；人天生贪恋现世，主动为世界提供意义，诗便产生了歌唱的言语是大地自恋的欲望，即便歌唱超脱和厌世，也是贪恋现世的欲望，真正的超脱和厌世拒绝言语的世界，诗的世界属于那些在现世中感到不安、又不愿离弃现世的人的世界。超脱现世和认同现世的人都不需要诗，唯有既不认同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靠诗活着，靠诗来消除世界对人的椰榆，把世界转化为属己的、亲切的形态
诗是人给自身赋予意义的活功。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堪称精辟：比起历史的真实，诗更为真实，诗提供意义的真实在柏拉图那里，诗虽然被说成对本质之域的善的影子的摹仿，毕竟诗人还被称为神灵附体的人。孔子说，诗不仅表达人生在世的怨愤和忧伤，而且感发人的心智，使之趋于道德规范，使人的自然存在转化为伦理状态。这些古代先哲关于诗的见解至今有效。诗感发人心在虚无的生存世界的忍受中直观到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不安于现世又不肯离弃现世的人在生存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片面和灾难性的际遇中，与如歌的真实相遇。诗的经验是突破日常经验而又不离开日常经验的超越经验，是对有可能实现的意义秩序的呼唤。
诗的语言翻转生存世界的语言，在对整体的世界意义的期待中重构生命。从日常的现世虚空进入歌唱的现时状态有如祈求意义的冒险，诗的活动随时可能丧失现世，成为一种意义图式，在这个图式中，一切应该实现的都是真实的存在。
①在本书中，“诗”是在原初意义上来使用的，指通过语言的诗化活动建构意义世界的目的行为，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语言艺术形式。
②参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1983年版，第20页。
虚无世界的意义赋予有赖于诗人的活动，诗人的吟咏歌唱把信念赋予世界。与常人不同，诗人懂得世界没有意义、通过主动赋予世界以意义来向世界索求意义。意义和真实价值不是世界的本然因素和自然构成，但应该成为世界的构成要素。Welt hat kein Herz；und Durnmkeit war’s；ihr gram drum sein（世界没有心灵，为此埋怨它实在愚蠢！——尼采）真正的诗人都懂得，使世界的浑浊显出透明性正是自己的使命。诗人置身于世界的虑无，却以诗的言说突破世界的虚无，通过诗的自言自语否定现世的语言。这种诗的否定不是否弃现世生命的有限性，而是对它的诗意再确认，把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绝对价值引入生存之